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9日，父亲因肺癌离世。

回忆那一天，记忆里所剩之物极少，恐怕，当我得知大姐夫来从学校要接我回去时，我已经意识到什么，那时我的魂也怕只剩一半。一路上，我像个木偶，因为极度不安和恐惧，整个知觉系统都处于狭隘的状态里。大姐夫先是把车载到了他家，匆匆处理了一些事。我察觉到，有“好事者”在观察我，他们似乎想从我这看出什么，我甚至似乎也觉得自己应该满足他们的需要，我或许应该表现得悲痛欲绝的。可是，我很平静，平静地近乎木讷。要到后来我才知道，我只不过由于人的自我保护本能启动了一套心理防御系统，那不是平静，如果有科学仪器在侧的话，我体内的某些激素一定是发生了某些变化，一如我将要经历的际遇和我必须面对的人生。

很快车开到了我家巷口，下车之前，大姐夫告诉我要哭。于情于理，我最应该是要悲嚎的那一个，父亲抛弃了我——他的第四个女儿，最小的女儿，正在备战高考的女儿。可是，我实在没有泪感，哭不出来。我不知道我是怎样打开车门，下车，走过窄窄的巷口的一段小路，然后踏入家门，见到满屋的人，还有在眼前缭绕的一些白条。也许如果有可能，我根本不会下车——我太恐惧，以致于本能地抗拒面对死亡。进屋后，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可是出口一句“俺爸爸呢？” 突然问痛了大姐，“在这儿。”大姐一指，不由抽泣。我看到了躺在木板上穿着寿衣的父亲，也是一个骨瘦如柴的老人。我心下不忍，泪水突然涌来。可是，我得说，这泪水像我的心，累了，哭不大动了。因为从得知父亲患病到看他奄奄一息的这段时间，什么泪，管它该不该哭，都流过了。

与死亡的第一次正面交锋，我18岁，正好高三，但一切都是匆匆而混沌。那时的我，面对死亡，就像是一头鹿被汽车的强光灯照射，完全无法动弹，彻底地凝固在惊恐里。

但那时，我并没有来得及思考死亡。我所思考最多的，是父亲的死亡所带来的一系列附属品。我如何在同父异母的三个姐姐和同母异父的两个哥哥间自处，如何面对父亲一纸遗书将房子给了大姐，而母亲耿耿于怀甚至不惜伤害了最后的父亲的事实，我如何暂时摆脱这些压力而继续潜心备站高考,甚至，我缺少支撑我度过高三的一笔生活费该怎么办……

原来，这世界有时候远比死亡更残酷的是——活着。我领悟到，其实某些死亡并非意味着全然的不幸。事实上，我也这么安慰着自己，上天也许是选择结束父亲苦难的一生。

2019年4月的一个星期五，我接到家里的电话，母亲突发重病住院。死亡之利剑再次悬在我的头上，我告诉自己要冷静，可事实是，我的思维又一度停滞，我深知自己的恐惧，也丝毫不能掩饰我的恐惧。急急赶一班当天下午可以回家的途经车，等车时，泪水不控制地流了一行又一行，我深呼吸，我给自己积极暗示，都一无所用。坐进车，我还是如此。车上卖票的人向我收取车费时不由多看了我几眼，但也仅是多看几眼，此外无他。我对此有些深深感激。他使当时的我意识到，在我个人要紧的苦痛，实属现实世界的稀松平常，是人，便都有人的无奈，人的苦痛。不过问，是因为理解过问也无济于事，反而是种打扰。我知道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但我想一些悲欢不在同一刻相通，但也会在某些瞬间相似。坐在车上，双手紧抓着胸前的书包，手心浸出湿漉漉的汗来，但我丝毫不愿动，这能使我感到安全。我无声地流了将近半小时的眼泪，慢慢睡去，心情也许因为身体的疲惫也有所放松。

几个小时后，天色渐黑，因为起先身体因为过度紧张而出汗的缘故，我开始感到发冷，还有轻微的腹痛，我意识到大姨妈马上驾到，心情就更差了。下了大巴车，不一会儿，我坐上了去往市医院的出租车。到达医院，我在附近买了姨妈巾，已经七点。我刚巧碰见买饭回来的大哥，一同上楼去看母亲。得知母亲是急性心梗，只是需要动个支架手术，心下算是安稳了不少。之后，我进了ICU，见到了病床上的母亲，却百感交集。有些死亡，对于穷人来说，对于老人来说，心里头是会过意不去的，因为需要过程，而过程意味着时间和金钱的投入。好在母亲捡回一条命，这已是我最大的满意。

这是母亲与死亡的擦肩而过，也是我第二次面临死亡对我造成的审判，虽然事实未曾发生，可是在我的意识里，我已经开始面临了，并且，未来我将与之共存。的确是的，已经发生的事实，将死亡推近了我的生活。我深深害怕母亲病情的恶化，也竭力监管母亲的生活作息。只要母亲的身体出现一点不正常的苗头，我就不由自主地对她“口诛笔伐”，认为是她没有遵循医嘱安排生活。很快，我与死亡的战争悄悄演变成了我与母亲的战争。就是现在，她又操心种地买肥的事宜了，可问题是她的身体无法承担这些体力活，而我们的时间到时是否允许也是一件事。为了说服她放弃种地，我真的努力了好久。然而，那只在她短暂的不舒服时才能奏效，过后又是充耳不闻。我想让她改变就像她不愿意被我改变一样，一样执拗，一样强烈。

面对种种无奈，我想，那么就顺其自然了吧。

也许面临死亡的通缉，我现在能够选择的最好方式，就是像《猫和老鼠》里的那只猫那样演绎人生，直到最后落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