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帝国》杂志邀请萨姆·门德斯（《美国丽人》《革命之路》导演）客座编辑最新一期杂志的《007：大破魔鬼党》版面时，我们都预感他要放大招了。然而当他要求自行做些访谈时，我们完全没想到，他采访的竟会是好莱坞最大牌的一众导演。下方罗列的便是这些大咖性情各异的回复，刊登于《帝国》杂志11月刊，由我们的“邦德”导演亲自编排，非常有爱。
你曾在片场发飙并甩手走人么？
史蒂芬·斯皮尔伯格（《辛德勒的名单》）：从没有过，也不觉得以后有可能。
大卫·芬奇（《本杰明巴顿奇事》《搏击俱乐部》）：没，但我曾在拍摄过程中清场，来单独跟一个或某几个演员谈谈人生。
李安（《色戒》）：我就只有一次“变身绿巨人” 。
埃德加·赖特（《僵尸肖恩》《热血警探》）：有次差点没忍住。当时是拍摄英国第四频道的《屋事生非》【译注：西蒙·佩吉主演的情景喜剧】时，我要连续拍分属于7集的15场戏，剧组人员全部是“新兵上任”，整个过程让我头疼得不得了。午饭休息的时候，我自己离开片场，走着走着就停不下来了。我找了个电话亭，打电话给我的制片人尼拉（尼拉·帕克），告诉她：“我忍不了了，周一你得找班新人马过来。”不过在她的劝说之下，我平息了怒火，又跑回去开工了。所以我从没真的在片场发过飙，但我会自己生闷气，气到不行。
阿方索·卡隆（《地心引力》《你妈妈也一样》）：有过，然而之后再回到片场时，只觉得自己是个蠢蛋。
乔·赖特（《傲慢与偏见》《赎罪》）：我很少发脾气，也尽量不提高音量说话，不过我经常自己气呼呼地离开片场。我会生闷气，甚至气到哭，但不会发飙。
保罗·格林格拉斯（《谍影重重2》《菲利普船长》）：有过一次，那时已经大半夜了，我在沙漠里拍摄一场对白很重的群戏，怎么也搞不定。于是我拿脑袋撞悍马车，哐哐哐十分钟后，神清气爽，就又继续耍了起来！
乔斯·韦登（《复仇者联盟》）：没有。我发过脾气，但都是小打小闹。某次在审看视效的时候，我几乎是无理取闹地生起闷气，离开了片场，但过了差不多一分钟，我就又跑回来了。
罗伯·马歇尔（《芝加哥》《艺妓回忆录》）：绝对没可能。
克里斯托弗·诺兰（《星际穿越》《盗梦空间》）：我试过一次，但发现根本没人鸟我，所以我就自己回来了。
史蒂文·索德伯格（《十一罗汉》《毒品网络》）：没有，但我确实有一次是带着满腔怒火开工，因为某个演员连续两天都在迟到。
索菲亚·科波拉（《迷失东京》）：呵呵，没有。
苏珊娜·比尔（《更好的世界》《赛琳娜》）：没。
亚历山大·佩恩（《内布拉斯加》《杯酒人生》）：操，没有。
乔治·克鲁尼（《晚安好运》）：没有过。因为不管怎样最后你还是要回去，到时候多没面子。
罗杰·米歇尔（《诺丁山》）：目前还没有。
你在片场最常说的话是什么？
格林格拉斯：“剧本/灯光/不管什么鬼都去死，只管拍！”
李安：对演员我最常说，“可以把台词说得一气呵成吗？”
乔·赖特：“美美哒，再来一遍。”
乔治·克鲁尼：“午饭啥时候开呀？”
阿方索·卡隆：“开工！【译注：原文为西班牙语】”以及“还有谁没就位？”
乔斯·韦登（故作烦躁的语气）：“拜托，各位，我才是这整部片子的主导……！”我想让大家怕我的时候就会说这句话。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亚历山大·佩恩：对演员我会说：“棒极了，再加快速度。”对剧组工作人员我会说：“这活儿要是简单的话，我直接雇我亲戚来干好不好。”
罗杰·米歇尔：“成吧，需要多久？”
诺兰：“继续。”
斯皮尔伯格：“卡。”“妙极了。”“再来一条！”
埃德加·赖特：“再来一条。”此外，我觉得我的老搭档们可以从我喊“卡”的语气中听出那到底是“太棒了，继续”的意思，或是在说“还是不对”。
苏珊娜·比尔：“假如……”
索菲亚·科波拉：“好的，棒棒的，再来一遍。”
罗伯·马歇尔：“卡，很好。”我觉得要当即给予演员肯定，这很重要。
大卫·芬奇：“他TM的给我闭嘴。”
片场会放音乐么？
斯皮尔伯格：有时候在拍安静的场景时会放。《人工智能》里大卫和他母亲的最后一场戏，我就放了莫里科内的《天堂电影院》。
埃德加·赖特：会啊。有时候音乐能让大家嗨起来！拍《歪小子斯科特对抗全世界》的时候我们经常大声放音乐，拍《世界尽头》的时候演员们的耳机里都在放歌，所以他们才能够走进大门乐队【译注：美国七十年代风靡的乐队】的世界里。我还记得拍帕迪·康斯戴恩思念罗莎曼德·派克特写的时候，手提电脑里就播着TeenageFanclub【译注：苏格兰格拉斯哥的另类摇滚乐队】的intro呢。给杀青戏配乐也非常好玩，就像是盖棺定论。
乔斯·韦登：想都没想过。除非是在拍摇臂镜头——我可能一边回看一边哼一段儿配乐，看看是不是我想要的效果。
苏珊娜·比尔：从来不放。
阿方索·卡隆：不太经常，但有时为了帮演员尽快入戏，我会在拍某几场戏的时候放一些特别的音乐。卓别林的片场里以前总有一位小提琴家。我在考虑邀请英格伯特·汉普丁克【译注：德国作曲家】为我的下一部作品演唱。
保罗·格林格拉斯：没有——尽管有一次我四处转悠，弹了快一个小时的吉他，因为当时干活干得太烦了。
罗伯·马歇尔：呃，我拍的大部分电影都是歌舞片，所以比起“开机”我更常说的反而是“再放一遍”。但说真的，在片场放歌真的超赞，它能塑造情绪、节奏和情感。
李安：不放。
斯蒂文·索德伯格：没有音乐。
亚历山大·佩恩：不放，没人有时间倒腾那种玩意儿。
大卫·芬奇：不放。除非是酒吧的戏，我们会放到震耳欲聋，这样演员们才能大声把台词吼出来。
乔治·克鲁尼：不放。
索菲亚·科波拉：当然，我喜欢在片场放音乐。
乔·赖特：经常，几乎一直都有音乐。我都是把声音开到最大，还搞了个小插座，让iPod能连到导演椅上。我觉得通过音乐，可以很直接地与演员和工作人员沟通，尤其是那些在片场外围的工作人员。我也很喜欢在片场跳舞，很有利于放松。
你会给所有工作人员定什么片场规矩么？
大卫·芬奇：我们不是来看戏的，我们是来拍戏的。
诺兰：不能玩手机，不能玩手机，不能玩手机！
罗杰·米歇尔：目光长远，与人为善，不吃午餐，早早收工。
苏珊娜·比尔：不抽烟，不闲聊，通知坏消息时记得保持笑容和幽默感。还有，别抽烟。
罗伯·马歇尔：有什么问题直接找我，不然我为毛待在这儿。
乔治·克鲁尼：只要有好点子就赶快说出来。
李安：我只想要安静和专注。
埃德加·赖特：我有自己的监视器，远离摄影机附近的视讯中心。我不喜欢有人站在我后面说话。所以我大概每隔一个小时都会让副导演赶走我周边那些聊天的人。还有在我的听力范围内不能聊足球谢谢。
乔·赖特：排练的时候保持安静，不要大声喧哗，尊重每个人。
保罗·格林格拉斯：有什么说什么。
阿方索·卡隆：任何一个优秀的工作人员都会遵守拍摄中的不成文规定，比如拍戏过程中不得讲话，不要挡住演员的视线等等。但是每个导演都有自己的一套。我喜欢拍戏时清场，只留下奇沃（摄影导演艾曼纽尔·卢贝兹基）和副导演。并且如果对现场表现满意的话，我也只会把各部门的头儿叫来。
亚历山大·佩恩：没有“规矩”。我又不是英国人。我觉得我可能人太好了……难怪老被人欺负。
史蒂文·索德伯格：不许穿露趾鞋。
重拍最多的一幕有几条？
斯皮尔伯格：《大白鲨》里罗伯特·肖给枪上膛的那一幕我足足拍了50遍。鲨鱼不听话，我只好不停地拍，装作很忙的样子，其实只是避免剧组无聊到抓狂。这是我耍的一个小聪明。
索德伯格：48条。
大卫·芬奇：107条。
乔治·克鲁尼：18条。
诺兰：从不在意这些细节。
埃德加·赖特：我没库布里克那么疯【译注：最多一个镜头拍过148条】，最多二十来条……一般的镜头大概就拍六七条。
亚历山大·佩恩：应该是26条吧。但如果演员、摄影、轨道和摄影助理都在状态的话，我一般也就是四七条（不是麻将），可能偶尔要多拍几条。
罗伯·马歇尔：尽量不超过七八条吧，拍多了反而得不到好镜头了。
阿方索·卡隆：长镜头一般都不太可能拍很多遍。以前我经常一拍就是五十多条，有时候会用第64条，有时候就用第4条。
罗杰·米歇尔：和一般的澳洲板球手一样，很少会上两位数。
李安：一般表演是13条吧，动作戏36条。
苏珊娜·比尔：25吧，我觉得。如果想要得到最好的表演，这还远远不算多。
乔·赖特：大概是37条吧，我也记不清了。除非是技术要求很高的镜头，我一般也就拍个12到16条。
索菲亚·科波拉:我不太记得了，应该没拍过很多条的，因为我们的档期总是很紧。
乔斯·韦登：有个很复杂的镜头我拍过30条，一般对话的戏我很少拍上两位数。
保罗·格林格拉斯：我数学不好，超过10条就不数了。
你一天喝多少杯咖啡？
罗伯·米歇尔：绿茶或者无因咖啡
斯蒂文·斯皮尔伯格：我是咖啡绝缘体，但每天至少喝一打薄荷茶。
乔·赖特：喝太多了，现在得服用乙型阻滞剂了（一种抗心脏病的药物）我之前的助理是一个咖啡师，她在办公室放了一台咖啡机，这可太危险了。
阿方索·卡隆:我不喝咖啡。早上喝绿茶，下午喝白茶，太多了
乔斯·韦登:以前我只喝茶，然而拍《复联2》时我迷上了咖啡，每天一两杯。我同时也喝茶，茶能喝上一整天。
苏珊娜·比尔:咖啡两三杯，但我喝大量的花草茶，十杯左右。我知道这个习惯比较无聊啦。
保罗·格林格拉斯:比我拍的条数多！
大卫·芬奇：最多三杯，不然就走火入魔了。
李安：两杯。
乔治·克鲁尼：三杯。
罗伯·马歇尔：早上一杯，下午茶时间一杯，永远要加冰。
诺兰：太多了，在拍摄完《失眠症》之后我被迫戒掉咖啡，用茶取代。
索德伯格：我不喝咖啡，我靠胡椒博士（译注：一种碳酸饮料）摄入咖啡因。
佩恩：大概三杯双倍浓缩咖啡
埃德加·赖特：非常多。有一次我一天喝了八杯双倍浓缩咖啡，差点犯心脏病。我想我的助理悄悄地把咖啡换成无因咖啡了，她可不想我死于咖啡因过量啊。
说说你在片场最美好的一天
乔治·克鲁尼：看大卫·斯特雷泽恩在《晚安，好运》片场一镜到底拍一段三页长的独白。
斯皮尔伯格：对我来说，差不多在片场的每一天都是最美好的一天。
埃德加·赖特：每次我心里想“真不敢相信这是我的工作”而感叹自己有多么幸运的时候。无论是给成百上千的僵尸排戏、做疯狂的特技还是拍音乐MV，我都觉得自己很幸运，能把爱好变成工作。
乔斯·韦登：没法选。如果哪天我能顺利完工，准时让剧组回家，那就挺不错的。如果那天还有人跳舞，我就乐开花了。
阿方索·卡隆：当有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而你乐观其成的时候。
罗伯·马歇尔：和演员合作的第一天，特别是我一直仰慕的一位演员。而我很幸运，已经和这么多位合作过了…….
罗杰·米歇尔：拍摄最后一天。
索德伯格：让你提心吊胆的一场很困难的戏，在拍摄时却轻而易举、很快拍完，而且效果还很不错。
苏珊娜·比尔：一场本来很担心的戏拍出来却效果惊人的时候。
乔·赖特：大概是我们拍《赎罪》时，用斯坦尼康摄影机拍摄海滩长镜头的那天。我们花了一整天时间准备，一直都是乌云密布，但是就在开拍时，太阳从云层下冒出来，一切都有如神助，这要归功于团队付出的巨大心血。我们全都感到了一种真诚的归属感，连一千位Redcar当地社区的、带了家人来野餐的临时演员也不例外。那天，我喊"cut"的时候感到很幸福。
大卫·芬奇：当计划完全变了，而不可思议的事也随之发生时……
亚历山大·佩恩：这听起来有点陈词烂调，抱歉，但即便是片场最糟糕的一天也是最好的一天，远远好过不拍戏的一天。
李安：有很多，但我的第一反应是在《断背山》片场，拍恩尼斯拜访杰克家人那场戏的那天。
索菲亚·科波拉：比尔·默瑞在片场的时候。
保罗·格林格拉斯：大概是在《血腥星期天》的片场。我们没钱请临时演员，于是碰了几个月的运气，试图劝说德里市的人们在一个下午出来为我们游行。他们同意了。有几万人。看着他们游行，他们的耐心、庄严和投入都让我知道，这部电影会有一种真实的质感。
诺兰：最后一天。
真实爆炸还是CG？
斯皮尔伯格：《拯救大兵瑞恩》100%都是真实爆炸场面。
亚历山大·佩恩：没拍过爆炸戏，不过我有爆发性腹泻，那玩意儿非常、非常真实。还好我有自己的拖车。
埃德加·赖特：来真的。这样拍摄时好玩多了。在拍《热血警探》时我们甚至炸掉了一个微型警察局，而且我还确保自己没有错过引爆的那一刻。太好玩了。
乔斯·韦登：真的就是真的。别的都不真实。除非有安全问题，否则没商量。
索德伯格：目前都是真的。
苏珊娜·比尔：真实爆炸。相当好玩。
罗伯·马歇尔：如果可能的话就来真的，再用CGI加强一下效果。
乔·赖特：真实爆炸，再用CGI加强一下效果。
李安：来真的，偶尔再用CGI增加吸引力。
诺兰：真实爆炸。
乔治·克鲁尼：来真的。
阿方索·卡隆：真实爆炸不仅拍起来更好玩，而且能在片场制造一种氛围，帮到演员，最终成为影片的能量。
大卫·芬奇：我会在现场实拍——但要用CGI增强效果一万次吧。
保罗·格林格拉斯：都有。在现实基础上加强。
索菲亚·科波拉：不认为我拍过爆炸场面。
罗杰·米歇尔：啥？
从其他导演那里收到过最有益的建议是？
索菲亚·科波拉：我父亲曾对我说，“你拍出的电影将永远不会像最终样片那样好，但也绝不会像初剪那样坏。”
乔·赖特：“汲取一切经验，做你一切所想。所以当绝佳的机会降临的时刻，你就可以临危不惧，胸有成竹。“这话是西德尼·吕美特说的，虽然并不是对我，我是在他的书里读到的。导演其实都没什么机会和其他导演讲话。
李安：我可不敢当着这么多人说出来。
诺兰：“掀开你的和服【译注：意思是不要吝啬任何信息】”——索德伯格让我不要把自己的拍摄过程藏在摄影棚里。
索德伯格：“把一切都写下来。”
乔治·克鲁尼：“只拍摄你需要的镜头。”
乔斯·韦登：詹姆斯·卡梅隆曾和我说过，“你可以聘用50个顶尖的行业人才，你喜爱、信任和尊敬的人才。但当你们一起看向监控屏的时候——你依然会是唯一一个发现问题所在的人。
罗伯·马歇尔：有位导演曾对我说，“要知道，大家都是为你服务的。”我想表达的和他的意思正好相反。当时他就这么走了，而我对自己说，“恰恰相反：’我是来服务大家的。’”
阿方索·卡隆：非常幸运地，我从其他导演那里得到过很多建议。其中有“管理好你的精力”；“故事，演员，地点”；“坚持真我，不怕失败”；“一个给我，一个给我自己” ；“别吃红色的东西”【译注：《时光倒流未嫁时》中提到红色色素与癌症有关】。
苏珊娜·比尔：我此生收到过最好的建议其实同时也是最坏的一个。当我还在电影学院的时候，我的老师之一曾建议，导演专业的学生也可以尝试着融入到团队中，像是卷卷电缆啊打打光什么的。我确实试着这么做了，直到最后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来对我说“这些我们来就好，你还是去干自己擅长的事情吧”。老实说有点尴尬，但这条建议还是不错的。
保罗·格林格拉斯：在拍摄我的第一部电影之前，我只对纪录片有过工作经验。于是我去拜访罗杰·米歇尔，我大学时的一个老朋友，在那时候他已经是一位经验丰富技艺精湛的戏剧与电影导演了。他给了我极好的一个建议。他说，“永远不要碰一个演员。”其实他的意思是——不要引领演员。不要禁锢他们。不要事先就规划好他们的方向。相反，你要时时刻刻地聆听他们。让他们引领你，不断试着去弄清他们的本能。因为你的演员们永远是将你引向真实的最佳向导。”
罗杰·米歇尔：“如果你觉得你也许需要拍个特写…那你就绝对需要一个特写。”
埃德加·赖特：约翰·塞尔斯说过一句很棒的话，“某某下车的这种镜头绝不要拍两条以上。”但在我亲自收到的建议中，是来自之前提过的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最令我倍受鼓舞，上周在拍摄《世界尽头》的时候我给他发了封邮件，他是这样回复的：“祝你最后一周拍摄一切顺利。霸气收官。”看到后的第二天我简直活力四射，满面春风。
大卫·芬奇：斯科塞斯曾经告诉我，“你所欠缺的方面同你擅长的方面一样，都是你风格的一部分…”这话说的实在是太准确了，并且很奇怪地让我十分安心。
为什么你没有干脆选择当一名会计师？
斯皮尔伯格：我永远也当不了会计师。数学课我只拿了D。
大卫·芬奇：对于这种工作来说我不太善于与“人”交往。
乔·赖特：假如我可以成为导演以外的任何人，我大概都不会做导演这一行，但貌似没有别的选择了。这就是我唯一能做的，也是我唯一想做的。
乔斯·韦登：我是个讲故事的人。这是我之为我非常关键的一点。并且我数不了数。
罗伯·马歇尔：太好笑了！我天生就不是干这个的料。
斯蒂文·索德伯格：数学糟糕透顶。
保罗·格林格拉斯：二加二等于五吗。
苏珊娜·比尔：因为每次看到纳税申报单我的意识都会即刻离家出走。
索菲亚·科波拉：这是无法避免的，我觉得，毕竟我在片场长大。其他东西对我来讲都没那么好玩。
罗杰·米歇尔：现在当还来得及吗？
阿方索·卡隆：职位当时都已经满了。
李安：相比之下拍电影实在是小菜一碟。
乔治·克鲁尼：因为我的数学很差劲。
诺兰：在制作电影的过程中遇到的算数已经足够满足我的会计野心了。
埃德加·赖特：距离成为世界上最杰出的导演我或许还差个十万八千里，不过我可以百分百的确定我将会成为最糟糕的一名会计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那种。
亚历山大·佩恩：你滚。
你更喜欢说哪句— “开机”还是“卡”？
亚历山大•佩恩：两句我都喜欢说，但在片场最好的感觉之一就是在你知道自己拍到了想要的东西时说“卡”。
索菲亚•科波拉：“卡。”
苏珊娜•比尔：“卡。”
保罗•格林格拉斯：“卡。”我从不说“开机”，会让我出戏。
史蒂芬•斯皮尔伯格：我喜欢说：“成！我们继续。”
罗杰•米歇尔：到现在说这两句时依然很兴奋。
大卫•芬奇：都不是。“再来一次。”
阿方索•卡隆：都是副导演说。我总忘了张嘴。
乔治•克鲁尼：“开机。”
埃德加•赖特：我喜欢说“拍（Go）”。当我制作业余电影时，我常说“拍”而不是“开机”，因为只有一个音节，说起来更快，我在拍《歪小子斯科特》时又开始说“拍”了。
乔斯•韦登：“卡。”因为有时候这个词的实际含义是：“我的天，我们居然拍到了这个，我现在像一个（很爷们儿的）校园小女生一样开心的头都晕啦。”
乔•怀特：我经常忘了说“开机”，所以我都让我的副导演说。我喜欢喊“卡”。
罗伯•马歇尔：当然是“开机”。但我记得很清楚，在拍第一部电影的第一个镜头时，这个词我根本说不出口，我觉得很俗气，我只说：“好，拍……”
克里斯托弗•诺兰：“卡。”如果你忘记喊会非常尴尬。
李安：“开机。”但在拍3D时，视讯中心很远，我都没机会喊。所以我只说“卡”。
史蒂文•索德伯格：尽管这两句都很必要，但我觉得喊起来都很尴尬。
胶片党还是数字党？
保罗•格林格拉斯：胶片。
史蒂芬•斯皮尔伯格：我本人支持胶片。
克里斯托弗•诺兰：你是选黄油还是人造黄油？毕竟，电影制作就是filmmaking（译注：filmmaking字面意思为胶片制作）。
埃德加•赖特：胶片。我还没拍过数字长片。我认为胶片在某种程度上更让人心旷神怡。而且因为我们担心胶片会用完，所以拍的时候会更加谨慎、用心。用数字的话可以一直拍一直拍，但我认为这样就失去了有效的控制。
乔治•克鲁尼：胶片。
亚历山大•佩恩：当然，我更喜欢用胶片拍，但真正重要的是放映的问题——胶片如何放映——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输了。
罗伯•马歇尔：我希望永远是胶片，但不幸的是，如今，有时候时间和预算上的限制不允许我们用胶片。
李安：我都喜欢，就像香蕉和桔子——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想用数字模仿胶片。
乔•怀特：要看素材。
阿方索•卡隆：两者都是工具，各有优缺点。如果让我来说的话，应该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使用”这么个选项。
索菲亚•科波拉：我爱胶片，但我已经向数字电影投降。
乔斯•韦登：数字。抱歉，艺术世界！！！我不喜欢提前把事情定的死死的，我喜欢到了拍的那一天再去想各个演员应该怎么走位、某些概念应该怎么体现。所以我拍的一切都排演的不够充分、而且顶着很大的压力。数字电影更宽容，我不用担心浪费胶片。“只是一堆1和0而已。”是我在片场常说的一句话。
苏珊娜•比尔：数字电影。我爱胶片，但数字电影打开的门要比关上的多得多。
罗杰•米歇尔：工作时用——数字。看电影的时候——老实说我已经看不出区别了。
史蒂文•索德伯格：你真的认识我吗? 数字.
大卫•芬奇：数字——胶片是什么？
当拍摄到了危急关头，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是库布里克的话会怎么做呢”？
罗伯•马歇尔： “如果是乔治•库克、斯坦利•多南跟萨姆•门德斯呢….”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早上你想着要拍《公民凯恩》，然后午饭过后就成拍《波吉酒吧》了”。
保罗•格林格拉斯：有时候吧，不过想的最多的是大卫•里恩（《阿拉伯的劳伦斯》），有时又是阿兰•克拉克，或者科斯塔-加夫拉斯（《焦点新闻》），诸如此类的老派大师…….因为，因为他们可是大佬啊！
克里斯托弗•诺兰：在开始的时候总这么想，不过在拍摄过程中就不这么想了。
埃德加•赖特：没有吧。我深爱着库布里克以及他的精美作品，但他的电影这么牛逼是因为拍了上百条呀。我就没那个时间拍那么多条，所以我大概会想，“如果是斯皮尔伯格会怎么做呢？”因为史蒂芬•斯皮尔伯格最擅长单条拍摄，通常他拍一条的剧本都要写上两三页纸。斯皮尔伯格有拍电视剧的背景，所以他总在寻找一种最聪明、最有范儿又最经济的拍摄方式，特别有这种对镜头把握的直觉。
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在拍《人工智能》的时候，我大概每天要想二十多遍“如果是库布里克会怎么做”，这种状态持续了四个月，然后到另一次工作时又持续了六个月。
乔•赖特：没有，因为拍电影就是看你自己用什么方式看待这个世界，而不是其他人对世界的看法。就算是库布里克也不行。
阿方索•卡隆：我会想“我在这里干什么呢？”当问题来了，我就要试图回忆最初想要拍这部电影时的启示、那种灵感。当然了，大师们的意见是非常有用的参考标准。
索菲亚•科波拉：不，我从没那么想过。我只问“我能做什么”，然后着手完成它。我一直记得伟大的电影摄影师哈里斯•萨维德斯的话，“尽量简单”。
李安：没有，但我是他的崇拜者。
罗杰•米歇尔：大多数时间都这么想。
乔治•克鲁尼：从不。
苏珊娜•比尔：不，要说的话，大概会想约翰•卡索维茨吧。
亚历山大•佩恩：我会试着想，“如果是佩恩会怎么做？”
大卫•芬奇：不会，但我问过，“现在，如果是索德伯格的话，为了在吃午饭前完成他会怎么做？”
斯蒂文•索德伯格：我拍摄时从来没遇到过危急关头，亲爱的，因为在问题来之前我就自己问过自己好多遍了。
乔斯•韦登：我会在进行构思和前期准备的时候想到库布里克，但危急关头真正出现时，他肯定能不慌不忙慢慢来，我可做不到，我害怕遇到危急关头。
你会经常只拍一条就过吗？
史蒂芬•斯皮尔伯格：一条的话我会考虑一下，如果质量达到平均水准，那就过。一部电影下来差不多两次吧。
罗杰•米歇尔：从没有。
索菲亚•科波拉：从没有。
大卫•芬奇：从没，35年来一次都没有…..
苏珊娜•比尔：从没有，如果我这么干了，你根本就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
阿方索•卡隆：不经常吧。我喜欢拍长镜头，所以我们必须花很长时间跟演员一起沟通交流，再花很长时间准备现场并进行技术演练，通常在这天的最后才开始真正拍摄（有时候这个周期长达数天）。这让制作人与工作室快疯了。
乔•莱特：非常少。在以前的赛璐珞时代，有个保险公司叫做Lloyd。每当我们拍好了一条，都会响起一声“为了Lloyd，再来一次”，然后再来一遍。
罗杰•马歇尔：很少，即使我觉得我已经完成了，还是会再拍一次，以防万一嘛。
斯蒂文•索德伯格：尽量多吧，但你懂的，这泥煤真的让人觉得很不安呐！
李安：大概每三部电影中会有一次吧。
埃德加•赖特：非常少，拍某些特技动作的时候，可能只有那么一条能达到效果，然后就只能过。不过我想要尽量多拍一条保险点。
乔斯•韦登：时间大概够让执行导演有空上个洗手间。一旦我在拍的这条里得到了想要的东西，我就过了。
保罗•格林格拉斯：《菲利普船长》里那场航空母舰在黑夜中高速行进的戏我们就只拍了一条！！！
克里斯托弗•诺兰：自从拍《记忆碎片》时，一个工人把胶片搞坏之后，我就再也不这么做了。
亚历山大•佩恩：大概一周会有个一两次吧。有些导演会觉得在第一次拍摄的早晨来上这么一次，能让大家觉得你很正经。
乔治•克鲁尼：基本上是每部电影开工第一天拍的第一个镜头吧，然后大约是百分之十的概率。
在片场时口袋里一般装着什么？
斯皮尔伯格：我在片场时口袋里啥都不放。不带乱七八糟的东西让我分心。
李安：钱包和钥匙。
科波拉：润唇膏。
佩恩：润滑油。
索德伯格：现金。
诺兰：一杯茶。.
阿方索•卡隆：东西呗。
苏珊娜•比尔：润唇膏。口香糖。手机，虽然在片场我从来不用。
罗杰•米歇尔：剧本摘要（拍摄某些镜头的当天所需的半尺寸剧本）。甘草味劲浪口香糖。
乔•赖特：笔记本，铅笔和β—受体阻滞药。
大卫•芬奇：口香糖，iPhone，老花镜。
乔治•克鲁尼：非常不幸，我的手机。
埃德加•赖特：当日拍摄列表，我的脚本还有一堆库存充足永远也不会用完的黑色记号笔。我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用又粗又黑的十字一项一项叉掉我的脚本和拍摄清单。
格林格拉斯：折好的剧本摘要，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我做的笔记。我总是把它放在后面的口袋里，然后在前面的口袋插上一支笔。
马歇尔：我的耳机，剧本和一支笔。就这些。
韦登：如果可以的话，我啥也不带。我喜欢像只猴子一样上蹿下跳找合适的角度（并且假装自己真的是一只猴子）。
说说你在片场最糟糕的一天
斯皮尔伯格：我在片场最糟糕的一天是不得不收工回到酒店的时候。
马歇尔：当我进度落后而时间紧迫。我几乎无法思考，也感受不到自由。我会尽量在演员和组员面前把这一切情绪都隐藏起来。
大卫•芬奇：当一切都完全朝着计划好的那样发展，这很无趣。
乔•赖特：某个演员试图揍我一拳的那天。好的我就说到这儿了。
索德伯格：当一个本来应该很容易拍摄的简单镜头升级成根本无法拍摄的难题。
韦登：拍《吸血鬼猎人巴菲》的时候。那是我第一份工作，整个过程都是一场噩梦。全体参与者一时间统统陷入了极大混乱，并且毫无信心。我当时站在片场外面，等着溜回家，然后我就突然意识到假如我真的这么干了，假如我没有走回片场掌握控制权，我就永远只会是一个越活越痛苦的剧本顾问。于是我走进了片场。最糟的一天到最后其实也没那么糟。
苏珊娜•比尔：当事实证明你先前的担心都是正确的。
李安：拍摄《卧虎藏龙》的时候有那么三十天，实在是很难说哪天最糟。我可能会说第三天吧，大概。
阿方索•卡隆：当一切都“如期进行”。
格林格拉斯：拍摄某部微电影的第一天，拍第一个镜头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根本没有任何观点或者想法，这对影片本身太不利了。对我也一样。我压根就不该拍它的。
埃德加•赖特：太多了。在我的记忆中每次拍摄都会有一次低谷。对于《僵尸肖恩》来说是最后那场酒吧戏；我们当时面临了极大困难，不得不暂停拍摄。拍《热血警探》时，拍摄因为下雨而延期，光线不足，夜间的拍摄进展慢的一塌糊涂。《歪小子斯科特》，我想当时有一次特效标记让事情变成了一场情况复杂的灾难，直接让我深陷低迷，然后就是《世界尽头》的某一天，简直连喝凉水都塞牙，结果我们不得不把整组镜头都抛弃了。我直接变身郁闷侠。
索菲亚•科波拉：我记不清了，我觉得这就好像分娩一样，挺过去以后你还是会再来一次。但当然了，我记得那些怎么拍都行不通的场景，有次我不得不放弃拍摄，改日再回来处理。
亚历山大•佩恩：就像之前说的，我对不能熟背台词的演员真是深恶痛绝。当我不得不用填鸭式方法把对白硬塞进那些懒到家的演员大脑里时，我总是在想，我本可以好好阅读那些棒极了的俄国小说，而不是在这里浪费生命。这让我想彻底转行去拍纪录片——没有发型化妆，镜头只用拍一遍，并且人人都知道自己该说什么。
乔治克鲁尼：一场夜拍——在二月的蒙特利尔——气温零下三十度。
诺兰：最后一天。
你是第一个到片场，还是最后一个到？
乔•赖特：第一个。我喜欢所有工作人员到达之前片场的宁静，而且这也让我有时间来想想接下来的一天要做些什么。
斯皮尔伯格：第一个。在其他人和他们的对讲机进入片场前的那段时刻，是每天属于我的黄金时间，那时候整个片场都是你的。你可以自由自在毫无顾忌地走遍整个片场，就好像它完完全全只属于你自己。
大卫•芬奇：第一个到，（差不多）最后一个走。
史蒂文•索德伯格：第一个。
乔治•克鲁尼：永当第一。
乔斯•韦登：第一个。我喜欢早到，看看自己需要做什么准备和调整。但是总有一些团队会在我之前到然后也许又走了。“不是最早也不是最晚吧”
格林格拉斯：差不多中间吧。
阿方索•卡隆：这要看具体的情况了。如果我能帮上忙的话我就第一个到，如果准备工作有很多而他们又压根需要不到我的话我就稍微晚点来，毕竟我可以利用那段时间去做一些更有成效的事：计划，剪辑，改写，睡觉...
罗杰•米歇尔：第一个。我会在没人看着的时候偷偷溜进片场然后思考接下来要做什么。
罗伯•马歇尔：在中间吧——但是更倾向于第一个到。所有人都得清楚每一天的计划是什么，这是至关重要的。
诺兰：我会在片场从开始待到收工——但当时有一整群私人助理和外景助理，尽管并没有人为他们歌功颂德，但他们在片场的工作时间简直让导演们也感到惭愧。
你会在拍摄时做剪辑吗？
罗杰•米歇尔：我只会想要去割腕。（注：剪辑的原文为cut,与“切割”一语双关）
史蒂文•索德伯格：是的。有时甚至是真正在我们拍摄的同时进行剪辑。
斯皮尔伯格：我的剪辑师迈克•卡恩，还有我剪辑室团队在主要拍摄时期每天都剪辑。对于我的话，任何不拍摄的时候我都在剪辑室。
阿方索•卡隆：我会做一些剪辑。在整个拍摄期间我都会自己来剪，有时候是在周末，有时候是在片场时的空闲时间。我通常在拍摄的第一周剪辑的比较多，因为那时候我更精力充沛，并且正处于探索影片的早期阶段。
乔治•克鲁尼：一直都会剪。
诺兰：不。但如果李（史密斯，诺兰的剪辑师）告诉我有些地方被我给搞砸了，我会看看他的剪辑版本。
大卫•芬奇：我经常剪。毕竟如果我能第一时间拯救一下我刚刚拍出来的那些不知所云的东西，日后的自我厌恶就没那么难熬了。
格林格拉斯：一直都会剪。
斯皮尔伯格：是的。而且在拍摄时我用来花在剪辑上的时间还蛮多的。
罗伯•马歇尔：基本不。我不喜欢这么干，我更注重正在发生的和接下来要发生的事。但《加勒比海盗》就是一次特例，大量的特效工作让我不得不让自己也参与剪辑。幸运的是，我的搭档约翰•德卢卡在我之前就去剪辑室里帮我完成镜头——这样我就可以更有效率地利用我的时间了。
乔•赖特：我的剪辑师会负责编制好一个剪辑版本出来，偶尔我会突然进来检查一下片段的效果怎么样，但不会去做更多了。
乔斯•韦登：拍摄之前也会。我通常只会拍我所需要的。结果在身处卖座大片的天下这给我扯上了不少麻烦。于是在我的上一部片子中我努力去拍更多的素材，好拓宽我的选择范围——结果这给我创造了更多的麻烦。
李安：不我不剪。我宁愿先拥有美好的理想再面对骨感的现实。
埃德加•赖特：是的。在最近的两部片中，我在片场做了剪辑，并且这难以置信地帮了我大忙。然后在《世界尽头》杀青的那天，我向演员和特技演员们展示了我们努力后的成果。
佩恩：从不。事实上，等到收工两周后我过去剪辑室时，我希望我能完全忘掉我所拍摄的一切，这样才能更客观地去面对素材，以一个真正剪辑师的心态，而不是作为导演。
科波拉：不，我喜欢先等，直到一切完成之后再看看情况如何。
可曾亲自掌镜？
斯皮尔伯格：早些年，我经常自己拍摄。现在就很少这样了，会背疼好嘛。
科波拉：没有，我还是喜欢站在摄影导演旁边。
佩恩：整个拍摄过程中有差不多五次吧。通常我会彻底清场，和演员一块儿把某场戏的时间安排到位。
诺兰：大制作里象征性地拍个镜头，小成本电影里我会自己掌镜。
乔•赖特：《汉娜》里我自己拍过，其他电影就没有了。
韦登：非常少。对此我没什么经验，并且通常我都得待在监视器后边。
比亚：没有。我笨手笨脚的。
米歇尔：几乎没有过，技术糟糕。
埃德加•赖特：在以前的业余电影里我曾经自己掌镜。但现在没有了，我又不是比尔•波普（译注：赖特的御用摄影师，合作了《世界尽头》《坏小子斯科特》等多部电影）偶尔我会摇晃摄影机，营造一点埃尔文•艾伦招牌款的地震效果。（译注：埃尔文•艾伦是灾难片大师，代表作有《时间隧道》《火烧摩天楼》等）
卡隆：自己拍很好玩呀，但是在这方面其他人要比我做得更好。在拍摄一个场景时，我喜欢看着演员、感受这个时刻，但如果我同时操作摄影机，镜框会使我分心的。我喜欢详尽地构建好每一个拍摄细节（镜头、高度、移动方向、构图等等），自己举着手持监视器，站在摄像机边上。我不用录像辅助系统（《地心引力》是个例外，影片中使用了独立监视器技术）还有，比起导演椅我其实更喜欢坐在垫脚箱上，这更能感受拍摄的氛围。
芬奇：以前拍过，但是明明有更棒的专业人士来干这活好吧
李安：只在我学生时代时有用过16毫米的摄像机。35毫米的实在太重啦，而且并不觉得这活有多么炫酷。
克鲁尼：没拍过。但我可是摄影师协会的会员哦，我们的大本营在大名鼎鼎的白宫前街（K street）——我时不时地拿出会员卡显摆，调戏下我的摄影师。
马歇尔：让我拍可不会有好结果……
索德伯格：拍过。
格林格拉斯：曾经有一部电影里拍过。
你觉得拍电影最美好的部分是什么？
李安：剪辑的最初阶段，比所有人都更先看到影片
米歇尔：剪辑室。
克鲁尼：解决掉一个镜头。
佩恩：我最爱的部分是跟艺术指导一起在花数不清的时间过片。在拍摄期间，我非常喜欢那些夜深人静的时刻，大部分工作人员都睡着了，只剩你和十几个演员和少数工作人员聚在一个房间。我爱这种温馨的感觉。整个剪辑过程都让我陶醉，剪辑室就是我“心中的乐土”。
乔•怀特：灵感迸发那一刻，特别是当和你一起共事的人们也同时有了一模一样的主意。这种“不由自主”的感觉很接近音乐人的全然忘我。
马歇尔：也许这样说有些陈词滥调——但就是那个一切到位的魔幻时刻，你知我知，工作人员、所有人都会有所觉察。那感觉宛若天堂。
科波拉：最爱电影的一点是与朋友一起创作（在孤独地写完剧本后）并完全达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不像生活……
埃德加•赖特：我想视觉语言是一项濒危艺术，至少制片厂不再纯粹指望它了。真正的电影天才能够不用台词去讲述一个故事。如果让我用一个场景来举例，应该是《好坏怪》中的高潮戏，那真是最纯粹的电影创作！
比亚：拍摄还是剪辑，各有各的兴奋迷人之处，难以抉择呀。尽管我觉得可能还是剪辑吧——我是说，真正的剪辑，当你用自己的风格将镜头组合成片，会不禁为拍摄的完美告终感到如释重负。
卡隆：整个过程都无比美好，除了财务和宣传的部分。啊还有那些电影之间的空档期也除外。
索德伯格：剪辑
诺兰：都很好呀。
韦登：讲真，所有部分。
格林格拉斯：我爱这所有。电影就是一场关于不确定性、无限可能性、自我成就的狂欢。同时我也恨这所有，虽然这情绪不能等量齐观。
芬奇：哦，天哪……我想是当你终于可以看到成片，静下心让自己完全陷入（哪怕只有十分之一秒）一个故事的时刻吧，即使你心知肚明它是假的。是你为它亲自选角，是你讲述了它，预演了它，目睹了每一条拍摄镜头，但仍然——就在一瞬间——你会觉得，一切都仿佛是浑然天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