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用生动的散文笔法来写历史事件，既不失史实的揭示与现实的借镜功能，又将春秋笔法融入现代性思维。
为读者开启一扇窥探深邃而富有趣味的历史窗口，从中返观历史真相、洞察人性沉浮。
黄仁宇，湖南长沙人。早年辗转于求学、从军之途，其后赴美研习历史，于一番逼仄煎熬之中提出大历史观。
主张要“从技术人上的角度看历史”，而不能简单地以道德评价笼罩一切。
什么是大历史观?作者在书中写到，
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万历十五年》已经初步采取这种作法。所以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
“大历史观”里大历史像是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一个微小的变化能影响事物的发展，说明事物的发展具有复杂性。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书名 “1587,AYear of No Significance” 中译则为《无关紧要的一五八七年》，无关紧要的一年可能就是蝴蝶效应的源头。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
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
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
因为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蛰。
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
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张居正不让他习字，申时行不让他练兵，那么他贵为天子并且在年轻时取得了祖宗的身份。
这一切使年轻的皇帝感到他对张居正的信任是一种不幸的历史错误。张先生言行不一，他满口节俭，但事实证明他的私生活极其奢侈。
以皇帝的身分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万历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其动机是出于一种报复的意念。
然而文官们的意见又岂能完全忽视？他们是本朝政府的支柱。全部文臣既以伦理哲学作为基础推行了现今的统治方式
他（申时行）的老成来自长期处理各种人事经验；这种经验，使他深知我们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
首辅申时行虽然提倡诚意，他对理想与事实的脱节，却有一番深切的认识。他把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称为“阳”，而把人们不能告人的私欲称为“阴”。
用本朝的历史，引证凡是和文官集团公开作对的人，没有一个能得到善终。即使是皇帝最亲信的人，迟早也会被大众清算。
申时行所始料未及的，就是万历皇帝比他申先生又更高一手，他看透了这种斗争的真情实相，知道自己生气都属无效，莫若用“无为”的办法，对付所有的纠缠，因之他的消极也越来越彻底了。
李贽是儒家的信徒。他此后（剃发为僧）的言行实际上代表了全国文人的良心。
他的所谓“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不过是要求高级的官僚以其实际的政绩使百姓受惠，而不是去高谈虚伪的道德，崇尚烦琐的礼仪。但这并不表示李贽自己有意于实践，而只能表示他是一个提倡实践的理论家。
李贽的悲观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
和很多同僚不同，海瑞不能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美至善的道德标准，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
戚继光的天才，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法避免；而他的成功，也在于他善于在技术上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
在这个时候，
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
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
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
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
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
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以上《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吴思《潜规则》有如下论述：
社会在正式规定的各种制度之外，在种种明文规定的背后，实际存在着一个不成文的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一种可以称为内部章程的东西。恰恰是这种东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定，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
这也可以回答，为什么以道德代替法制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