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年纪的老臣韩琦永远不会想到，自己今生还会有宰执以外的第二重身份——给新官家当爹，成为那个他内心缺失一角的替补者。一把年纪的老臣韩琦同样更不会想到，自己官场生涯因此迎来了一场巨大的转折。替补者、宰执，这两重身份是如何出现在治平年间的韩琦身上的？让我们把目光投回到仁宗驾崩的第二天，从那天发生的事情开始说起。
赵祯驾崩的第二日，在赵祯的灵前，宰相韩琦、欧阳修带领群臣来到赵祯棺椁前，韩琦首先神色肃穆地宣读了赵祯的遗命，一个病人，一个随时可能发疯癫狂的病夫，坐上了这个象征最高权力的位置，但在此刻朝堂的诸位君子眼里，这个叫赵曙曾经是赵宗实的新官家，是一个稳重值得信任的人。但所有人还没礼毕，赵曙突然就从御座上站了起来，丢掉头上的长翅帽，披散着头发，赤着脚，双眼血红，一路蹦跳着，向着那个近在眼前的灵位——赵祯的牌位走了过去，很快，一声巨响把所有大臣的注意力全都拉回到现实里来，那个被他们视为孝子的新官家赵曙狠狠摔碎了赵祯的长生牌位，神情癫狂地冲天大笑“你们要孝子，要官家，现在你们有孝子了，也有官家了！”癫狂之状，就像昔年一把大火点了汴京大内的太宗之子赵元佐一般，眼前的一切实在是超出了诸位朝臣的认知，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个癫狂大笑的新君又哭又笑，看着他又唱又跳，癫狂的哪还有前几日那个不慕权力的低调宗室的样子？治平年代，这个在史册里只有四年的如流星一般划过的时代，就这样在一个病夫的癫狂大笑和狂叫里，拉开了它的帷幕。
第一个冷静下来的是韩琦，他冲上前去死死抱着癫狂的新君，大声呼唤内都知张茂则，让他们立刻扶官家回寝殿去休息，历经无数次风波的老臣韩琦，什么场面没见过？但是今天这场大闹灵堂摔牌位的操作还是让他大脑短暂宕机了，但是，他不能乱，他还要拿主意，还要收拾大闹灵堂后的残局。不然，大家指望谁？那个嘴在前边跑脑子在后面追的大嘴巴欧阳修？他不添乱就谢天谢地了。
“上一次疯癫欲狂的君主还在什么时候？”赵曙被扶下去休息后，富弼问身旁的文彦博
“上一次，那还得是真宗年间了，天书出世以后”文彦博还想说什么，却被司马光喝住
“真宗皇帝乃我朝二祖四圣之一，彦国，宽夫，不得谤议先君！”司马光的话硬生生把富弼和文彦博二人到口的天书事件的回忆，在这一刻都噎了回去，他俩只能幽怨地看着司马光，但却从司马光的语气里读出了一种微妙而危险的讯号，他们这些老前辈退下后，新一代的政治家们可能将会是不再宽容，充满对立的一代人，宽容时代即将远去，继之而起的将会是越来越收紧舆论的新时代。
就在赵曙回宫休息后不久，一道旨意被从宫内发了出来，这道旨意中枢宰执们都不知道，直接绕过了正常的政事堂廷议程序，就这样被发布了出去，旨意的内容很简单，驱逐赵宗祐等等一干人出濮王府，并且将他们的名字从濮王一脉的谱系上面永久抹除，这样事关重大的决定，韩琦等一干中枢重臣居然一无所知，发出这道旨意的时候赵曙很清醒，并不是又发了狂症，他的复仇从这一刻才真正开始，驱逐自己出宫归家时对自己冷言冷语的所谓的兄弟，这只是一个开始，很快，所有曾经冷遇他的人，统统都要为曾经的冷遇付出承担不起的巨大代价。
当一个皇帝试图绕开他最忠实的臣僚们，试图自己直接决断问题的时候，危险讯号也随之而来，封建时代皇权至高无上，文臣和武将是封建社会帝制的左右手，经过考试出身的知识分子们左右着这个国家的政策方向和前进方向，武将们则是保卫着这个国家，而君主自己，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主受万民供养，本应当有超越一切政治派别和利益的视点，皇帝之言，一言可福万民，而皇帝之念，一念也可祸四海。绕开政事堂直接下旨，看似只是一个简单的违反程序的行为，实则是一个病人在挑战，在破坏权力制衡体系，就像一只试图冲破密笼为所欲为的金丝雀，当制衡失效的时候，也就是皇权为所欲为的时候，也将是一个王朝政治文明衰变没落的开始。
政事堂的诸位相公被绕开，赵宗祐正在濮王府门外口沫横飞吹嘘自己家的弟弟成了官家，就好像完全忘记了自己曾经如何冷落弟弟——十三弟赵宗实，如何讥讽他的，吹嘘的话还没说完，朝廷旨意就到了，赵宗祐迫不及待要听，但是旨意念出来的一刹那，赵宗祐的血液好似瞬间被冻结了，“削去赵宗祐等一干人等宗籍，贬为庶民，子孙不得参与科举入仕”这等于把赵宗祐自己乃至他那一脉子孙后代都给宣判了死刑，至少在赵宗实一脉坐在这个位置一天，他们一脉就彻底完了，赵宗祐呃了一声眼前一黑倒了下去，濮王府里乱作一团，今天以后，一些人将永远失去这里锦衣玉食的生活，也将永远被这个帝国拉入它的信用黑名单，那个病人，那个被兄弟讥诮的十三团练，正在用权力宣泄他复仇的怒火。
复仇的怒火一旦点燃，不焚尽一切，它是不会停歇脚步的。
当一个王朝的最高统治者，那个本应超脱政治派别的仲裁者，选择了将个人情感好恶凌驾于权力体系之上，权力从皇帝百姓共有之器，就不可避免地转变为皇帝的私物，一切宽仁都将不复存在。
不宽容的氛围，不是仅有朝堂上的病夫皇帝如此，士林里也有了这样的苗头。
事情是欧阳修这个大嘴巴惹出来的，他给范仲淹写的墓志铭里，有这样一段，范仲淹见到了年老的吕夷简，二人承认当年的争斗实为意气之争，欣然相和。这篇墓志铭即将刻上石头的时候，范纯仁审校的时候看到这段，大为恼火，父亲范仲淹是士林的偶像，岂能和吕夷简这奸贼相和？于是他笔直接勾去了这段欧阳修虚构的历史往事，然后才让工匠刻碑，当欧阳修看到碑文被改动的痕迹后，他长长叹了口气，回去以后，他对韩琦说了此事，并对韩琦说，宽容共识被下一代拒绝了，连一段已故之人相和的虚构记载都不能容，何况活人的差错呢？韩琦久久无语，桌上的福建路团茶从香气袅袅到凉透，二位相公都没有心思去动一口，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和焦虑笼罩在他们的心头，一个不许不同声音不许批评说话的年代即将到来，士大夫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依附皇权，要么继续独立思考，但后者肯定在将来会被排斥和不容，未来的大舞台将不是君子满朝，将会是小人和投机者的狂欢。
在对赵宗祐清算后，那个王座上的病夫并未因此而满足，他已经失去了理智，他下一步就是要求所有仁宗的子女亲属都从宫内搬离，他一个都不想看见，不管具体是谁。在这些被要求强制搬离的人之中，就包括他被宫内人冷遇时，在他小时候两度出宫入宫时，和他关系融洽的福康公主，彼时，福康公主因为家暴和错误的婚姻神经受了刺激，正是无法自己正常生活的状况，但那个王座上的病夫并未有因此想起姑姑福康公主曾经对自己的照顾和关爱，他已经失去了理智，只要是和仁宗有关的一切，他的反应都只有三个字——退！退！退！这也给宗室留下了一个极坏的印象，他们传言汴京城王座上坐着的那个皇帝赵曙，不仅仅脑子不好使，还是个恩将仇报的暴君，皇族间的互信和凝聚力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降到冰点，也烟消云散。
王座上的病夫，正在用权力，把清算和复仇的快感散布向这个国度的每一个角度。复仇是毒药，它带着甜蜜，但却会开启无限清算的大门，正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更可怕的是，皇帝的私愤和权力的结合，完全终结了仁宗之世那个超脱利益派别的最高仲裁者形象，当皇帝拒绝作为一个调停人，不再充当一个倾听者的角色时，政治氛围将会变得危险而冷酷。往轻了说，对事不对人，往重了想，对人不对事，我解决不了具体的国计民生问题，我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还不简单？都没人提出问题，那不就没有问题了吗？这便是，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不远的将来，这个王朝的人们，都会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
面对疯癫狂症大发的新君赵曙，韩琦无奈之下只能采取特殊方式，那就是请曹太后走到前台垂帘听政，实则是让曹太后扮演了一个影子君主的角色——确保赵曙病中国事仍旧正常处理，国家仍能正常运作，这是当下状况的最优解。但，韩琦漏算了一点，曹太后是什么人？一个有权力欲的政治女性，还同时是一个无一儿半女的老寡妇，权力有时候不仅仅是病者的春药，更是一个无儿无女的老寡妇最后的救命稻草，这决定做出来容易，但要让曹太后将来还政，那将会难于上青天。
韩琦很快就知道，自己面临的不仅仅是一个癫狂的新君，更是一个心理还是小孩的君王。当韩琦拿着需要处理的事项去请示曹太后的时候，却看到曹太后在哄赵曙吃药，但赵曙就是不吃，紧闭着嘴，甚至一把推开药碗，这一推直接让药碗翻倒了，药汁撒了韩琦的一身，那紫色的官袍上棕色的药迹是格外的刺目，曹太后连忙向韩琦道歉，同时要宫人取来干净衣服让韩琦换上，韩琦哪里敢穿，这些衣服可都是仁宗遗物，真要是穿了，明天司马光能在奏札里骂死自己的行为。面对这个心智还是无知童蒙的新君赵曙，韩琦的脑袋真的是一个比两个大，这比天书时代的真宗难办多了，真宗好歹是成熟的成年人，天书运动只是他找回颜面和全国官员百姓合演的一台唱作俱佳的政治大戏，眼前这个新君完完全全就是个心理还没断奶的，这样一个又癫狂又心智不成熟的君王，真的能胜任自己的身份吗？对此，韩琦不敢完全报以乐观的看法。
韩琦的尴尬，很快扩散到了朝廷中枢，又一个面对这样窘境的人是司马光。天家之事从无小事，皇帝的家事和封建时代的国事，是绑定的，不可能分开分清。只是，司马光比韩琦这个老前辈的尴尬来说更为窘迫，因为，他要面对家事，还是不一般的家事——高滔滔和曹太后的冲突问题，看似是儿媳和婆婆之间的问题，实则远超一般的婆媳冲突。曹太后所谓的婆婆只是一纸官文的名义，她从来不曾关心过赵曙还是皇嗣时的生活处境，现在突然间就成了所谓的“妈”，赵曙更无法接受这个冷漠的老太婆成为自己的“妈”，他只认自己在濮王府的母亲，就是那个出身低微母凭子贵的亲生母亲，活着的李宸妃和刘娥，又一次出现在了君主的家事里，当初李宸妃和刘娥的问题就搞得仁宗初年满堂风雨，现在的状况更加复杂，不仅赵曙不认曹太后的母亲身份，高滔滔更加不认，只因为她见过许多自己心爱的这个男人夜半崩溃的时刻，而这些崩溃时刻究其缘起，都是仁宗和曹皇后的行为导致的，不满的积蓄，结果就是高滔滔成为皇后后居然从不看望曹太后一次，把她当空气。
欧阳修的书桌上正放着一封奏札，这封奏札来自于司马光。“仁宗大行已近一月，为何还不派出告哀使者去辽国通报？辽国人会怎么想？政事堂的诸位相公？”欧阳修看完奏札将奏札丢回桌上，沉吟不语。司马光难道不知道暂时隐瞒事实严重，还是让辽国知道新君赵曙是个疯癫欲狂的人更严重？司马光难道忘记了仁宗晚年对着辽国使者说话颠三倒四淌口水的模样，差点惹出外交争端来吗？年轻人忧心国事是好事，但也要分清轻重缓急，不能为了一个所谓的失信问题让辽国人发现大宋的新君是个疯癫欲狂之人，那样大宋被嘲笑国中无人都算是轻的。于是，司马光这道奏札被欧阳修扣住，不做理会。
此刻，这个被大家认为疯癫的新君赵曙，他在干什么呢？他正在御书房听程颐讲学，程颐，一个坚守儒家伦理道德的坚定儒者，这种坚定一度让人觉得他迂腐无法与之共处的地步。“先生，如果一个养子继承了养父的家业，却不承认养父选择相认生父，古之圣贤对这点是什么看法？”程颐讲完今天的这段《孝经》准备离开时，赵曙出声问道。程颐略一沉吟，回复赵曙道“官家，这是个道德伦理问题，如果您想知道之前的历代学者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我明天就能告诉您。”就连程颐这样恪守儒家礼教道德的人，都没听出来赵曙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提问。
一场风暴即将到来，只是人们还在各自忙碌着自己的事情，看不到天空里的黑云压城城欲摧，也看不到即将来临的疾风骤雨。
如果说，为了复仇，赵曙选择了权力，选择了服下仇恨的毒药，那么他的皇子颍王赵仲针的选择就比父辈的赵曙更高明。赵仲针的选择是“你们看不起我父亲，我知道，我也承认，但我会用丰功伟绩让你们闭上你们质疑我们的臭嘴，会让你们跪地对我和我父亲一脉唱征服”于是，赵仲针把目光投向了这样四件事情——志在西北，收复幽燕，制礼作乐，开万世之太平。西北灭西夏，北伐复幽燕之地，制礼作乐开文教盛治，立规定制让天下百姓康乐，全部实现了以后，天下人和宗室，有谁还敢看不起自己和自己父亲？到时候自己一脉只怕要和汉朝时的太宗文皇帝刘恒相提并论，成为宗室王入继大统开万代太平的典范来评述，自己父亲的出身低微，到时候史家也不会再看不起，会以一种充满敬畏和称许的态度来评述，仁宗盛治算什么？我要做第二个汉文帝刘恒，要建立一个有汉文之民生，有汉武之武功煊赫，而无汉武末年之危辱的太平盛世！这就是赵仲针的大有为之心，只是这样的大有为对于大宋，是福是祸？此刻还无人能知道。
回家后，程颐也没有闲着，他立刻去翻阅典籍，寻找赵曙问题的答案——“先生，如果一个养子继承了养父的家业，却不承认养父选择相认生父，古之圣贤对这点是什么看法？”答案很显然，从汉代的董仲舒开始，历朝历代的先哲贤人都是明确反对态度，董仲舒在春秋决狱里对此提出的结论是《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诏不当坐。”意思就是说这样的行为是严重违反礼法践踏孝道伦常的，在这之后，程颐继续往后查阅，魏晋南北朝到唐朝时期的人对这点的看法是养子需“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背弃养父即“绝宗祧”，违背“孝悌”核心价值，也就是说这样的行为是让那个养父一脉断绝香火，是严重不孝的行为，但是程颐也看到唐朝人对此提供了例外的说法——杜祐说“生父不能长育，于义已绝，虽养亦非亲。”如果养父没有任何父亲职责的实际表现，那么养子与其断绝关系，那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程颐把这些观点记录下来，准备明日带进宫中在御书房给赵曙讲孝经的时候，讲与官家赵曙听——直到现在他还没回过神来自己也被赵曙钓了鱼了。而杜祐的观点，将会成为赵曙否认赵祯养父身份的致命一击，这点完美契合赵曙的经历，几乎让人怀疑杜祐预知未来给宋朝的赵曙提前打了补丁。
一旁听了官家问题的程颢看着程颐如此认真梳理典籍观点，他听到那个问题就知道这是个有陷阱的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问题，但是他张了张嘴，还是没有说话，只是眼神多了一点对兄长程颐的怜悯。
而在司马光这边，两宫失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曹太后和高滔滔的矛盾是明摆着的，两人之间的矛盾是司马光劝和不了的，这种矛盾发展到最后，曹太后有了一个很危险的过激想法——她在韩琦 富弼 文彦博 欧阳修等政事堂的朝廷重臣请示政事的时候，突然哭哭啼啼说赵曙如何如何言语上不尊重自己，要求他们支持自己废帝另立新君，结果欧阳修毫不客气怼了过去——这是病人发病的胡言乱语，儿子有病，你当娘，怎么你还要跟病人的胡话计较？你怎么不去计较先皇仁宗说你和张茂则谋大逆？是不敢吗？即便素养如曹皇后这样的政治女性，对欧阳修这番话也是气的脸色绯红，就要当场发作，韩琦见状连忙打圆场，“太后处理国事的功劳都在我们心里记着，官家只是一时害了病，不要和他计较，官家肯定对您的牺牲付出心里有数的，您是深明大义的女性，欧阳修虽然言辞偏颇，但毒药苦口利于病啊”一番话说的曹皇后完完全全熄了火，一场巨大的危机就这样被韩琦的话语消弭在无形之中。
治平元年的春日祭天大典前夕，恢复理政已两月的赵曙提出要亲赴南郊祭天。这本是新君确立权威的重要仪式，韩琦已命礼部筹备月余。然而典礼前三日，曹太后突然以"官家病体初愈不宜劳累"为由，下懿旨要求改由宗室代祭。
"太后此举欠妥！"司马光在政事堂手持懿旨，面色铁青："祭天乃天子承天命之重典，岂可因一己之疑而废国之大事？"他当即挥毫写下《请依典制亲祀疏》，直指太后"以私妨公，以情乱法"。
韩琦接过奏疏时苦笑："君实啊君实，你这一笔下去，两宫嫌隙怕是再难弥合。"但他仍将奏疏呈入禁中。次日曹太后召见韩琦，将奏疏掷于案上："司马光莫非以为哀家要学吕武临朝？"韩琦从容拾起奏疏："太后若真有意临朝，又何必当初还政？司马光所言虽直，却是一片公心。"
这场争执最终以赵曙带病祭天告终。但祭典上发生的一幕更令人心惊——当赞礼官高呼"拜仁宗皇帝"时，赵曙竟站立不动，任由香烛在手中燃尽。
真正的风暴在治平元年六月来临。那日朝会上，赵曙突然打断枢密院汇报西北军务，抛出酝酿已久的问题："朕昨夜读《礼记》，见'为人后者为之子'一句，甚为困惑。若嗣子既为人后，当以所后为父，或以本生为父？"
殿内顿时死寂。富弼率先出列："自古过继之礼，皆以所后为父。汉宣帝继昭帝后，尊昭帝为皇考；光武帝继元帝后，尊元帝为皇考。此万世不易之典。"
赵曙轻笑一声："富相公可知汉宣帝追尊生父曰皇考，立寝庙于民间？"这话让老臣们悚然——皇帝显然有备而来。
退朝后，政事堂内争论激烈。欧阳修认为："礼缘人情，恩义兼重。可称生父为皇伯，追尊濮王。"司马光立即反对："既继大统，便是仁宗之子。若尊濮王为皇考，置仁宗于何地？"
韩琦始终沉默。他想起那日程颐在经筵上的讲解："杜祐云'生父不能长育，于义已绝'..."突然惊觉皇帝早就在为今日铺垫。
次日程颐呈上《濮议答问》，系统论证"恩义重於名分"的观点。这份经学论文很快在士林流传，成为"皇伯派"与"皇考派"论战的理论武器。汴京酒肆中，太学生为"该尊谁为考"争得面红耳赤；州郡驿道上，快马传递着两派大臣的奏疏。
曹太后闻讯大怒，下懿旨斥责："岂有以藩王为皇考之理！"高滔滔则公开支持丈夫："陛下孝思罔极，追尊本生乃人子常情。"两宫矛盾彻底公开化。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七月望日。赵曙在垂拱殿召见宗室元老，濮王遗孀韩夫人突然伏地痛哭："老身尝闻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陛下欲尊濮王，岂非忘仁宗择嗣之恩？"这番话引得满殿唏嘘。
赵曙面色苍白地起身："夫人所言极是。然朕尝闻：父生子不养，义已绝於初。仁宗既弃朕於濮邸十三年，今日又何必以父子相称？"说罢竟拂袖而去。韩琦追至后苑，见皇帝正对濮王画像焚香。紫烟缭绕中，赵曙喃喃自语："爹爹看见了吗？他们都不许儿认您..."这一刻的皇帝，不再是癫狂的病夫，也不是复仇的暴君，只是个渴望父爱的孩子。
老宰相悄然退下。他明白这场濮议早已超越礼法之争，成为一个心灵创伤者最后的自救。但韩琦更清楚：当皇帝将私人情感注入国家礼制，大宋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君臣共治"格局，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深秋的汴京，濮议风暴愈演愈烈。司马光连续十次上疏乞罢濮议；欧阳修遭台谏弹劾"曲阿君意"；甚至程颐也因卷入争议被迫辞去经筵职务。而赵曙在重阳节宴会上，当众称呼生父赵允让为"皇考"——这场精心策划的舆论战，终于图穷匕见。
韩琦站在政事堂院中，望着枯叶纷飞。他知道自己将面临一生最艰难的选择：是维护礼法捍卫仁宗正统，还是理解皇帝成全人子之心？老宰相仰天长叹，片片落叶仿佛化作史册纸页，记录着这个走向分裂的治平年代。一把年纪的老臣韩琦永远不会想到，自己今生还会有宰执以外的第二重身份——给新官家当爹，成为那个他内心缺失一角的替补者。一把年纪的老臣韩琦同样更不会想到，自己官场生涯因此迎来了一场巨大的转折。替补者、宰执，这两重身份是如何出现在治平年间的韩琦身上的？让我们把目光投回到仁宗驾崩的第二天，从那天发生的事情开始说起。
赵祯驾崩的第二日，在赵祯的灵前，宰相韩琦、欧阳修带领群臣来到赵祯棺椁前，韩琦首先神色肃穆地宣读了赵祯的遗命，一个病人，一个随时可能发疯癫狂的病夫，坐上了这个象征最高权力的位置，但在此刻朝堂的诸位君子眼里，这个叫赵曙曾经是赵宗实的新官家，是一个稳重值得信任的人。但所有人还没礼毕，赵曙突然就从御座上站了起来，丢掉头上的长翅帽，披散着头发，赤着脚，双眼血红，一路蹦跳着，向着那个近在眼前的灵位——赵祯的牌位走了过去，很快，一声巨响把所有大臣的注意力全都拉回到现实里来，那个被他们视为孝子的新官家赵曙狠狠摔碎了赵祯的长生牌位，神情癫狂地冲天大笑“你们要孝子，要官家，现在你们有孝子了，也有官家了！”癫狂之状，就像昔年一把大火点了汴京大内的太宗之子赵元佐一般，眼前的一切实在是超出了诸位朝臣的认知，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个癫狂大笑的新君又哭又笑，看着他又唱又跳，癫狂的哪还有前几日那个不慕权力的低调宗室的样子？治平年代，这个在史册里只有四年的如流星一般划过的时代，就这样在一个病夫的癫狂大笑和狂叫里，拉开了它的帷幕。
第一个冷静下来的是韩琦，他冲上前去死死抱着癫狂的新君，大声呼唤内都知张茂则，让他们立刻扶官家回寝殿去休息，历经无数次风波的老臣韩琦，什么场面没见过？但是今天这场大闹灵堂摔牌位的操作还是让他大脑短暂宕机了，但是，他不能乱，他还要拿主意，还要收拾大闹灵堂后的残局。不然，大家指望谁？那个嘴在前边跑脑子在后面追的大嘴巴欧阳修？他不添乱就谢天谢地了。
“上一次疯癫欲狂的君主还在什么时候？”赵曙被扶下去休息后，富弼问身旁的文彦博
“上一次，那还得是真宗年间了，天书出世以后”文彦博还想说什么，却被司马光喝住
“真宗皇帝乃我朝二祖四圣之一，彦国，宽夫，不得谤议先君！”司马光的话硬生生把富弼和文彦博二人到口的天书事件的回忆，在这一刻都噎了回去，他俩只能幽怨地看着司马光，但却从司马光的语气里读出了一种微妙而危险的讯号，他们这些老前辈退下后，新一代的政治家们可能将会是不再宽容，充满对立的一代人，宽容时代即将远去，继之而起的将会是越来越收紧舆论的新时代。
就在赵曙回宫休息后不久，一道旨意被从宫内发了出来，这道旨意中枢宰执们都不知道，直接绕过了正常的政事堂廷议程序，就这样被发布了出去，旨意的内容很简单，驱逐赵宗祐等等一干人出濮王府，并且将他们的名字从濮王一脉的谱系上面永久抹除，这样事关重大的决定，韩琦等一干中枢重臣居然一无所知，发出这道旨意的时候赵曙很清醒，并不是又发了狂症，他的复仇从这一刻才真正开始，驱逐自己出宫归家时对自己冷言冷语的所谓的兄弟，这只是一个开始，很快，所有曾经冷遇他的人，统统都要为曾经的冷遇付出承担不起的巨大代价。
当一个皇帝试图绕开他最忠实的臣僚们，试图自己直接决断问题的时候，危险讯号也随之而来，封建时代皇权至高无上，文臣和武将是封建社会帝制的左右手，经过考试出身的知识分子们左右着这个国家的政策方向和前进方向，武将们则是保卫着这个国家，而君主自己，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主受万民供养，本应当有超越一切政治派别和利益的视点，皇帝之言，一言可福万民，而皇帝之念，一念也可祸四海。绕开政事堂直接下旨，看似只是一个简单的违反程序的行为，实则是一个病人在挑战，在破坏权力制衡体系，就像一只试图冲破密笼为所欲为的金丝雀，当制衡失效的时候，也就是皇权为所欲为的时候，也将是一个王朝政治文明衰变没落的开始。
政事堂的诸位相公被绕开，赵宗祐正在濮王府门外口沫横飞吹嘘自己家的弟弟成了官家，就好像完全忘记了自己曾经如何冷落弟弟——十三弟赵宗实，如何讥讽他的，吹嘘的话还没说完，朝廷旨意就到了，赵宗祐迫不及待要听，但是旨意念出来的一刹那，赵宗祐的血液好似瞬间被冻结了，“削去赵宗祐等一干人等宗籍，贬为庶民，子孙不得参与科举入仕”这等于把赵宗祐自己乃至他那一脉子孙后代都给宣判了死刑，至少在赵宗实一脉坐在这个位置一天，他们一脉就彻底完了，赵宗祐呃了一声眼前一黑倒了下去，濮王府里乱作一团，今天以后，一些人将永远失去这里锦衣玉食的生活，也将永远被这个帝国拉入它的信用黑名单，那个病人，那个被兄弟讥诮的十三团练，正在用权力宣泄他复仇的怒火。
复仇的怒火一旦点燃，不焚尽一切，它是不会停歇脚步的。
当一个王朝的最高统治者，那个本应超脱政治派别的仲裁者，选择了将个人情感好恶凌驾于权力体系之上，权力从皇帝百姓共有之器，就不可避免地转变为皇帝的私物，一切宽仁都将不复存在。
不宽容的氛围，不是仅有朝堂上的病夫皇帝如此，士林里也有了这样的苗头。
事情是欧阳修这个大嘴巴惹出来的，他给范仲淹写的墓志铭里，有这样一段，范仲淹见到了年老的吕夷简，二人承认当年的争斗实为意气之争，欣然相和。这篇墓志铭即将刻上石头的时候，范纯仁审校的时候看到这段，大为恼火，父亲范仲淹是士林的偶像，岂能和吕夷简这奸贼相和？于是他笔直接勾去了这段欧阳修虚构的历史往事，然后才让工匠刻碑，当欧阳修看到碑文被改动的痕迹后，他长长叹了口气，回去以后，他对韩琦说了此事，并对韩琦说，宽容共识被下一代拒绝了，连一段已故之人相和的虚构记载都不能容，何况活人的差错呢？韩琦久久无语，桌上的福建路团茶从香气袅袅到凉透，二位相公都没有心思去动一口，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和焦虑笼罩在他们的心头，一个不许不同声音不许批评说话的年代即将到来，士大夫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依附皇权，要么继续独立思考，但后者肯定在将来会被排斥和不容，未来的大舞台将不是君子满朝，将会是小人和投机者的狂欢。
在对赵宗祐清算后，那个王座上的病夫并未因此而满足，他已经失去了理智，他下一步就是要求所有仁宗的子女亲属都从宫内搬离，他一个都不想看见，不管具体是谁。在这些被要求强制搬离的人之中，就包括他被宫内人冷遇时，在他小时候两度出宫入宫时，和他关系融洽的福康公主，彼时，福康公主因为家暴和错误的婚姻神经受了刺激，正是无法自己正常生活的状况，但那个王座上的病夫并未有因此想起姑姑福康公主曾经对自己的照顾和关爱，他已经失去了理智，只要是和仁宗有关的一切，他的反应都只有三个字——退！退！退！这也给宗室留下了一个极坏的印象，他们传言汴京城王座上坐着的那个皇帝赵曙，不仅仅脑子不好使，还是个恩将仇报的暴君，皇族间的互信和凝聚力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降到冰点，也烟消云散。
王座上的病夫，正在用权力，把清算和复仇的快感散布向这个国度的每一个角度。复仇是毒药，它带着甜蜜，但却会开启无限清算的大门，正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更可怕的是，皇帝的私愤和权力的结合，完全终结了仁宗之世那个超脱利益派别的最高仲裁者形象，当皇帝拒绝作为一个调停人，不再充当一个倾听者的角色时，政治氛围将会变得危险而冷酷。往轻了说，对事不对人，往重了想，对人不对事，我解决不了具体的国计民生问题，我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还不简单？都没人提出问题，那不就没有问题了吗？这便是，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不远的将来，这个王朝的人们，都会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
面对疯癫狂症大发的新君赵曙，韩琦无奈之下只能采取特殊方式，那就是请曹太后走到前台垂帘听政，实则是让曹太后扮演了一个影子君主的角色——确保赵曙病中国事仍旧正常处理，国家仍能正常运作，这是当下状况的最优解。但，韩琦漏算了一点，曹太后是什么人？一个有权力欲的政治女性，还同时是一个无一儿半女的老寡妇，权力有时候不仅仅是病者的春药，更是一个无儿无女的老寡妇最后的救命稻草，这决定做出来容易，但要让曹太后将来还政，那将会难于上青天。
韩琦很快就知道，自己面临的不仅仅是一个癫狂的新君，更是一个心理还是小孩的君王。当韩琦拿着需要处理的事项去请示曹太后的时候，却看到曹太后在哄赵曙吃药，但赵曙就是不吃，紧闭着嘴，甚至一把推开药碗，这一推直接让药碗翻倒了，药汁撒了韩琦的一身，那紫色的官袍上棕色的药迹是格外的刺目，曹太后连忙向韩琦道歉，同时要宫人取来干净衣服让韩琦换上，韩琦哪里敢穿，这些衣服可都是仁宗遗物，真要是穿了，明天司马光能在奏札里骂死自己的行为。面对这个心智还是无知童蒙的新君赵曙，韩琦的脑袋真的是一个比两个大，这比天书时代的真宗难办多了，真宗好歹是成熟的成年人，天书运动只是他找回颜面和全国官员百姓合演的一台唱作俱佳的政治大戏，眼前这个新君完完全全就是个心理还没断奶的，这样一个又癫狂又心智不成熟的君王，真的能胜任自己的身份吗？对此，韩琦不敢完全报以乐观的看法。
韩琦的尴尬，很快扩散到了朝廷中枢，又一个面对这样窘境的人是司马光。天家之事从无小事，皇帝的家事和封建时代的国事，是绑定的，不可能分开分清。只是，司马光比韩琦这个老前辈的尴尬来说更为窘迫，因为，他要面对家事，还是不一般的家事——高滔滔和曹太后的冲突问题，看似是儿媳和婆婆之间的问题，实则远超一般的婆媳冲突。曹太后所谓的婆婆只是一纸官文的名义，她从来不曾关心过赵曙还是皇嗣时的生活处境，现在突然间就成了所谓的“妈”，赵曙更无法接受这个冷漠的老太婆成为自己的“妈”，他只认自己在濮王府的母亲，就是那个出身低微母凭子贵的亲生母亲，活着的李宸妃和刘娥，又一次出现在了君主的家事里，当初李宸妃和刘娥的问题就搞得仁宗初年满堂风雨，现在的状况更加复杂，不仅赵曙不认曹太后的母亲身份，高滔滔更加不认，只因为她见过许多自己心爱的这个男人夜半崩溃的时刻，而这些崩溃时刻究其缘起，都是仁宗和曹皇后的行为导致的，不满的积蓄，结果就是高滔滔成为皇后后居然从不看望曹太后一次，把她当空气。
欧阳修的书桌上正放着一封奏札，这封奏札来自于司马光。“仁宗大行已近一月，为何还不派出告哀使者去辽国通报？辽国人会怎么想？政事堂的诸位相公？”欧阳修看完奏札将奏札丢回桌上，沉吟不语。司马光难道不知道暂时隐瞒事实严重，还是让辽国知道新君赵曙是个疯癫欲狂的人更严重？司马光难道忘记了仁宗晚年对着辽国使者说话颠三倒四淌口水的模样，差点惹出外交争端来吗？年轻人忧心国事是好事，但也要分清轻重缓急，不能为了一个所谓的失信问题让辽国人发现大宋的新君是个疯癫欲狂之人，那样大宋被嘲笑国中无人都算是轻的。于是，司马光这道奏札被欧阳修扣住，不做理会。
此刻，这个被大家认为疯癫的新君赵曙，他在干什么呢？他正在御书房听程颐讲学，程颐，一个坚守儒家伦理道德的坚定儒者，这种坚定一度让人觉得他迂腐无法与之共处的地步。“先生，如果一个养子继承了养父的家业，却不承认养父选择相认生父，古之圣贤对这点是什么看法？”程颐讲完今天的这段《孝经》准备离开时，赵曙出声问道。程颐略一沉吟，回复赵曙道“官家，这是个道德伦理问题，如果您想知道之前的历代学者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我明天就能告诉您。”就连程颐这样恪守儒家礼教道德的人，都没听出来赵曙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提问。
一场风暴即将到来，只是人们还在各自忙碌着自己的事情，看不到天空里的黑云压城城欲摧，也看不到即将来临的疾风骤雨。
如果说，为了复仇，赵曙选择了权力，选择了服下仇恨的毒药，那么他的皇子颍王赵仲针的选择就比父辈的赵曙更高明。赵仲针的选择是“你们看不起我父亲，我知道，我也承认，但我会用丰功伟绩让你们闭上你们质疑我们的臭嘴，会让你们跪地对我和我父亲一脉唱征服”于是，赵仲针把目光投向了这样四件事情——志在西北，收复幽燕，制礼作乐，开万世之太平。西北灭西夏，北伐复幽燕之地，制礼作乐开文教盛治，立规定制让天下百姓康乐，全部实现了以后，天下人和宗室，有谁还敢看不起自己和自己父亲？到时候自己一脉只怕要和汉朝时的太宗文皇帝刘恒相提并论，成为宗室王入继大统开万代太平的典范来评述，自己父亲的出身低微，到时候史家也不会再看不起，会以一种充满敬畏和称许的态度来评述，仁宗盛治算什么？我要做第二个汉文帝刘恒，要建立一个有汉文之民生，有汉武之武功煊赫，而无汉武末年之危辱的太平盛世！这就是赵仲针的大有为之心，只是这样的大有为对于大宋，是福是祸？此刻还无人能知道。
回家后，程颐也没有闲着，他立刻去翻阅典籍，寻找赵曙问题的答案——“先生，如果一个养子继承了养父的家业，却不承认养父选择相认生父，古之圣贤对这点是什么看法？”答案很显然，从汉代的董仲舒开始，历朝历代的先哲贤人都是明确反对态度，董仲舒在春秋决狱里对此提出的结论是《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诏不当坐。”意思就是说这样的行为是严重违反礼法践踏孝道伦常的，在这之后，程颐继续往后查阅，魏晋南北朝到唐朝时期的人对这点的看法是养子需“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背弃养父即“绝宗祧”，违背“孝悌”核心价值，也就是说这样的行为是让那个养父一脉断绝香火，是严重不孝的行为，但是程颐也看到唐朝人对此提供了例外的说法——杜祐说“生父不能长育，于义已绝，虽养亦非亲。”如果养父没有任何父亲职责的实际表现，那么养子与其断绝关系，那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程颐把这些观点记录下来，准备明日带进宫中在御书房给赵曙讲孝经的时候，讲与官家赵曙听——直到现在他还没回过神来自己也被赵曙钓了鱼了。而杜祐的观点，将会成为赵曙否认赵祯养父身份的致命一击，这点完美契合赵曙的经历，几乎让人怀疑杜祐预知未来给宋朝的赵曙提前打了补丁。
一旁听了官家问题的程颢看着程颐如此认真梳理典籍观点，他听到那个问题就知道这是个有陷阱的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问题，但是他张了张嘴，还是没有说话，只是眼神多了一点对兄长程颐的怜悯。
而在司马光这边，两宫失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曹太后和高滔滔的矛盾是明摆着的，两人之间的矛盾是司马光劝和不了的，这种矛盾发展到最后，曹太后有了一个很危险的过激想法——她在韩琦 富弼 文彦博 欧阳修等政事堂的朝廷重臣请示政事的时候，突然哭哭啼啼说赵曙如何如何言语上不尊重自己，要求他们支持自己废帝另立新君，结果欧阳修毫不客气怼了过去——这是病人发病的胡言乱语，儿子有病，你当娘，怎么你还要跟病人的胡话计较？你怎么不去计较先皇仁宗说你和张茂则谋大逆？是不敢吗？即便素养如曹皇后这样的政治女性，对欧阳修这番话也是气的脸色绯红，就要当场发作，韩琦见状连忙打圆场，“太后处理国事的功劳都在我们心里记着，官家只是一时害了病，不要和他计较，官家肯定对您的牺牲付出心里有数的，您是深明大义的女性，欧阳修虽然言辞偏颇，但毒药苦口利于病啊”一番话说的曹皇后完完全全熄了火，一场巨大的危机就这样被韩琦的话语消弭在无形之中。
治平元年的春日祭天大典前夕，恢复理政已两月的赵曙提出要亲赴南郊祭天。这本是新君确立权威的重要仪式，韩琦已命礼部筹备月余。然而典礼前三日，曹太后突然以"官家病体初愈不宜劳累"为由，下懿旨要求改由宗室代祭。
"太后此举欠妥！"司马光在政事堂手持懿旨，面色铁青："祭天乃天子承天命之重典，岂可因一己之疑而废国之大事？"他当即挥毫写下《请依典制亲祀疏》，直指太后"以私妨公，以情乱法"。
韩琦接过奏疏时苦笑："君实啊君实，你这一笔下去，两宫嫌隙怕是再难弥合。"但他仍将奏疏呈入禁中。次日曹太后召见韩琦，将奏疏掷于案上："司马光莫非以为哀家要学吕武临朝？"韩琦从容拾起奏疏："太后若真有意临朝，又何必当初还政？司马光所言虽直，却是一片公心。"
这场争执最终以赵曙带病祭天告终。但祭典上发生的一幕更令人心惊——当赞礼官高呼"拜仁宗皇帝"时，赵曙竟站立不动，任由香烛在手中燃尽。
真正的风暴在治平元年六月来临。那日朝会上，赵曙突然打断枢密院汇报西北军务，抛出酝酿已久的问题："朕昨夜读《礼记》，见'为人后者为之子'一句，甚为困惑。若嗣子既为人后，当以所后为父，或以本生为父？"
殿内顿时死寂。富弼率先出列："自古过继之礼，皆以所后为父。汉宣帝继昭帝后，尊昭帝为皇考；光武帝继元帝后，尊元帝为皇考。此万世不易之典。"
赵曙轻笑一声："富相公可知汉宣帝追尊生父曰皇考，立寝庙于民间？"这话让老臣们悚然——皇帝显然有备而来。
退朝后，政事堂内争论激烈。欧阳修认为："礼缘人情，恩义兼重。可称生父为皇伯，追尊濮王。"司马光立即反对："既继大统，便是仁宗之子。若尊濮王为皇考，置仁宗于何地？"
韩琦始终沉默。他想起那日程颐在经筵上的讲解："杜祐云'生父不能长育，于义已绝'..."突然惊觉皇帝早就在为今日铺垫。
次日程颐呈上《濮议答问》，系统论证"恩义重於名分"的观点。这份经学论文很快在士林流传，成为"皇伯派"与"皇考派"论战的理论武器。汴京酒肆中，太学生为"该尊谁为考"争得面红耳赤；州郡驿道上，快马传递着两派大臣的奏疏。
曹太后闻讯大怒，下懿旨斥责："岂有以藩王为皇考之理！"高滔滔则公开支持丈夫："陛下孝思罔极，追尊本生乃人子常情。"两宫矛盾彻底公开化。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七月望日。赵曙在垂拱殿召见宗室元老，濮王遗孀韩夫人突然伏地痛哭："老身尝闻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陛下欲尊濮王，岂非忘仁宗择嗣之恩？"这番话引得满殿唏嘘。
赵曙面色苍白地起身："夫人所言极是。然朕尝闻：父生子不养，义已绝於初。仁宗既弃朕於濮邸十三年，今日又何必以父子相称？"说罢竟拂袖而去。韩琦追至后苑，见皇帝正对濮王画像焚香。紫烟缭绕中，赵曙喃喃自语："爹爹看见了吗？他们都不许儿认您..."这一刻的皇帝，不再是癫狂的病夫，也不是复仇的暴君，只是个渴望父爱的孩子。
老宰相悄然退下。他明白这场濮议早已超越礼法之争，成为一个心灵创伤者最后的自救。但韩琦更清楚：当皇帝将私人情感注入国家礼制，大宋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君臣共治"格局，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深秋的汴京，濮议风暴愈演愈烈。司马光连续十次上疏乞罢濮议；欧阳修遭台谏弹劾"曲阿君意"；甚至程颐也因卷入争议被迫辞去经筵职务。而赵曙在重阳节宴会上，当众称呼生父赵允让为"皇考"——这场精心策划的舆论战，终于图穷匕见。
韩琦站在政事堂院中，望着枯叶纷飞。他知道自己将面临一生最艰难的选择：是维护礼法捍卫仁宗正统，还是理解皇帝成全人子之心？老宰相仰天长叹，片片落叶仿佛化作史册纸页，记录着这个走向分裂的治平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