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生下南洋的时间电影里是在1948或49年，根据潮汕的历史，1948—1949 年的潮汕，是兵灾、苛政、通胀、匪患、粮荒叠加的崩溃状态。
1948 年是国民党喻英奇主政潮汕，强推 “三征”（征兵、征粮、征税）。
抓壮丁：五户联保、一户一丁，青壮年见了就抓，一家数口被捆走；逃的就抄家、罚粮、连坐。
勒索摊派：壮丁费、治安费、安家费，拿不出就抢粮、抢家畜、拆房子。
1949 年下半年：胡琏兵团（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从江西溃败窜入潮汕，准备从这里下海逃台，是最后的疯狂，来抓丁抢粮。
征兵：“一甲一兵、一县一团”，两个月强征数万，连老人、少年都不放过，见男人就抓，很多人走在路上，在田地干活，在家里睡着就被绑走了，很多人一走就再也没回来过。
他们打着 “征粮” 名义，挨家搜谷子、地瓜、农具、家畜，口粮一扫而空，打白条从不兑现。
军队路过、驻扎，直接占民房、拆门板、烧柴火、糟蹋菜园。
木生应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含泪告别妻儿，坐船下南洋逃命了。
如果不逃一定是死路一条，如果侥幸逃到南洋，做工赚钱，那整个家庭还有一线生机。
木生走后，淑柔独自带着三个孩子，大的四五岁，最小的还不会爬，一个女人带着三个那么小的孩子，面对的将是：
因为木生逃去南洋，按照当时一丁逃，全村连带受罚的情况，保长也会天天上门，催交钱，催补丁，当时逃的人很多，即使是一个村里的，即便是保长装装样子，上门喝斥、刁难、给脸色是少不了的，可能还会被言语羞辱、变相勒索，家里的农具、水车，牲畜、田里快要收成的庄稼、菜园里的菜，都可能会被收走。
白天保长上门，晚上土匪进村偷抢、敲门勒索，孤儿寡母是最弱势的目标。她夜里要抱着最小的孩子，守着另外两个娃，提心吊胆不敢睡沉。
淑柔是怎么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保住房子，保住家里田地的，我都不敢想。
穷、饿、累，农活女人自己扛，种地、浇菜、砍柴、挑水；粮食被抢，啃地瓜、野菜度日；
最小的还在襁褓、刚会爬，要喂奶要照看，身边还有两个小的要管；有病没钱医、有事没人帮，受委屈没处说。
木生为什么在南洋会拼命干活挣钱，自己一分不留全寄回家里，因为他知道淑柔在家过的是什么日子，每天要面对的是什么，
木生逃南洋，是逃一条活命；
淑柔留在老家，是替全家扛下了所有人间苦难。
电影只是温柔化了，真实的 1948 潮汕乡村年轻女性带三幼童，被抢、被勒索、被欺负、忍饥挨饿、日夜惶恐，靠一口气硬撑着把孩子拉扯大。
也正因为吃过这种地狱般的苦，后来侨批寄回来的每一分钱、每一封信，才都是救命稻草，也是那个年代南洋游子和留守女人最深的宿命。
解放后，进入50年代，人民公社、生产队，淑柔面对的难关是：挣工分。
那是个一切靠工分吃饭的年代，没工分就分不到口粮、分不到柴草、分不到救济，她是柔弱农家女子，本来就干不了重农活；三个孩子都小，最小的当年刚会爬，后来慢慢长大也好几年下不了地、挣不了工分。
全家只有她一个劳力，要养四口人。
男人不在，没有壮劳力帮犁田、挑担、重活；只能做最轻的：拔草、拾穗、种菜、后勤零活，工分本来就比男劳力少一大截；孩子没人带，还要一边看娃一边挣工分，常常顾得了干活顾不了娃，顾得了娃挣不够工分。
工分不够，口粮就少，还好有侨批这条微弱的细线，按时寄来的侨批，是他们母子继续生活下去的希望；
到了60年代，除了饥荒、运动，谁家里有海外关系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那些曾经羡慕她有侨批，丈夫从国外寄来钱、食品、衣服料子的人，都会化为嫉妒、举报、白眼、监视，甚至是谩骂，那将是一段没有什么尊严的日子。
这个时候的侨批，她还能收到，但每一封都要登记和备案。
从1948到1978年，淑柔一个人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扛过了兵荒马乱，扛过了土匪横行，扛过了洪灾，扛过了饥荒，扛过了白眼，扛过了时代压抑和人情冷暖，你看80多岁的淑柔，以为家里进了贼，抄起根棍子就要往阁楼上，根本没在怕的，可以想见那些动荡的年代，她是如何保全三个孩子、保全房子和田产的。
当一封封来自暹罗的信，信上写着：
往后切莫孤勇，平安为要。
谁言女子肩膀不够伟岸，为母则刚，恰似你的样子。
敬你持家有方，但切莫过于节俭，一切有我。
随信寄来的不仅仅是银钱，更是给予淑柔慰籍、勇气和希望。
那个时代里，有更多像淑柔一样的潮汕阿嬷们，她们默默吞下半生苦难，藏起满腹委屈，以最朴素的坚韧，撑起无数侨乡家庭的烟火与希望。
敬如地母般坚韧、以身为盾的淑柔；
敬坦荡赤诚、义字当头的木生；
敬清醒独立、侠骨柔情的南枝；
更敬大时代里，所有有情有义的普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