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过不少名人传记，到今天为止，我认为最具文学性与思想性，同时对自我的剖析最真诚，也最有深度的著作，就是卢梭的自传《忏悔录》，这么多“最”，没有之一，在我看来，他当之无愧。

卢梭从54岁（1766年）开始写作这本书，断断续续地写了4年总算完成，到了1782年出版上卷，1789年出版下卷。上卷有6章，详尽记叙了他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遭遇。作者用文学的手法，文采飞扬地描述了许多事情发生时的细节，事实可能不是他记忆中的那样，而读起来却觉得可信。

作者在下卷的开篇写到：“本书的上卷是凭记忆写成的，里面一定有很多错误。由于还是不得不凭着记忆来写下卷，可能里面的错误会更多。”我不是做学术研究的，不会深究他的自传到底有多少真实的成分，事实上所有的传记都无法做到完全真实。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的空白处很可能会被注入想象和合理化推测。

由于篇幅所限，我就简略介绍一下卢梭早年的经历。我不会把着眼点放在，他都犯了哪些错误，他又是如何忏悔的，尽管这些是他回忆的主要内容之一。总得来说，他的早年经历不太顺遂，但也没有大灾大祸。

我兴趣在于，这么一个无依无靠满身坏毛病的孩子，是如何成长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智识精英的。他为人类贡献了难得的思想精华，人们却只对他的小奸小恶津津乐道，这似乎是奇怪的聚焦。

他说谎；他偷窃；他诬陷别人；他宗教信仰不坚定；他与华伦夫人关系暧昧；他与特蕾丝未婚生子，五个孩子都送进了孤儿院。凡此种种，只要有羞耻心的人，在回顾自己不堪的过往时，没有人会得意洋洋地看待自己的斑斑劣迹。卢梭在完成自我教育之后，道德感有所提升，发现自己良心未泯，产生或多或少的悔意，再正常不过。不过，卢梭是在悔过，而不是悔罪，毕竟他不是罪大恶极之人。

讲评这本书时，我想把重点放到本书的下卷，也有6章，下卷主要讲述的也是作者的个人经历，但这时的卢梭开始从近乎隐身的封闭的底层社会中脱颖而出。一个出生卑微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几乎全靠自学成才的青年，带着在社会漂泊中养成的种种恶习，登上了历史舞台。

他凭借一支笔和敏锐的头脑，走进属于他的时代，并与同时代的多位大人物发生了交集，最后演变成交恶。那些他克服不了性格缺陷伴随他终生，让他生前遭受许多非议，更糟糕的是，他先后遭受了政府的驱离、宗教的迫害和文化界的集体孤立和攻击。

他的所做作为并不足以让他的晚年陷入到如此困境，他的所思所想才是根源。他的思想超越了他的时代，对政治体制和宗教造成了冲击，他个人又不太擅长经营人际关系，他性格的缺陷令人讨厌，他出色的头脑又让人嫉恨，他注定“绝世而独立”。

在18世纪的欧洲，是如此的看重阶层和身世。卢梭这样没有家世背景、没有学历证明，又不太擅长与人打交道的平民异类，如何实现人生逆袭？这基本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卢梭给了我们答案。他的答案就是用作品说话。

无论你是谁，你是哪个学院的，哪个贵族世家的，哪一年扬名立万的，作品拿出来，一对比，高下立现。在那个时代呼风唤雨，极尽诋毁卢梭之能事的文化名人们，如今何在？他们的作品还有人看吗？而卢梭的每一部作品在此后的每一个时代都是一版再版，这就是才华与智慧的力量。

事实上，他生前从未获取到尊崇的社会地位，也从未真正变得富足，在附庸风雅的上流社会溜达一圈，命运又将他打回了原形。他在晚年又开始了早年那种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最后，几乎是以赤贫的状态告别人世。

卢梭生前遭人唾弃，死后却受人膜拜。法国大革命后，他的遗骸被迁葬到巴黎的先贤祠最中心、最显赫的位置。先贤祠安葬着法国历史上众多名人，如雨果，居里夫人，莫奈，大仲马，还有他的死对头伏尔泰等。在欧洲启蒙思想家中，卢梭是唯一一个平民出生却成就巨大的思想家。这一切都源于他潜心治学，写出了一部又一部流传后世的著作。

伏尔泰与卢梭经常争锋相对，互相批判，这两人却一同推进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进程，路易十六读到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时，憎恶的说到：“是这两个人摧毁了法国。”歌德对他们的评价是：“伏尔泰结束了一个旧时代，而卢梭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是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都是准确的。

我们来看一下，卢梭是如何走上写作之路的。在1749年，也就是卢梭37岁那年，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第戎科学院的有奖征文，题目是：《科学与艺术的进步加速了腐化堕落抑或净化了道德习俗》。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他似乎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这个题目像一道闪电击中了他。他热情洋溢，绞尽脑汁地创作这篇文章，换来了好结果，他在第戎获奖了。这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他看到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用写作改变人生。

1753年，为应征第戎学院征文而写《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算是一部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著作，这部书让他崭露头角，不过，也受到了争议，他寄给伏尔泰，希望得到他的肯定和赏识。结果伏尔泰在回信中却毫不留情地讥讽道：“在使我们都变得愚蠢的计划上面运用这般聪明灵巧，还是从未有过的事。读你的大作，人一心向往四脚走路。但是，由于我已经把那个习惯丢下60多年，我很不幸，感到不可能再把它捡回来了。” 卢梭看到这段话，当时的郁闷与委屈可想而知。

卢梭于1759年开始写《社会契约论》，到1761年这本书完成之后，出版受到了阻挠，不得不在荷兰出版，然后，偷运回法国。他回顾这本书的酝酿过程时写道：“在我已经动笔写那些作品之中，我长久以来一直在构思，研究得最有兴趣，并想以毕生的精力去研究，而且，依我主观的看法，将来最能使我成名的——就是我那部《社会契约论》，我第一次想写这样一部书，已经是十三四年前的事了。”

的确，这本书为他带了名声，也带来了巨大的现实困境，他已经感受到社会气氛不对。

爱情小说《新爱洛伊丝》在1961年出版，受到女性读者的热捧。第二年《爱弥儿》出版。书中第四卷中一位萨瓦省的牧师自述，触犯了宗教的禁忌，巴黎大主教毕蒙对这本书发出禁令，巴黎高等法院也发出了《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的禁令，并下令追捕卢梭。

此后，长达八年的时间，他一直在流亡。卢梭创作欲旺盛的黄金十年结束了，除了这本回顾自己一生，并尽可能为自己辩护的传记《忏悔录》，他再也没能写出重要的作品。

各种谴责、监视，迫害接踵而至，生性敏感多疑的卢梭，开始不断怀疑身边的人要谋害他。普通人有此遭遇，也会很难熬，更何况他的头脑如此聪慧而又灵敏，很容易受到刺激，遭遇如此对待，伤害一定是极大的，可是，至今我们没有听到一个当事人向他忏悔，忏悔的只有卢梭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