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一天早上睁眼醒来，蓦然侧耳侧听，远处传来鼓声。鼓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从很远很远的时间传来，微乎其微。听着听着，我无论如何都要踏上漫长的旅途。
漫游家，心随自然
我离开日本在欧洲生活了三年时间。具体说来是由三十七岁到四十岁这段时间。
三十过半以后，一种预感在我体内一点点膨胀开来。正因如此，我才想在精神转换之前做一件事留下来，想写那种往后很可能不写的小说。上年纪没有什么可怕。上年纪不是我的责任。谁都要上年纪。那是奈何不得的。我怕的是本应在某一时期完成什么而最后不了了之，而这并非奈何不得的事。
这也是我想去外国的一个原因。感觉上待在日本，有可能在应付日常生活的时间里稀里糊涂上了年纪，有可能不知不觉之间失去什么。而我——说起来——很想把切切实实的、可感可触的生之时间控制在自己手里，而在日本这好像很难做到。
当然，不管在哪里人都要稀里糊涂上年纪。在日本也好，在欧洲也好，在哪里都一样。恐怕正因为可以在应付日常生活中稀里糊涂上年纪，人才得以勉强保持正常心智。如今——在已经四十的今天——我也那样想。但那时候想法与此不同。
坐在桌前思考欧洲那三年时间的游历发生的事——觉得十分不可思议。回想起来，那里边存在奇妙的失落感。有质感的空白。某种浮游感或流移感。那三年的记忆在浮游力和重力形成的狭窄河道里往来彷徨。那个年月在某种意义上已然失却，又在某种意义上牢牢植根于我体内的现实。我可以在身体某个地方真切地感觉出记忆的把手。记忆的长臂从非现实的黑暗中伸出来抓住现实的我。我想将其质感讲给别人听，然而我不具有相应的话语，恐怕只能把它作为比喻性整体表现出来，一如某种心情。
快40岁了，这也是驱赶我踏上漫长旅途的一个动力。不过，促使我离开日本的原因还有好几个：既有几个积极的，又有几个消极的，既有几个现实的，又有几个隐喻式的。因为时至现在，怎么都无所谓了。对我无所谓，对读者想必也无所谓。无论什么缘由让我开始旅行，漫长的旅途也已把最初的缘由冲往远处，就结果而言。
是的，一天，我突然心血来潮，无论如何都要踏上漫长的旅途。
作为旅行的缘由似乎有些理想化。简单，有说服力。再说，事情不可千篇一律。
一天早上睁眼醒来，蓦然侧耳侧听，远处传来鼓声。鼓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从很远很远的时间传来，微乎其微。听着听着，我无论如何都要踏上漫长的旅途。
这也没什么不妥。毕竟听见了远方的鼓声。此时此刻，我觉得这是唯一使我踏上旅途的缘由。
在欧洲的三年时间我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挪威的森林》，另一部是《舞！舞！舞！》。但在欧洲期间由于不受任何人干扰，所以写作速度比以往还快。在这本书中我也提到：是不折不扣从早闷头写到晚。除了小说几乎什么也不想，心情上就好像把桌子放在深深的井底写作似的。
何况我们的立场在所有意义上都是不上不下的——我们不是赶来看应看的东西、看完就径自通过的游客，但又不是在那里住下来扎根的永久性居民。而且我们不属于任何公司任何团体。勉强说来，我们是常驻游客。虽说根据地设在罗马，但若另有满意的地方，就在那里租住带厨房的公寓生活几个月。想去别处时就又搬走。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也许某类读者生理上喜欢这种深入方式，不过我想，归终我是心甘情愿深入到那样的世界里面去的，情愿在异质文化的包围下、在孤立的生活中最大限度挖掘自己的脚下（或者尽可能孤军深入）。我的确有这样的渴望。
《挪威的森林》成为畅销书之后，各种各样的人老问我同一个问题：“你认为那本书为什么那样好销呢？”
我当然无从得知。我的工作只有一个：写出小说来。甚至自己何以写出那样的小说都稀里糊涂。反正当时只能写那个。好也罢坏也罢，作为我只能那么写。在那部小说里面我能够清楚表明的惟有一点，即作品命中注定地抹上了异国标记。
于是，我成了一个为持续维持自己而持续写文章的常驻游客。
文 / 村上春树
著名作家 漫游家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
迷失的人迷失了
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