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有些电影不能批评。
Sir想问。
由头出自最近两部你可能完全没听说，却又被高度关注的电影。
《爸，我一定行的》（以下简称《我一定行》），《最后的棒棒》（以下简称《棒棒》）。
前一部，号称“首部潮汕方言院线电影”。
后一部，号称“成本不到2万的9.7高分神作”。
主创不一样，类型不一样，故事更不一样，一样的，是它们都有极强的地域情感特征。
说通俗点，就是当地人看着，容易动情。
这没什么？
很多经典电影都有地域性，比如一提《教父》，马上脑回路西西里。
但有地域性的，未必是好片。
地域性，更不能成为电影评论的挡箭牌。
来，一部部说。
1
先说《我一定行》。
它的故事，简单到一张A4纸能写出三部《我一定行》的故事大纲。
汕头，一个叫369的高中男生，日常爱好，打架打机追校花，这样的混混，被开除是迟早的。
果然，开了，但原因，竟是晚自习逃课？
父亲让他打工，奈何裁缝、修车样样不行。
就这样，8年过去了，但这八年里，男主造型和周围环境一切都没变，完全看不出时间印记。
这时，当年369喜欢的校花在深圳有了新男友，被当面打击后，369决定去大城市闯一闯。
机缘巧合，他当上网红。
父亲无法接受儿子做网红，责令回家，没遭什么羞辱，369一把鼻涕一把泪回家了。
结局，369与父和解，在当地开了家牛肉火锅店，校花结了婚，挺着大肚子来店品尝。
一片祥和。
一句话评论这部电影，剧作套路，节奏拖沓，人物扁平，即使笑料，也充斥着大量对周星驰的拙劣模仿。
但，就从上周五开始，《我一定行》以每天1%的全国排片（主要集中在广东潮汕地区），创造近50%上座率，直到今天，累计票房破3000万，预计总票房可破4000万。
4000万是什么概念？
今年评分过8的《暴裂无声》才5000万票房！
谁在支撑《我一定行》的“奇迹”。
不用怀疑，潮汕观众。
《我一定行》编剧兼主演郑润奇，本身就是潮汕网红，以搞怪配音起家，369是他的绰号，他开公号，40万粉丝。
拍电影，据说是受到《海角七号》启发，及40万粉丝鼓励。
通过公号，郑润奇招募了2000名潮汕人参演。
从头到尾，《我一定行》主打的卖点都比较统一：真诚，珍贵，感动，文化传承。
但，到底真诚在哪？感动在哪？文化传承体现在什么地方。
好巧不巧，作为一个潮汕人，Sir真看不出。
没有历史观察，没有文化架构，没有本土现代性。
到了早上，展示一下地方路边摊小吃；
到了传统节日，一起街上放烟花、跳英歌舞；
日常再说一些老方言，爆一点潮汕粗口（要不是审查部门对方言粗口放松，那些方言骂词换成普通话都很难上大银幕）。
尽是走马观花。
英歌舞是一种民间集体舞蹈，在潮汕地区流传三百余年，主要表演形式为大型集体舞，舞者双手各持一根短木棒，上下左右互相对击，动作健壮有力、节奏强烈
这样，就潮汕文化了？
什么叫传承？
以民族的个性撬动世界的共性，才是传承。
这要求一个民族不但要了解自己，还得了解世界，因为你传下来的，最终要交给世界，让这个世界信服。
如果罗列种种文化标签就是传承，那Sir要说，去年《追龙》也传承了潮汕文化。
因为主角原型来自潮州，会爆粗口，也有团结、拜神、会经商，这些被外界认定潮汕特质。
但我们会说《追龙》是潮汕电影么？
不会。
《我一定行》本质就是一部青春片，你不用潮汕话来演绎，用东北话、上海话演绎，一样没差。
但主创始终强调，拍《我一定行》，初衷是出于对父辈和家乡的热爱。
为什么？
因为“家乡”这个词太有煽动力了。
只要拉出来，就能让一部分人热泪盈眶。
2
再说《最后的棒棒》。
《最后的棒棒》，原是退伍军人何长宁在2014年拍摄的同名纪录电视片（Sir推荐过）。
何长宁在军旅生活时就爱上了拍摄，之后离开部队，投奔梦想。
他想关注一个正在逝去的边缘群体，重庆的扁担工。
这次电影版，是电视片重剪修正版。
必须说，出发点没有恶意。
但创作方式却值得商榷。
何长宁改名何苦，自创一个新名词——“自拍体纪录片”。嗯，《棒棒》就是中国首部“自拍体纪录片”。
意思是，导演自己进入纪录片环境中，拍自己，拍自己与目标对象一起生活。
其实从专业性上，有一个更好名词可以解释这种行为。
摆拍。
导演或摄影师根据自己的设想，影响被拍摄者，自己设置情节，牵引环境变动，从而得到导演所期望的戏剧时刻。
摆拍的后果往往是——虚假。
就像我们上学时在黑板报橱窗里看到的那些活动照片。
整部电影版《棒棒》就是充斥着这种煽动的摆拍感。
我们看到，何苦从一开始进入剧情，就要求加入棒棒的团队，做一个棒棒。
他为棒棒群体中的极端弱势者出谋划策，有企业给他打电话参加论坛活动，他拒绝，说，“我现在是棒棒。”
他带领大家从原本所属的“管辖”跨入另外的“商业区”，称其为市场竞争，新业务拓展。
他腰酸背痛，满头冒汗。
一直到最终，为剧中每一个棒棒们找到新的工作，从旧有的低生产、非法律保护下的劳动方式中解脱。
何苦导演，无时不刻不在引导着故事的走向，时时刻刻处在焦点中。
但他却忘记展示，棒棒这个职业历史原因，生存抉择，未来困境。
更不用提结尾那个意识形态的收笔，和《我一定行》的“热爱故乡”一样羸弱。
许多中国导演想拍良心文艺片，却又往往误会了文艺片。
文艺片不一定技术滥造，文艺片不一定专注苦情，文艺片，更不需要里面的边缘主角一受欺负，就把镜头推到他们脸上，以此激发出一种生理性的廉价催泪。
电影版《棒棒》的本质就是一部不合格的纪录片。用《澎湃新闻》的话说，“连基本的如实记录，都做得勉强，更谈不上深入洞见世情人心。”
但主创们一直口口声声“负重前行”，宣传时，其电视剧版评分（9.7）与电影版评分（6.4）也多次被含糊不清地扯到一起。
为什么？
因为“负重前行”这个词太有煽动力了。
只要拉出来，就能让一部分人热泪盈眶。
3
这正是Sir害怕的。
我们需要热泪盈眶。
但我们不能动不动热泪盈眶。
比如今天，这两部电影，因为绑定了某种群体而产生的所谓“共鸣”，就时时刻刻准备攀藤而上，对每个“批评的声音”啐一脸口水。
这是《猫眼》上给《我一定行》打低分的人的留言页。
“当然了，你又不是我们潮汕人”“外省狗”“你懂个屁”等人身攻击遍地。
同样的，这种“地域啐”，也发生在今天说的另一部电影。
“你有什么资格批评这部电影”“因为你不是重庆人，所以你不懂”“你肯定是个哈批龙”。
Sir的同事，影评人@法兰西胶片的微博，你们可以去围观下，因为给这两部电影差评，至今仍被一堆污言秽语围攻。
这种情况何其熟悉。
比如我们曾经嗤之以鼻的“粉丝电影”。
每一个激奋的评论背后，都站着一个热血的流泪者。
他们高举着“你行你上”的大旗，对每一个发表的异见用连篇脏话，拳打脚踢，如果遭到更强烈的反击，就抱团以“又不是拍给你看”的死守阵地。
而这一切，如果片方有意引导，更将引发应激性的海啸。
坦白讲，作为一个潮汕人，Sir不希望胶己人（自己人）是以如此自恋的优越感展示出去。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不要把“批评者”都当作黑子，就好像，不要把从别的地方过来我们这谋生的人，称为“外省仔”。
4
最后，Sir想谈一个词，恰好也是以上两部电影也共同提到的。
——情怀。
什么是情怀，或者更准确点，什么是电影的情怀。
贾樟柯的一段话曾深深吸引了我。
这段话来自他看完侯孝贤《风柜里来的人》的评论，他说《风柜里来的人》“明明是一部台湾电影，却好像在拍山西老家我那些朋友的故事”。
他说。
坐在黑暗中看《风柜来的人》，起初我连「风柜」到底是一只柜子，还是一个地名都搞不清楚。
但银幕上出现的台湾青年竟然长着跟我山西老家的朋友一样的脸，看张世演的渔村青年，他们一大群人跑到海边背对着汹涌的海浪跳着骚动的舞蹈。我一下子觉得离他们好近，侯导摄影机前的这几个台湾年轻人，似乎就是我县城里面的那些兄弟。他们扛着行李离乡背井去了高雄，一进城就被骗上烂尾楼看电影，这里没有电影也没有浪漫故事，透过宽银幕一样的窗户眺望高雄，等待他们的是未知的未来。
原来在中国人的世界里，只有侯孝贤才能这样准确地拍出我们的今生。
之后，贾樟柯拍出了《小武》。
同样的，于Sir而言，“《小武》明明是一部山西电影，却好像在拍潮汕老家我那些朋友的故事”。
小武送给过去朋友结婚红包被拒收的尴尬。
小武像个侠客走在穷街陋巷无所事事的自由。
小武和舞女在床上烟雾弥漫地吟唱《天空》的迷茫。
乃至Sir屡次提起的，《小武》最后那个镜头。
行窃未遂的小武，被民警拷在街边的一根钢缆。
他先是窘迫地蹲在地下，低着头，而后，开始焦灼地四处张望。
随着他的眼睛，镜头一转，突然面对一帮沉默的围观群众。
好奇伫立着，指指点点着。
这尖刀一般的直视，剥落了一个城市边缘人最后的尊严，映照出我们漂泊无着的内心。
你和我，既是蹲着的那一个，也是站着的那一群。
这一刻，Sir看到一个导演对个体命运深刻的洞察与怜悯，看到一部电影对时代变迁深情的凝望与关照，也看到许多人常常挂在嘴边但根本不想见的——
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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