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亲编——我的发小第一篇

和我家仅一墙之隔的西邻家的大儿子根禄。从住宅位置上可以断定我们是同一个宗族繁衍分蘖出来的远“当家子”。根禄属牛、比我小一岁，可排起辈来我得叫他“爷爷”。这种严重错位在我们看来既别扭又不公平。于是我俩约定：俩人是“老辈子朋友”“光屁股朋友”。至于称谓，不论辈分不分大小，不管长到多大，就算娶了媳妇、生了儿子，仍然直呼其名，谁都不兴改！

根禄的家境不是很好。他父亲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温良木讷，在众人面前少言寡语，有心计却从不张扬。根禄父母结婚晚，媳妇进门后接连生下四五个儿女，农家小院充满无限生机和乐趣。根禄他娘模样端庄，身体强健，灶前坡下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常见她跟老伴扛着辘轳头，背着柳编水篓子，顶着骄阳回家，进家就风风火火地生火做饭料理家务。她脾气大，说话总是高喉咙大嗓门，隔一道墙常听到她催着孩子们起床、指使儿女们干活。呵斥声，训诫声，轰鸡赶狗，声音之大，如雷贯耳。每天都能听到免费的“全天候”的现场直播。

居家过日子的规矩应该是“男主外女主内”，他们却是女人当家、大包大揽、事无巨细、内外全包。一家六七口人，大事小情一人说了算。在这样精明强干的女主人统领下，根禄家的庄稼年年丰收，打的粮食囤满缸冒，加上一家人勒紧腰带，节衣缩食，不几年就拆掉土屋、翻盖新房、添置家具。把一个冷冷清清、空空荡荡的家，过得红红火火、蒸蒸日上。

孩子们人人争强好胜，个个有出息。根禄是长子，在弟妹面前，样样都起着表率作用，期末考试总是名列前茅。1951年我考上了献县中学。两年后，根禄考上保定一中，村西头的鲁玉昌被安国中学录取。保定一中，安国中学和献县中学。都是建国之初冀中平原上资格最老、名声最大的国办中学。百十多口人的小乡村接连走出三个中学生，被乡亲们誉为垒德村里“仨秀才”。还在小学读书的时候，老师就经常组织我们配合中心任务搞“高房广播”。老师通过三极管收音机收听并记录时事，晚上开播音。一人登上房顶、卷个纸筒当喇叭，下边的人借着煤油灯光“递词儿”，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的播音效果非常好，很受百姓欢迎。成了晚间村里一道看不见的风景。

上了中学，每到假期，仨人放假还乡的时候，欢聚一堂，交流各自的见闻、学到的新知识，还有音乐课上印发的油印歌片。村团支书桂国柱对村里的的宣传工作抓得很紧，知道我们回来了，让我们牵头，请几位老人伴奏，挑选些有表演天赋的本村小学生凑数，组成一个小小文娱团体。排练节目，筹备晚会。村子小人口少，乡亲们除了逢年过庙到邻村去看几出蹭戱以外，很少有机会聚到一起热闹一番。我们组织的新年晚会在村里堪称“大戏”。锣鼓点一响早有成群的孩子围拢到贼亮贼亮的汽灯下。正式开场演出时，台下黑压压一片，人头攒动，笑语喧天。不论演出水平如何，乡亲们都报以热烈的掌声，乡亲们的鼓励和关注，着实令人感动不已。防洪打埝，捕鼠除害，代写书信，辅导小学生课外活动……都是我们的职责范围。

不幸的是，根禄初中还没毕业，他的母亲不到五十岁突然患急病撒手人寰，作为长子的根禄刚满十六岁，几个挨肩儿的弟弟妹妹围着老父亲哭天抢地，族人个个泪如雨下。家里的顶梁柱没了，谁来支撑这个支离破碎的家！

紧要关头，关键性的人物出现了，这是一位身段窈窕、白白净净、欢眉大眼能说会道的漂亮姑娘。她是根禄的表姐，比根禄大三岁。在此之前乡亲们谁也不知道他家有这门子亲戚。在为姨妈守灵时，在逝者子女的队列中，多出了一个天仙般的姑娘，而且哭得比谁都伤心。懂得丧葬礼仪的老人们一眼就看出了个中的蹊跷：在治丧守灵的队伍中她站的是儿媳妇的位置。面对众人疑惑的眼光，大胆的姑娘要求为姨妈披麻戴孝！这等于公开宣布自己的身份。痛苦、绝望、万般无奈的根禄一家，没有理由拒绝这门子亲事。接下来事情的发展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亲上加亲，两家缔结秦晋姻缘。

当时根禄的学业即将结束，以他的学习成绩，报考高中不成问题，自己也早有深造的打算。生母的离世促使他早日完婚。并决定毕业后立马找工作挣钱养家。

根禄远离故土，在千里之外的西安谋生，成了一个大建筑公司的正式员工。“反右”运动中，他带头卧轨拦车。最终被定性为“政治事件”受“双开”处分、遣送原籍。

根禄回归故乡热土，重操旧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过着平淡宁静的庄稼日子。意想不到的是，他竟被村干部公推做了本村小学的代课老师。继而转正为公办教师并且重新党，最终成了本村小学的掌门人。我回老家，曾经见到根禄。那时候，根禄已经在本村小学代课教师的岗位上。我以戴罪之身居家避难。一个忧心忡忡；一个曙光在前——这就是两个光屁股老辈子朋友的下场。

文革结束后的一天，噩耗传来：根禄走了，走得那么突然，那么急促，那么残酷，那么悲凉。让人不敢相信，然而又是千真万确——世事无常、人生如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