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学史上有这样的一个争论，那就是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到底是什么关系，说法莫衷一是，意见无法统一，因为苏格拉底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他认为与其留下著作给后人看，还不如直接传授同时代的人们以知识，再由他们传给后世来的直接，于是这给我们考证苏格拉底造成了难度，关于他的史料来源，我们只能研究古人的记述。其中研究柏拉图的著作，无疑是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柏拉图的著作都被幸运地保存了下来，西方的学者们经过对这些著作长期认真地讨论与考证，基本达成了一致的观点：包括《申辩》篇在内的二十六篇对话是真的，十二封信中只有七封信被认为是真的。

柏拉图二十岁师从苏格拉底,当时是公元前409年，直到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背处死，二十年的丰富的所见所闻，及师门中学到的东西和对话，他都一一记录下来。这本是合情合理的事情，更何况在老师去世后，这份记录又有了一层纪念意义。这种记录不是当场速记，也不是即时追记，而是多年后凭记忆的补记，有些甚至是由别人转述而来。其中如果有不准确的地方也非常正常。而按照自己的理解的补充相信也一定非常多，但这完全不能构成我们怀疑柏拉图论述的真诚性和苏格拉底智慧的真实性。亚里士多德也强调有两件事应归结于苏格拉底的名下：归纳性的论证和普遍性的定义。但这是否就意味着此外都不是苏格拉底的思想呢？当然不是，事实上，亚里士多德还曾研究过苏格拉底的其他思想，而且这些都可以从柏拉图的著作中得到验证。苏格拉底的主要学说观点，都是在柏拉图的著作中。柏拉图的思想是苏格拉底思想的继承与延伸。他们的思想虽有着密切的练习，但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区分。而这种区分的依据，同样在柏拉图的著作中。

在柏拉图的著作《柏拉图对话》中很大一部分是以苏格拉底为主角的，是苏格拉底以与别人对话方式阐述自己的观点。这部分对话包括全部的早期对话。这就为苏格拉底的存在提供了一个可靠地证据。但在《巴门尼德》篇中，情况又出现了变化。

《巴门尼德》中主要发言人是爱利亚学派的哲学大师巴门尼德，而不是苏格拉底。该篇的第一部分涉及了亚里士多德的一些问题，而最重要的是批评了苏格拉底的理念论，揭示了它的矛盾；第二部分又揭示了爱利亚学派的基本主张“万物归一”的内在矛盾。在我们研究这片对话时，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当时的苏格拉底太年轻，只有20多岁，可以说是少年天才了，不可能有如此成熟的理念论思想等的矛盾困难。所以许多哲学家未能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既然这样，那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假设性地探索《巴门尼德》篇的历史真实性与可靠性。

我们可以大胆做一个假设：假设否定派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也出现了一个问题：柏拉图为什么要用自己老师的名字发表意见，使自己的主张变得无法捉摸呢？这一点同样在解释《巴门尼德》篇时有所体现。假如柏拉图在此时已放弃了苏格拉底的理念论，转而倾向于毕达哥拉斯和爱利亚学派，因此选择巴门尼德作为自己的新代言人，那该篇第二部分巴门尼德又为何对自己的学说进行自我分析和检讨呢？如果承认柏拉图从写《柏拉图对话》到《巴门尼德》存在思想的变化，那么意味着他曾坚信“理念论”。这难道不正是说明了苏格拉底的理论曾真实存在吗？

对苏格拉底的否定者们都认为，苏格拉底并不是什么哲学家，充其量是一个政治家，柏拉图是继承和发扬了他的思想。但我们在考察研究过柏拉图、色诺芬这些同时代的后辈的记述，或是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形象，抑或是后来的亚里士多德、第欧根尼*拉修斯的论述，我们认为苏格拉底作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是毋庸置疑的。苏格拉底创立了一个新的学派，而柏拉图将这个学派发扬光大。准确地说，这是一个变革。如果细分的话，我们应该把基本的理论变革方面归功于苏格拉底，而将具体的展开方面归功于柏拉图。苏格拉底的学说主要侧重于伦理方面，而柏拉图一面坚守苏格拉底的道德、国家、法律等思想，一面又把苏格拉底的哲学原则指向物理的存在的领域。比如柏拉图对话中《智者篇》里，着重谈了存在，但在这篇对话中，苏格拉底却只是个听众。由此可见，柏拉图此时的思想已超过苏格拉底主要哲学思想范围了。

知识论是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共同研究领域，不同的是，苏格拉底认为这个真理的最后依据在伦理与道德中，而柏拉图则回归爱利亚学派的立场，以万物为本源的存在为根本的出发点。

苏格拉底有柏拉图这样一个同样富有智慧，在哲学方面有极深造诣的学生，是幸还是不幸？人们可能把一切成就，甚至创造性都归到柏拉图身上。结果徒弟成为分水岭一样的人物，而老师却成了莫衷一是的争论对象，但是，这件事的责任并不在柏拉图，他对苏格拉底一直十分崇敬和虔诚。

历史的烟尘已缓缓散去，但这些哲学名家的智慧却像灯塔一样照耀着我们继续前行。

小思考：也许看这个故事的也有许许多多想柏拉图一样成就高于自己的老师苏格拉底的，可以评论区分享一下曾经为学生时，那些被老师感动的瞬间，也许现在的你已经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