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饱受难以缓和的空虚感困扰，少年时代的格雷厄姆·格林曾偷偷拿着哥哥的手枪，跑到伯克约翰斯德的公共森林里玩俄罗斯轮盘：他先装入一颗子弹，再转一下枪膛，然后把枪对准脑袋，扣下扳机。当只有一声“咔擦”响时，他会感到一种难以抑制的快感。在格林的私人化散文《墙角壁橱里的左轮手枪》中，他写道，“就像一盏灯突然点亮了……我感到人生充满了无限可能”。
“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判断生命是否值得延续，就相当于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加缪的想法与这位英国剧作家不谋而合。
二者虽然表面极端，却切切实实令我醍醐灌顶。
大概是我们所熟悉的大众文化，似乎都是在教导读者如何活下去，哪怕苟且活在一个丝毫谈不上完美的世界。
有诸如《活着》《活法》《活好》这样的作品，告诉我们活着才有希望，活着就意味着一切，因为生活注定不可抗拒，所以我们必须打点行装去面对生活，哪怕它把我们折磨得哭爹喊娘屁滚尿流。如果现实无法让创作者找到书写幸福的理由，书店里也不乏唯心主义作家煲好的心灵鸡汤，指引读者们在心中求得永恒而不切实际的平静。
很多人可能如我一般，从来不曾意识到生存和死亡都是人可以选择的道路，我们不只有活着这一条道路，也不会因为活着才看到了希望，而是我们选择了希望（或者其他的东西），才为此活着。
打破了这个界限，人的根本选择就扩大了许多。坦白了说，怎样活着是其次，我们还可以选择是否活着见证自己的生命意义，那个理由才是真正支撑我们生命车轮滚滚向前的原动力。
意识到了这一点后，我便开始继续打破自己不自觉的偏见。
想起前几日收到的微信推送，推送里提到1943年的《解放日报》发布了一篇题为《建立新的劳动观念》的社论。这篇社论以劳动英雄新现象开篇，指出“这些劳动英雄，他们本身也是一种新的人物。他们是解放了的人，他们懂得自己的劳动的意义，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劳动。”
作者说，这是“劳动”很早就被官方视为建立新的社会主义主体性基础的时刻。
文章还指出，残存的旧的劳动观念依然发挥着作用，一些劳动者依旧把劳动看成“受苦”；一些知识分子和干部，以妇女干部为例，也残存着轻视劳动的观念。轻视劳动的知识分子和干部被描述为“浮在上层，空闲无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最终的结果就是，只有那些“懂得自己的劳动的意义，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劳动”的劳动者成为了占据报纸和宣传栏的劳动英雄，为大众树立了学习的榜样。而那些“不懂得自己的劳动的意义，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劳动”的人，包括女人、干部和知识分子、移民和“二流子”则成了当时大生产运动动员的对象，或者说，被勒令改变的对象。
显而易见，在这场运动中，如果我是一个热衷劳动的人，那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可如果我的本质就是一个不愿意付出努力劳动、不愿意对别人负责的人，我有两个选择，第一，麻痹自己进入机械的劳动状态，第二，携带矛盾，卷入尼采宣扬的混乱而危险的心灵斗争中去。
时隔七十年的反思不禁令我质疑，我们的大生产运动结束了吗？
可能大多数时候，我们依旧不自觉地被束缚在了这场劳动之中。只是今天能够驱使人们劳动的东西已经不再是报纸上一份从头到脚的英雄报道，而是只要让人相信通过劳动可以达到消费自由，达到所谓“美好生活的愿景”，就会有一大批劳动者心甘情愿地进行前所未有艰苦奋斗，即使那样的决定“与生俱来”，或者说“与环境俱来”，根本没有经过他们自己的头脑。
因为一个不选择奋斗的人在我们社会的价值体系里只会被描述成 “不努力、不上进、不负责任的社会蠕虫”，而那是一种被局势定义的“罪过”。
主流文化让我宛若陷入七十年前的无从辩解之中。一方面，面对这些“本质正当”的选择，大多数人（包括我）只愿意选择那一种最安全有保障的方式，而另一方面，这种选择里令人痛恨的特征，实际上也是它能够维持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多数人仍然渴望受到大众（自己）日常崇拜事物的宠爱。很可悲的是，以另一种方式过活的人也可能只是被迫如此，还不曾意识到存在选择的问题。
在“不奋斗罪”“不成功罪”成为无形罪名的今天，我不禁觉得格林的另一番话也很有道理，“权力是要清除一切恶臭和痛苦，而荣耀是要让恶臭的人有权恶臭，痛苦的人有权痛苦，弱小的人有权弱小，污秽的人有权污秽，懦弱的人有权懦弱”。我认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任何一种“本质正当”而无害于他人的选择都不应成为令人羞耻的理由。
这几天在看先锋作家春树的《乳牙》，除了八零后文艺青年的叛逆和上世纪摇滚时代给我留下的繁荣气息，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
我们为什么变成这样？是因为我们过于单纯吗？是因为我们过于乐观吗？…还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是纯粹的牺牲品，无论我们怎么做都要付出出卖灵魂的代价？
我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要紧的不是挽救抽离的灵魂，而是先感受到灵魂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