大城市总是很容易堵车，在我所在的城市里，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建国前极宽阔的主干道在改革开放后变成了梗阻的小肠，特别是汉中门那一段，怎么也通畅不了。
由于堵车和城区里动辄七八十秒的红灯，每次等待的时候都会有人拿着小卡片在快车道穿行，将卡片塞进挡风玻璃下面。这是新衍生出来的行业，一种不需要与潜在客户交流的，完全强行的推销。
老张就是负责干这个的。
初夏的快车道，他系着个腰包，一手拿着小卡片，一手抓着一大把栀子花，七点半早高峰就开始工作。男司机直接塞卡，女驾驶员则要多一个步骤，他会举起左手的栀子花在车窗前晃晃，好像花香可以穿过玻璃一样。如果有人摇下车窗，他就把右手的小卡片放进腰包里，腾出手举出个五，一把栀子花五元。运气好的话，一天可以赚上个百十来块。
老张五十岁出头，是个哑巴，但是不聋。没人在意他怎么哑的，也根本没什么人发现，他的工作不需要对话。夜幕降临，他就回到城中村里。和那些拖家带口的打工仔不同，他总是一个人，一个人喝酒一个人抽烟一个人看电视。单看行为有点像流窜犯，但眉宇的正气为他挡了些流言蜚语。妇女们背地说他是可怜人，毕竟从未见他有什么朋友或女人。但具体怎么个可怜法子，妇女们也说不上来。
不过现在有的说了。因为老张死了。
死法正如大家所预测的那样，正如被他塞小卡片的车主咒骂的那样，他是在凌晨经过那条白天堵塞至极的路口时被撞死的。肇事司机没有逃逸，救护车也来得及时，只不过抢救室都没待上半小时，就宣布了死亡。
警察搜遍了他全身没看见身份证，去老张出租屋里想确认身份信息联系死者家属，发现了一摞未寄出的信和汇款单据。
信的字迹歪歪扭扭，大多也都是些琐事和问候，看落笔日期，这些信攒了有十几年了。钱都是汇给一个女人的，前后足足也有十来万。女人叫王芳，和信里的收件人名称一致。户籍警查他的身份证号，老张并没有婚史，老家在外省县城，没有单位，也没有不良记录。他们只好到银行查这个王芳的联系方式，希望得知更多有效的信息，毕竟人死了。
电话接通，是个男人接的。听说是派出所找王芳，男人骂骂咧咧，叫女人来听电话。
“喂，您好。”标准的普通话。
“我们是派出所的，你认识张立仁么？”
“我……我不认识，怎么了？”女人声音吞吞吐吐，明显有隐情。
“张立仁死了，你知道怎么联系他的家属么？”
“死了？！他死了？！”“嘟——嘟——嘟”电话 变成了忙音。
见过哭的天崩地裂的，见过冷静的像没事人的，没见过挂电话的。民警们也一头雾水。
除了这个叫王芳的女人，派出所再也查不出任何关于老张的有效信息。
据老家那边派出所反馈，他父母双亡，没有兄妹，连老宅和那两亩地早几年都给拆光了。他的尸首在停尸房足足待了一个礼拜，由于无人认领，只得火化，火葬场拿了个最便宜的小盒，把骨灰装在里面。
三个月后，肇事司机态度积极，民政局代表国家替老张收了死亡赔偿金，把老张作为流浪人口结案了。依照法律规定，流浪人员意外死亡，其遗物归属民政局。
这就是结局。
本来这个故事还应该衍生出多一些的故事。
比如那个女人是谁，和老张什么关系，痴情的人总有原因。甚至为什么老张会出现在深夜的街头。
但没有，什么都没有。
没人去深究这些。他们只停留在街头巷尾的议论中，停留在女人门口择菜时长吁短叹八卦的猜测中。平时经过这条路的上班族们只是好奇，平时一边插小卡片一边卖花的男人，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毕竟人们爱发声，人们不爱思考。
深究些什么，太麻烦了。
老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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