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亚柏林曾用“两种自由”的概念来划分自由：“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他认为，积极自由是指人在“主动”意义上的自由，即作为主体的 人做的决定和选择，均基于自身的主动意志而非任何外部力量。当一个人是自主的或自决的，他就处于“积极”自由的状态之中。这种自由是“去做……的自由”。而消极自由指的是在“被动”意义上的自由。即人在意志上不受他人的强制，在行为上不受他人的干涉，也就是“免于强制和干涉”的状态。
这两个自由就像打工人所说的“996”和“躺平”之间的斗争。
在履行“996”时，大多数人都会考虑（1）能兑现承诺吗？（2）它正当吗？ （3）我加入这个游戏哪怕成功了，真的对我好吗？
所有的这个变化，让在践行“996”的人们在考虑，我可以退出这个游戏吗？ 退出后，就意味着躺平了吗？
其实都不是，是我们在这个歪曲达尔文所说的“适者生存”社会背景和价值导向下失去自我生活状态的一种焦虑。
在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间的社会价值导向是，只要你努力，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成功，正如一句俗语所说的：“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
可是现在发现无论怎样努力，有些事还是不尽如人意，就像刘擎老师所说的那样，在客观的生物需求很容易满足，但生活中感受的基本需求不断增长，而供应方又满足不了，这两者之间得矛盾，使得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失去了把控感和安定感，进而开始焦虑，沮丧，想着是不是该“躺平。”
其实真正“躺平”的人，不会去说出来。《人物》杂志有一篇是为陆庆松的采访，好多人都不认识这个人，但他的生活却是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躺平”。
他的家乡在贵州独山，10岁被选拔进京，14岁上大学，19岁毕业后在清华任教，但由于后期学校行政体系的改革，使他无法适应。25岁选择离开清华，之后的日子里他住在北京的郊区，周末开着一辆logo都坏了的车，来往于郊区与市区给孩子辅导钢琴赚取一定的生活费。周内的时候，他摆弄着院子里的花花草草，做着自己喜欢的音乐。虽然他没有选择大多数人所选的，专心弹琴，作曲，赚更多的钱，弹更好的琴。
陆庆松说道：“他所选的这条路未必正确，但没问题，毕竟怎样活着是每个人的个人问题。”
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很难做到陆庆松那样，因为我们背负着房贷，车贷，孩子的教育，父母的养老。
但我们却可以选择像我同事这样做，他是一个软件平台的开发工程师，这个平台不仅要考虑新协议机器的接入，还要考虑老协议机器的兼容。而在他开发的过程中，由于新协议机器的稳定性较差，导致中间出现很多的问题，进度难以推进。
因此，他只能在整体会议上将面临的问题，列举出来，可是他发现并没有人关心在开发️遇到的难题，只关心开发进度。
所以，在多次沟通无果之后，他沉下下来想了一下，他选择两者之间关注的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用户体验。
他说：“他换个角度沟通后，进度也有了一定的推进，整个人也不那么焦虑，烦躁。”
在职场中肯定有很多人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而多次解决问题无果后，好多人都想选择退出“躺平。”
而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我们的阅历和判断力有限，我们没有正确的选择出生活中最本真的热爱，使得我们在“996”和“躺平”之间不断摇摆。
就像刘擎老师所说的：
人生要有一定的阅历，早慧代表不了阅历，有人知道很多道理，但也过不好一生，是因为那些道理不是自己的道理，要变成自己的道理需要修炼，需要阅历。
判断力包含着对自己判断标准，不是彻底准确的那个意识，这个意识极端重要，有很强的分寸感，不能怀疑到自己失去那个判断力，又不能变成绝对自负的人。而这个分寸感是经过无数次的经验和教训才会总结出来的。
所以写在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过，但过度反省的人生是过不下去的。
所以我们无需焦虑选择“996”还是“躺平”，而是在我们现有的判断力下，选择一个最适合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