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年头,那是一个充满新旧变化的时代,旧的事物尚未被完全抛弃,新的思想已然接踵而至。这种新与旧的矛盾冲突,在我降临到这个家庭的第一天就伴随着我成长了。
我是二胎,上面有一个长我一轮的姐姐。第一次与她见面已经是将近我满月的时候——因为当时计生局的叔叔阿姨负责任追查我,所以我是在外地被偷偷摸摸生出来的——我并不记得当时的场景,但我确信她一定牢牢记得。据说,我们第一次见面非常不愉快——主要是她不愉快——因为家里突然多了一个甩不掉的“陌生人”,任谁也会别扭。我俩一见面都在哭,她在哭是因为她讨厌我,我在哭是因为尿了裤子。她拦住大门不要父母带我回家,使出了撒娇、愤怒、胡搅蛮缠,乃至于撒泼打诨的各种手段。但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我还是被父母安排住在家里最舒适的一个房间——那房间原本是她的。于是,她在讨厌我的基础上又平添了几分憎恨。
姐姐是一个极聪明的女生,她很快就发现我在父母心中的地位远比她预料的要高得多。于是,她不再敢直接在父母面前说我的坏话,尽管她嫌弃我一日胜过一日。她只能够从自己单方面选择向父母抗议。她不再见我,尽量连我的声音也要回避,权当没我这个人存在。可是,婴儿的哭喊往往没有特定的规律可循,其随机性就像是掷骰子所得的点数,有时候会叫人开心知道给他喂奶换尿布,有时候则抱怨生养了一个不知疼人的小冤家。她不在家,或者母亲就在我身边倒还无事,可一旦她在家写作业或者读书,母亲在忙些别的家务,那么我的哭喊就是她躲也躲不开的折磨。那时候她往往会冲到房间门口,冲着母亲所在的方向喊:“快去管管你家那位祖宗,他吵得我耳膜都要炸开了!”母亲当然会赶紧去管我。但这只是亡羊补牢之法,每一次都是我哭到差不多累了,她们才会让我住嘴,治标不治本。姐姐忍不住了,于是经常放学后借口去同学家写作业,或是假日里去姨妈家串门,为的就是远离我哭声的骚扰。一次两次倒也无妨,可次次这样,父母也不禁上心考虑起这个问题。总不能多个儿子就少个女儿吧?姐姐听父亲的话,要她放学后回家来,不要总去外面。尽管她噘愣愣一千个不满,到底还是屈从了。
姐姐认为我是破坏她家庭的罪魁祸首。她有着根深蒂固的一种执念(这是她们那一代人的通病):认为每家只有一个孩子是最符合自然规律的存在。哪一家如果超生,那么便是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会被写入教科书成为历史罪人的。她在我出生后产生了一种深深的自卑感——我始终不能理解她为什么自卑——认为她的朋友们、老师们,乃至于和她毫不相干的路人都在嘲笑她,嘲笑她有一个弟弟,嘲笑她的父母是食古不化的父母,嘲笑她的家庭是一个扭曲畸形的家庭。甚至她会怀疑我是封建残余的孽种,仿佛连带她也不能光明正大做人了。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父母也不知道他们做错了什么,搞得姐姐总当我像是地主家的姨太太似的,根本不应该存在于现代社会。父母认为,自己家合法夫妻生的孩子,又没偷又没抢,凭什么要被人诟病。姐姐则不以为然,“优生优育,少生优生”是她打小就背熟的口号;她自幼成绩优异,各方面都是被人家看做“模范”的,现在要她直接违背原则,做独生子女大军里的“逃兵”,那简直比断掉她伙食里的肥肉还要她的命。更何况,自我出生以后,父母做什么都会首先考虑我,其次才会是她,这更使她坚信,我的存在于她百害而无一利了。
姐姐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她知道我的哭声即代表我现实的存在。客观而言,我不可能再回到母亲肚子里化作一个细胞了。所以,既然不能够让时光回溯,那么就让我消失好了,哪怕并非是物理意义的消失。她决定把我杀死——这是她后来亲口向我承认的。她谋画着在母亲做饭的空档,我身边没有人照看的情况下,神不知鬼不觉的把我摔在地上,事后只说是我自己从床上滚下来摔死的就好。虽说她年龄尚小,可年龄尚小便是她有此打算的底气。尽管我们家当时没有律师,但她清楚的知道法律会保护十四岁以下儿童不承担刑事责任。先不提这件事天衣无缝与否,除她之外并无第二人知,即便日后东窗事发,大不了进少管所,总不至于一命抵一命吧。她甚至想好了应对父母的措施,任他们再不喜欢自己,长大的女儿总比长不大的儿子更切实际,慢慢他们也会认命的。她后来跟我说这计划她盘算了好些日子,是做过充足准备才要动手的。某天晌午,趁着母亲在厨房做饭,她观察着家里没有其他人在,找准时机,蹑手蹑脚地溜进了我的房间;接着四下打量,再三确认没被发现,而我还在嘴里吐着泡泡酣睡;经过再四斟酌,终于决定依计行事。她把我举过头顶,就要一掷落地。这当口,我因为离开了软床,立刻被哇哇惊醒。她一时间慌了神,手足无措之际,便把我抱在怀里。但未经人事的少女哪里会抱孩子呢?我哭得愈发厉害了。她这时已经忘记了再把我摔死那码事,而是在想应该怎么让我止住哭喊。后来她告诉我,那是她第一次仔细端详我的脸,觉得我好丑,但抱在怀里软乎乎的很好玩,于是不忍心再杀我了。我猜这应该就是女生天然的“母性基因”在起作用吧。母亲闻声而至,见到姐姐艰难地抱着我。她并没有把我接过去,只教给姐姐应该如何怀抱婴儿,教她怎么给我喂奶瓶,然后就回去做饭了。母亲后来告诉我,她一见到姐姐在抱我,就断定她再不会像原先那么讨厌我了。
母亲生我和姐姐都是剖腹产,在生我之后又加疲劳,身体健康便每况愈下。我那时期生长得比仲春的韭菜还要快,母亲渐渐难以支持照顾我了。她问姐姐有没有可能帮忙。姐姐一来课业繁重,二来嫌我麻烦,就告诉母亲,说自己并不懂得如何看护婴儿,怕照顾不周。母亲一想也有道理,就打算叫父亲雇位保姆。可是,那时家里只有父亲一人在领工资,经济上确是不宽裕。而且,那年月的人还固执地保有一种不肯出卖自己自由人身份的尊严,家政市场在我们小地方几乎为零。无奈,父亲只好去请祖母来照顾我。但那时祖父身体欠佳,祖母在每日例行的打麻将活动之余再兼管一老一小两个累赘,那对她也太刻薄了。因为请不来照顾我的人,母亲和父亲发生了争执。父亲极大度的将解决问题的权利交给母亲,并表示对于母亲的一切决定都将默默支持。也不知道母亲究竟想不开什么,竟然气得站在大门前破口大骂,也不知道骂给谁听。姐姐不忍母亲生气,免为其难揽下了照顾我的重任。从此,母亲劳动之时,她就成为了我的唯一监护人。
转眼间我也会跑会吃会说话了,姐姐那阵学业日紧,我也就不需要再配专人照顾。可是她并没有因此而完全解脱。每逢中午傍晚放学回家,只要前脚一迈过门槛,我便会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抱住她的腿。她对此倒也习以为常。只是在她做功课的时候,难免会困惑于解不开的难题而心烦意乱,我却还毫不知趣的凑过去烦她。她起初尚且可以抑制住自己的愤恚,但我一再如此,她终究还是会忍不住冲我发火。小孩子就是没有判断是非的能力,见她气得火冒三丈,竟然还手舞足蹈的挑衅。她假装要收拾我。我害怕,便哭嗓着去找母亲告状。要说人天生下来就具有表演的天分,尤其在孩子身上可以明显的瞥见,无须刻意的雕琢演技,仅仅带着哭腔含混地说上一两句无稽之言,那便比千历百炼的演员的表演还要真实。母亲相信我的话,即便漏洞百出,姐姐还是会挨批评。她气不过,只好偷偷变相教训我。我并不具备如此复杂的理解能力,常常误以为她是在与我互动,反而变本加厉的找她麻烦。假若她有事在忙,那么忍一忍,置之不理也就算了。可要是她难得的空闲被我侵夺,那么她便会大发雷霆,按捺不住再萌生出要杀死我的想法。但最终也只会冲着某些物件发泄而已,把它们一件件掼在地上,再一件件复归原位罢了。后来母亲知道我总在打扰她,而她的功课十分重要,所以在她学习的时候就拉我在自己身边,可学习之余我还是会烦她的。
那时期,我们家为了躲避计生部门对我的追查,被迫住在乡下。说是乡下,其实距离县城只隔了一条狭窄的马路,类似城乡结合部的地方。住宅是父母自己盖的,阴面是住人的平房,阳面是一座二层小楼,东西各有厢房,当中有个庭院,大大小小共计十几间屋子。我是非法生育的“黑人”,理论上是不存在的,因此并不能光明正大外出。所以,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只在这十几间屋子里玩耍。幸好这十几间屋子足够大,不至于使我太快厌腻。姐姐也被我硬拉着在这十几间屋子里玩。但她是在外面见过“大世界”的人,我只见过家里面的“小世界”,所以在我还没有厌腻的时候,她早就连家里的地基有几根钢筋都摸清了。母亲叫她照看我,她没法带我一起出门。家里有一台电脑,她便借助方兴未艾的互联网到“外面”去。她可以自由地网上冲浪,我却连汉字都不认识,只能巴巴的坐在她旁边眼馋。她在网络上可以做很多事情——今天看来不算什么,但那时确实新鲜,对我更是如梦似幻。在我的纠缠下,她告诉我许多外面的事情。我对家门外的未知世界越来越向往了。我叫姐姐带我出门,她说母亲同意才可以。我去求母亲,在她深思熟虑过后却迟迟不置可否。我那时候不明所以,除了车轱辘话翻来覆去地说,再没有别的表达。大约过了一两年,我三四岁的年纪,关心我的计生部门蓦地仿佛在社会上隐形了般,与我年龄相仿的孩子雨后春笋似的冒出来一批又一批。法不责众,我在同犯们的掩护下,也被母亲带出了家门。有一必有二,母亲因为经常没工夫管我,所以她便叫姐姐带我出去,但只限于家门口附近。
按理说,姐姐那时期应该带我外出过不少,可我较完整记住的只剩下一次。那是姐姐中考过后的暑假,她那时对我的态度缓和不少(虽然偶尔还有嫌弃我的表现,但已经不再排斥照顾我了)。某天上午,艳阳高照,一碧如洗,她也为这罕见的好天气所感染,兴冲冲地跑出家门,怀着少女莫名的情怀去弄暑。我也屁颠屁颠地跟随,端着父亲放在家里的相机,以备她不时之需。她摘一朵门前的紫色小花嗅嗅,折一段青藤编成头环戴上,东瞧瞧这个,西望望那个,乘着尚未被烈日烘热的长风,享受着青春难得的恬静,好不快活。我也依着她装模作样,仿佛她的快乐与我相通。她耍得倦了,空气也渐渐变得像桑拿房的蒸汽,那时家中还没有安装空调,于是她聪明的学着古人躲在树荫底下消溽暑。她会买一只便宜的冰糕,背着母亲偷偷让我尝一口。我会因为这一口她吃剩下的冰糕而心满意足。待浮躁消却,她便会换上一身轻盈的衣装,用相机拍下过往的匆匆行人,或者房前屋后打架的猫狗。等到她熟悉相机的使用方法,就把我叫到身边,传授给我刚刚研究的心得。见我能够按下快门,让胶片成像,她开始要我给她拍照。我很乐意为她服务。她犹犹豫豫地叮嘱我:“每一格胶片只能拍一张相片,胶片很贵,千万小心,一定要在对好焦后再按快门。”我依照她的吩咐,小心翼翼给她拍了许多照片,可惜不知道这些照片后来有没有洗,胶卷又丢在了哪里。母亲来叫我们吃饭,见我在给姐姐拍照,一面说姐姐不应该浪费胶片,一面问我到底会不会拍照。那时候的相机没法立马查看拍照的效果,姐姐为了保险,叫母亲用剩下的几格胶片给她拍几张。我不高兴,凭什么胶片都要给姐姐使用呢?母亲叫姐姐抱着我合影。这几张照片至今还夹在我家的相册里,只是里面的人物早已变了模样。不久之后,姐姐去外地读书,我们家也从乡下搬进城里;从此我们聚少离多,再在一起拍照的机会也寥寥无几了。
姐姐每半年才回一次家,在家待不到几日就又返校了。每次回家,母亲都会给她做一大桌美食,那些都是我平时吃不到的。她也从不辜负母亲的心意,不论多少都能够一扫而空。我观她的吃相并不淑女,像半年来没吃过带味道的饭菜似的,直到我多年后像她一样离家求学,才深深明白她当年的吃相是有多么收敛。因为姐姐难得在家,所以每当她回来,我都会踅摸来各种零食孝敬她。但她像个大人似的,不因我的客气而真的贪婪,而是夸我懂事,把那些零食都留给我了。我和以前一样烦她,只是她并没有因为我的烦扰再感到心烦了。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而又匆匆,一眨眼的功夫她就又走了。那年头家里没有私家车,她都是蹭同在外地读书的同学家的车。既然是搭人家的顺风车,时间便不能自理。她离开的那天总是阴翳,我便祈祷着她返校的时间可以延宕。但这只是我一厢情愿。她每次坐上顺风车,脸上总是充满了自信与期待。我和母亲朝她挥手告别,直到汽车驶远没入地平线,那份依依不舍之情像是融入津液的芥末,催发我号啕大哭。这悲伤仿佛叆叇的云烟卷积了水雾,我的眼泪如同疾风骤雨,把一切不痛快都带出了心房。等到我的恸哭渐渐偃息,母亲提议去超市购物,我又会像没脑子的金鱼一样把刚才的记忆清空,兴高采烈地陪母亲去逛超市。接下来的半年我也不会想姐姐,直到她再一次回家,我才又想起她;等到她离开,我又会上演一场“生离死别”;过后又会若无其事的继续生活。如此周而复始,直到她高考结束。
我在姐姐高考结束后去过她的学校,那时候我还有着进入女生宿舍的权利。她的舍友像是早就见过我似的,都对我热情地招待。姐姐把我介绍给她们,她们都争先恐后地要抱我。我却不以为意,还嫌弃她们没有姐姐漂亮——后来姐姐向我回忆当时的情景,我真像一枝被一群蝴蝶围绕的花朵,不禁让人追悔莫及。我才发现她们之中有弟弟妹妹的不在少数,并不是姐姐一人在当姐姐。她有一舍友,弟弟的名字和我一样。她说叫我的名字,仿佛在叫她的亲弟弟。这说明有弟弟的姐姐都是关心弟弟的,但不知有姐姐的弟弟会不会关心姐姐。
姐姐考入了一所闻名中外的大学。这消息随着街坊四邻的口耳相传,变成了一件大新闻,传遍了我们县城。我们家门庭若市,皆是来拜访的亲朋好友。有时为了躲清静,在公园里遛弯,迎面碰上了面生的熟人,他们还会打老远上前来寒暄,说的话让我们一头雾水。家里有学生的家长,听说姐姐的名气后,纷纷来向她请教“学习经验”。可姐姐的学习经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她不愿误人子弟,于是一一谢绝了他们。但那些家长不傻,都知道“孟母三迁”的典故,认定姐姐的成功有一大半功劳在于母亲,于是母亲也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教育家”。面对众家长诚挚的“取经”,母亲一开始也说不出什么,但他们反反复复的问来问去,母亲便总结出自己的一套方法,讲的多了,甚至能够自圆其说。虽然母亲的方法并非什么金科玉律,但那些家长还是将其奉为圭臬,毕竟母亲可以教育出来一个上名校的女儿,他们家也许八辈子都没有一个大学生。后来母亲的展示欲愈来愈重,常常带着姐姐和我出门抛头露面。要是人家认识姐姐,那么一顿夸奖,然后带着羡慕的眼神护送我们离去。要是人家不认识姐姐,肯定问姐姐考上了什么大学,母亲会说一般般,然后清楚地把大学的名字吐出,人家肯定会就势一顿夸奖,然后带着羡慕的眼神护送我们离去。那时的情况大多如此。但也有例外,像是有过一位亲戚,她听见大学的名字并没有一丝羡慕,而是平淡地说姐姐考得不错;她甚至没有理会母亲形诸神色的不满,转而问我学习如何,以后会不会超过姐姐。姐姐说我当然会超过她,然后问她家的女儿成绩怎样。她没回答,而是告诉姐姐考上好大学也不可以松懈,有不少大学生都是在大学荒废的功课。姐姐笑而不语。她又劝姐姐以后有时间了一定要减肥,男人都不喜欢胖姑娘,而且肥胖会影响身体健康。姐姐再也笑不出来了。那人走后,姐姐抱怨了好半天,怪她不会说话,非要揭人的短,哪壶不开提哪壶。我也抱怨,莫名其妙的扯上我做什么。
姐姐去上大学了,家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但这次姐姐的影响仿佛未曾远离。母亲常常拿我和她做对比,我一有不称她心的表现,她便会抱怨:“你姐原来怎么就不会像你这样?你一天叫我操的心比你姐这么多年来加在一起都要多。”外人不明就里,也常拿我和她做对比,总以为我会是第二个她。但我根本就不是她,起码学习成绩远不及她。每每听到那些“善意的奉承”,我都会认为那是“刺耳的嘲讽”;的的确确,这话犹如悬在我头顶的一把匕首,遇到谁我都害怕他们再次重复。姐姐就是一座山,一座我难以翻越的山,一座压得我喘不过气的山。为了对付“山”这般庞然大物,我只能诉诸于“精神胜利法”。姐姐大学后很有福,不止是生活中的顺风顺水,整个人也在发福。我会在心底暗暗对她人身攻击:“我哪哪都不如你,但我起码比你瘦!”这只是我的逃避,但确实对我有着奇效。
姐姐和我都变样了,我不再像小孩那么烦人,她也不再像未成年人那么稚气。原先被母亲作为我“老婆本”的压岁钱不必上交而成为我的零用钱。我喜欢钱,可除了买些零嘴,余下的根本无处花销。姐姐也喜欢钱,更知道怎么使用,所以她的钱根本就不够花。于是她盯上了我的“老婆本”。她每次放假都会带回家一些好玩意儿,那时候电商还不发达,这些玩意儿真叫我大开眼界。一开始是送给我的礼物,一来二去,我对这些新鲜玩意儿上了瘾,我会求姐姐再给我买些别的东西。她会告诉我,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想要更多好玩意儿,那得付钱。我那时候对于金钱的珍贵还不够敏感,信以为真的把我手里的“老婆本”一点点交给了她。她也很讲诚信,果真每次回家都给我捎回来很多好东西。不过母亲发现后还是批评了我俩一顿,因为我的付款远远超过了她商品的价值,我是在犯傻,她是在欺骗。我的“老婆本”就这么消失了。如果说电商经济发展以前,代购产业就是隐形的电商,那么姐姐一定算得上其中的一个经济学家了。
姐姐大学学的就是经济。西方经济学有经济周期的理论,经济时而繁荣,时而萧条,这道理挪用在其他地方也很贴切。姐姐是一张精美的标签,贴在母亲脸上成为她露脸的资本。多少年来,母亲以养育出这么一位优秀的女儿为荣,但这荣耀不免使她的气量缩小。我初中的时候,亲戚家的女儿考上了一所比姐姐所在的大学更出名的大学。那“名牌大学”的名号就是一则不落言筌的广告,在家里有考生的家长之间快速散开。那些家长朋友精明得很,知道亲戚家女儿成绩比姐姐更优,纷纷抛弃了母亲的教育方法,改去向亲戚请教。我们偶尔在公园散步,遇上熟人,他们原先一准会和母亲谈起姐姐,这时候却把姐姐遗忘了般,只会向母亲打听亲戚家的情况,说有机会一定要去登门拜访。 母亲自然接受不了原先的拥趸者背叛自己去崇拜别人,嫉妒的情绪在心中蔓延,却又无可奈何,渐渐郁结成为了心结。 后来有一次凑巧在路上碰见了那位亲戚,她正在被不相识的朋友纠缠,见到母亲,仿佛在游泳中溺水,好容易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借口和母亲有话说,要母亲帮她从奉承者的漩涡中脱身。母亲客套地问她家女儿的近况。她只说女儿每天无所事事,除了被电视台采访,就是给熟人家成绩不好的孩子补习,这让她早就烦透了。那些纠缠她的人夸她女儿做的都是正经事;一顿谄谀过后,忙切入正题,请教她培养女儿的秘诀是什么。母亲的不悦之情挂在脸上,拉着我就想抽身。亲戚宽宏大量,笑着看向母亲,像是在警告母亲:“我还没有脱身,你怎么能走呢?”接着她老生常谈一番关于教育的高谈阔论——那些都是母亲讲烂了的,别人听着只是点头迎合,却不把这些当真记在心上。她说了半天没有什么独家秘诀,恐难叫人信服,于是她提纲挈领地说:“其实我并没有刻意教育孩子,主要是孩子自己有天赋。我就是放羊似的把她养大,她自己就把自己的成绩搞上去了。没办法,可能是她生下来就是读书的料吧。”这句话相当于做了总结,她家孩子就是天赋异禀,别人家孩子没办法效仿。那些朋友听后都不敢再追问,只好转而问她家女儿这么高的成绩,挑选了什么好专业。她骄傲地说是金融学。母亲摆出一副皮里阳秋的模样,瞧她一时间脱不了身,悄悄拉我走了。我那时听得津津有味,还在流连。母亲不以为意,说她曾风闻亲戚轻言姐姐所学的经济学是虚无缥缈的学问,还以为她家女儿会有多么脱俗的选择,不成想是徒增铜臭气的金融。我才知道不少名噪一时的人物都只是欺世盗名的小人物罢了。
母亲对我寄予厚望,期待我赶上姐姐。我虽然极力想要追赶她的脚步,奈何始终难以望其项背。姐姐高中是在外地就读的,我高中也被送到了那边。记得高一开学当天,姐姐和父母一起送我去学校。姐姐凭她过来人的经验帮我打点好一切,叫我可以坐享其成。母亲问我初次离家寄宿怕不怕。我说姐姐女孩子都不怕,我又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呢?但事实是,在他们离开后,我泣不成声,就像是当年送别姐姐离家远行,只是这次离家远行的人是我。有人说半军事化管理体制下的寄宿学校可以令学生百炼成钢,但我在那书山题海的“高炉”里,并没有被炼成钢铁,而是烧为灰烬的焦炭。每当我被体罚,被殴打,被侮辱,被狼吞虎咽伤到胃痛的时候,泪水早已干涸,只希冀寒窗苦读可以迎来不负众望的前途。可迎接我的只有劳累过度所导致的疾病。我就是个不成材的庸人。庸人自扰,我渐渐想通了:素履之往,升堂入室,其庶几焉?于是,当我再被体罚,被殴打,被侮辱,被疾病折磨的时候,只感叹一切的自怨自艾只不过是我这个酸骚的庸人在矫揉造作罢了。
姐姐在我高中时成了家。在她的青春韶华里,不知道有多少“癞蛤蟆”在惦记她这只“肥天鹅”,最终还是被某君得手,做了我的姐夫。我一时间难以接受姐姐嫁作他人妇,并非是我小肚鸡肠,而是一时间适应不了姐姐身份的转换。虽然她仍然是父母的女儿,是我的姐姐,但她更增加一重身份是他人的妻子,以后更会是孩子的母亲,等等。就像是一棵树的树枝,一开始连在一起,后来分成一个又一个树杈,原本相近的树梢也会逐渐远离的。姐姐的婚礼在我高考前不久,时间原因,我无法到场参加,只好拜托父母代我送去了对她的祝福。 那一段时间我压力很大,父母又一门心思放在姐姐的婚礼上;我怅然若失,深切体会到父母当年一门心思放在我身上时,姐姐该有多么的孤独了——难怪她长时间不喜欢我。但我比她幸运,因为父母在忙完她婚礼的第二天就打来电话关心我高考的准备情况。父母并没有厚此薄彼,尽量做到雨露均沾。但这世上的兄弟姊妹常常抱怨父母偏袒对方,因为无论怎样平衡,公平的天秤都只会欹斜向对面,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不过千头万绪梳理清楚后,会发现除去父母的爱,兄弟姊妹的爱也总会向自己倾斜——一个简单的物理系统尚且不能只关注某一个变量,更遑论复杂的亲情——最终,所有的爱还是会趋于平衡。
后来嘛,姐姐博士毕业后在大学任教,而我考上了一所普普通通的大学,做了一名普普通通的学生。我到底不像姐姐一样出色,但也不必自卑。因为我不善于敦师睦友,所以名额也好,奖励也好,都与我无缘;又因为我实事求是,所以既融入不进某个团体,也结识不到良师益友;更因为我专一不二,导致我连可能交往的女性朋友都没有。在外一事无成,躲在家里起码没人嫌弃。姐姐婚后回家不像以前那么随意,而我的假期却很固定,三番五次碰不上面,偶尔聚在一起,也只草草谈些日常琐事,心境全然不同过去。我始终怀念着我们一家四口昔日的生活。她如今有着自己的一个小家庭。过去的一切是那么纯粹——那是我童年的时候——心直口快,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如今难免要复杂——一句话可能关系到他人,触一发而动全身——转弯抹角,说出去的话就如同泼出去的水,必须要过脑子了。那么姐姐还是我的姐姐吗?一定是。我还是姐姐的臭弟弟吗?也一定是。不过今天的姐姐不等于昨天的姐姐,今天的我也不是昨天的我——固定是相对的,变化是绝对的。记得曾经有一次和姐姐在大学门口买煎饼果子,那卖煎饼果子的人一眼就看出来我们是姐俩儿。我好奇她是怎么知道的。她说我俩长得很像,一个模子复刻出来两个不同性别的人。我俩从来没觉得彼此相像。她给我们分析,说脸庞怎样像,眼睛怎样像,鼻子怎样像——她煞有介事地说,我俩若有其事地听。果真像有这么一回事!血缘就是那么神奇的东西;它像是一根猴皮筋,成为了我俩一生斩不断的纽带。
日前姐姐诞下一女。因为疫情,我们不方便去看望她,所以她给我们发过来孩子的照片。母亲只扫一眼就说:“这孩子长得真像你姐。”从此,母亲几乎日日都会给她打电话,这也要告诉,那也要指点,唯恐她不会养孩子。但哪一个人希望被人指手画脚呢,更何况是未出月子的产妇。姐姐其实什么都懂,并不需要母亲操心。母亲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陆陆续续哭了好几天。母亲说:“别看她书读得多,可是哪里会养孩子?”我说:“不会吗?我小时候她没有帮过你的忙吗?”母亲破涕为笑,向我回忆起那时的点点滴滴。她回忆完了,跟我说:“我们一起去你姐家看看她吧。”趁着疫情缓和,我们一起去往她家看望。父母对初次见面的外孙女爱不释手。姐姐吃醋,把孩子接过去自己抱住。还别说,抱得真像是那么一回事!母亲惊讶她第一次养孩子就能够掌握得轻车熟路。姐姐笑道:“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看你们养你们家少儿就学会了。”我对于她的学习能力自愧不如;转念一想,又感慨我的出生并非一无是处,至少给她示范了养孩子的流程,如今的小孩子远比我们那时候娇贵,没有经验怎么可以呢?母亲要我抱抱孩子,可我并没有抱孩子的冲动。姐姐也劝我抱抱孩子,说女孩似舅舅。我勉为其难抱过来,如履薄冰。姐姐又劝我看看她的脸。我猜襁褓中的婴儿不会漂亮,可打眼一瞧,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直盯着我,嘴里吐着泡泡一直冲我乐。我轻松许多,竟然抱着她不肯放手。姐姐一边看着我抱孩子,一边为她将来的人生出谋划策。我一边听着她的宏论,一边在孩子的眼睛里看到了姐姐的影子。我想,我能够体会到有姐姐的快乐,或许姐姐也能够体会到有弟弟的快乐,但这孩子永远体会不到做妹妹的快乐,至于做姐姐的快乐,恐怕也遥遥无期。这样一想,尽管今天的孩子物质条件远比我们那时丰富,但精神条件的丰富,怕是远远不及我们了。外甥女尿了裤子,我还是把她还给了姐姐。在来她家之前,我不禁想,原先姐姐心中只有父母和我,后来多了姐夫,如今又多了孩子,那么我在姐姐心中还剩下多少分量呢?直到我见过外甥女,我才确信,时过境迁,或许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方式会改变,但基本关系永远不会改变。姐姐永远是我的好姐姐,我永远是她的臭弟弟,只不过臭弟弟长大成人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