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件事情，如果你能坚持三年，每天不断地重复去做，这件事情就会永久地成为你的一部分，此生须臾不可分离，来世或亦可期。
更何况是三十年。
我穷尽微薄的智商，认真地思考了一下。这样的事情我只能想象得到三件：前半生被爹妈念叨，后半生被老婆孩子念叨，以及吃一碗热干面。
说明一下，我不属于认为故乡是宇宙中心的那一类，“热干面”不过是个名相，你可以替换成任意东西。
湖北往南，长沙人吃粉吃面不叫“吃”，叫“唆”，一个字传声传味传神，火爆的辣椒随面条吸溜入口，一边“唆”，一边被辣到“哈”，“唆哈唆哈”几下，碗就见了底，十分有趣。
武汉往北出了省界，进入河南驻马店，面条就变成了“喝”，汤汤水水、软软烫烫的感觉就搁在这个字上，热腾腾地端着，转着圈地溜碗沿儿，显得相当有劲。
而湖北话用的是这个寻常的“吃”字，发音接近于“奇”。武汉人嗓门大，一大早在面摊上就能听到一堆人吵吵着“奇面奇面”，偶尔碰到熟人还会用粗话相互亲热，抢着买单时必然要追逐打闹一番。此为“听声”。
功夫娴熟的老板抓一团用香油抖散摊凉的亮黄的碱水面，用笊篱在热水里甩它个三进三出，然后用腕力的巧劲儿翻花一般在十几味调料间游走，黑的酱油，褐的麻酱，红的萝卜干，绿的小葱等等，前后不到一分钟就能入手。此为“看景”。
面的余温把调料的味道蒸腾出来，浓郁而粗暴，足以唤醒早起人们的倦意。拌开、入口，咸、香、鲜、辣，麻酱带来的粘稠和萝卜干质地的清脆在咀嚼之间纠缠、充盈、迟滞，绕梁半日，一步三回首。一碗面吃完，配一碗米酒清口，整个人瞬时三花聚顶，神志清明，踌躇四顾，多巴胺爆棚。此为“赏味”。
在北京十多年，上述在我脑海中形成的多媒体影像不断慢动作重播，求不得苦，着实惹人恼怒。
先是方便热干面，从03年的南街村吃到现在的大汉口，面软味怪不说，关键是吃得残缺，吃得寂寞，情境基本靠脑补。
再就是各种湖北饭馆，从“红番茄”、“湘鄂情”吃到国瑞城的“汉口码头”和簋街的“过早”，味道还行，环境精致，就是吃饱了以后心情有点儿说不上来的茫然。
最接近记忆的唯有江湖传说中的双井热大叔了。
当年的热大叔头发还没白，用一辆极其简陋的推车，和城管战斗在百环家园一带，被抄过被罚过，绝不放弃根据地。只是偶尔的消失，会令食客心里猫一阵狗一阵。
后来，小推车变成了小门脸，屋子也就是个违章建筑，贴在墙上的菜单是热大叔用毛笔写的，红底黑字，一进门还以为到了农村的婚宴现场。儿子从老家跑到北京来帮忙，做面手艺不到，被热大叔嫌弃，只能点菜、算账、接电话，给找不着门的吃主儿指指路——那些人大老远开着宝马奔驰跑过来，也就是拗不过自己的那点执着。没过多久，门脸关了。据说因为无照经营，被工商税务给盯上了。
再后来，热大叔莫名其妙就成了京城热干面界的“网红”。有了营业执照，有了品牌LOGO，有了白头发，在金茂府、三里屯这等寸土寸金的地方拥有铺面两家，窗明几净、食客如云。
这绝对是离我最近的屌丝逆袭事件，但作为还没有逆袭的屌丝，就实在不好意思再去吃那碗面了。面的味道可能还没有变，但其他的都变了。
而且变得太快。我在北京和炸酱面、咸豆腐脑的拥趸打了那么多年的嘴巴官司，尚未完全缴械投降，结果老家反而开始流行热干面的新吃法，像苏浙一带的浇头面一样，各式各样的菜码，现炒现浇——后院被抄了。
周作人在散文里描了一句，“我在北京彷徨了十年，终未曾吃到好点心。”
读了，真想把大腿拍到肿地叫好，解恨。
解完了恨，老老实实承认这世界所有的争执不过是甜豆腐脑还是咸豆腐脑的问题，老老实实接受一切都在变化之中，自己的那点执念不过是个妄念，还是拿来做梦比较好。
于是我跟这个世界达成了暂时的和解，解决方案如下：
一、以后喝豆腐脑买两碗，一碗甜一碗咸，为了张扬霸气，喝甜的，倒咸的。
二、融合炸酱面的做法，创新热干面，做一碗连鬼都分不清楚到底是什么的面。
此致，敬礼。再见，不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