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拉闲散闷轻煮生活，我开始读《资治通鉴》啦。《资治通鉴》描述了自战国到后周，前后1362年的历史，这部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的记录，更是一部智慧的宝库，蕴藏着丰富的治国理念、人生哲理和权谋智慧，值得我们每个人去细细品味。我想将我的读书笔记与大家分享，一同围观我的读书之旅。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
D570《资治通鉴》读书笔记-第三十七卷-03
理想的饼
全国州牧、郡守，都因先前在翟义、赵朋等人作乱时，领导州郡忠于前朝，所以州牧都封男爵，郡守都封附城。
王莽将汉高庙改为文祖庙。在京师的刘姓皇帝陵园中的宗庙，仍维持原状，祭祀同原来一样。
刘姓皇族继续免缴赋税，免服差役，直到去世。各州州牧不断慰问安抚，不让他们遭受侵害和冤枉。
王莽认为刘字由“卯、金、刀”组成，因而下诏，“正月刚卯”佩饰和金刀钱都不准再使用。
于是，废除错刀币、契刀币以及五铢钱，改铸小钱，直径六分，重量一铢，上面有“小钱值一”字样，加上以前的“大钱五十”的货币，同时发行。
为了防止民间私自铸造，下禁令不准挟带铜、炭。
夏季，徐乡侯刘快集结党羽几千人，在他的封国里起兵。
刘快的哥哥刘殷，是原汉朝的胶东王，这时已改为扶崇公。刘快集结兵力，进攻即墨城，刘殷关闭城门，自投监狱。
官兵抵抗刘快，刘快失败逃跑，半路死了。
王莽赦免刘殷，增加他的封国达一万户人家，面积方圆一百里。
王莽下诏：“古代一夫分田一百亩，按十分之一交租税，就能够国家丰裕，百姓富足，于是歌颂的舆论兴起来了。
秦破坏圣人制度，废除井田，因此吞并土地的现象出现了，贪婪卑鄙的行为发生了。
强者占田数千亩，贫者竟没有立锥之地。
又设置买卖奴婢的市场，与牛马一同关闭在栅栏内，被地方官吏控制，专横裁决他们的命运，违背天地之间的生命，人类最宝贵的法则。
汉朝减轻土地税，按三十分之一征税，但是经常有代役税，病残而丧失劳力的都要交税。
加以土豪劣绅侵犯欺压，利用租佃关系掠夺财物，名义上按三十分之一征税，实际上征收了十分之五的税。
所以富人的狗马有吃不完的粮食，因骄奢而作邪恶的事；穷人却吃不饱酒渣糠皮，因贫困而作邪恶的事。
他们都陷于犯罪，刑罚因此不能搁置不用。
现在把全国的田改名叫‘王田’，奴婢叫‘私属’，都不准买卖。
那些家庭人口男性不满八人，而占有田亩超过一井的，把多余的田亩分给亲属、邻居和同乡亲友。
原来没有田，现在应当分田的，按照规定办。
敢有反对井田这种圣人首创的制度，无视法律惑乱民众的，流放到四方极远的地方，去抵挡妖怪鬼神，如同我的始祖虞舜帝惩罚四凶的旧例。”
感思：王莽的政策设计，尤其是将土地收归国有、禁止奴婢买卖、试图恢复井田制等举措，展现出一种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
甚至在某些层面与中国古代“大同”思想及现代共产主义理念存在表面上的相似性，比如对土地兼并的激烈批判、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对社会资源平均分配的追求。
然而，理想与现实的断裂往往比想象中更深刻。
王莽的改革看似充满道德激情与社会关怀，但在实践中却暴露出一系列根本问题：
理想与时代的错位。井田制是儒家对上古社会的浪漫想象，在战国以后土地私有化、商品经济初步发展的背景下，强行恢复“王田”实为历史倒车。
王莽试图以复古之名解决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却忽略了经济基础与政治结构的演变，结果反而加剧了混乱。
手段与目标的矛盾。改革虽以“均贫富”为口号，但执行中依赖严刑峻法（如“流放四裔”），且未触及官僚集团的根本利益。
所谓“家贫者得分田”缺乏可操作的分配机制，而“私属”虽禁买卖，却未真正解放奴婢身份，反而可能使其生存空间更窄。
货币改革的灾难性后果。文中提及的货币改制，废五铢、行小钱，实为典型反面案例：
频繁更换货币、禁止民间藏铜，实则是以政治权力粗暴干预经济规律，导致民间财富蒸发、市场信任崩溃，最终加剧民生苦难。
理想主义背后的权力逻辑。王莽在推行“仁政”表象下，始终强化个人权威，如改汉庙、禁“卯金刀”符号，其政策虽言“惠民”，本质仍是巩固新朝合法性。
对刘快叛乱的处理，赦免刘殷并增封户，可见其政治笼络重于社会公正。
王莽改革中结构性矛盾的核心是，以构建一个道德理想国为目标，却采用了严酷且与目标背道而驰的手段，最终导致改革的内在逻辑崩塌。
王莽在诏书中描绘的社会图景极具感染力：提出“均贫富”的儒家道德理想。批判现实，提出理想，占据道德高地。
然而，实现这一崇高目标的手段，却完全是另一套逻辑：
1.法律手段的严酷与虚化。严刑威慑。“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这直接将任何对政策的质疑或执行不力，上升为对“圣制”的背叛，用流放重刑来威慑。
法律虚化，禁令（如“不得买卖王田、私属”）看似严厉，但缺乏配套的细则、执行机构和监督机制。
如何核查全国土地、如何重新分配、奴婢转为“私属”后的权利义务是什么？全部语焉不详。这导致法律本身就成了一个“不可执行”的空文。
2. 对既得利益集团（官僚）的妥协与依赖。改革最大的阻力来自于官僚、豪强地主集团，他们正是土地兼并的受益者和执行者。
王莽的改革并未设计出瓦解其经济基础或置换其权力的机制（如汉武帝用酷吏打击豪强），未触及根本，反而依赖他们执行。
政策的执行，依然要靠这些郡守、州牧，他们刚刚因“忠诚”受封爵位。
让利益受损者去执行损害自身利益的政策，结果必然是阳奉阴违、扭曲对策。
他们可以利用“分配权”，将好田留给自己和亲信，将贫瘠土地分给“家贫者”；也可以将奴婢名义上转为“私属”，实则控制更严。
3. 具体政策的内在矛盾与恶果。王田”分配成为空谈。“男口不盈八”之家需分田，但“如何分”、“从哪里分”、“分多少”没有操作流程。
在缺乏全国性土地普查和清廉高效行政体系的情况下，这成了基层官吏上下其手、制造混乱的借口。良政美意，落地即成扰民苛政。
“私属”政策加深奴婢困境，使其身份固化。禁止买卖，表面上保护奴婢不被交易，但实际上堵死了他们通过被赎买或自卖来改变处境的狭窄通道。
在灾荒年间，贫民连“卖身为奴”求活的路都被官方堵死。
奴婢成为“私属”后，其人身依附关系并未解除，仍属于主人。
主人可能因无法买卖“资产”而更加严苛地榨取其劳力，以补偿“资产的流动性损失”。
法律存在空白。新政未赋予“私属”任何新的法律权利或救济途径，其生存状态完全取决于主人的道德，实际处境可能比明码标价的“奴婢”更无保障。
王莽的悲剧，是理想主义在缺乏现实根基时的必然结局。
他看到了社会矛盾：土地兼并、贫富悬殊、奴婢苦难，并试图以儒家经典中的“完美模板”去改造世界，却忽略了制度运行需要的社会共识、技术条件与渐进路径。
其改革中的平均主义倾向虽令人联想到后世对公平的追求，但强行用政治权力扭曲经济规律、以复古幻想代替务实改革，终将理想变为灾难。
最崇高的理想，若脱离对人性、经济与权力的清醒认知，往往沦为压迫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