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学人们，在最艰难的时代做了最正确的决定，他们的精神与贡献，直到今日仍令后来者受用无穷。

张彭春乃张伯苓胞弟，字仲述，一八九二年生于天津。一九○四年，与分别比他大三岁和六岁的梅贻琦、金邦正同时考入严修一手促成、张伯苓任监督兼教员、由严、王两馆刚刚合并成立的“私立中学堂”。一九○八年，张彭春、梅贻琦、金邦正等三十三人作为南开中学堂第一届学生毕业。梅贻琦与张彭春同时被保送至直隶（保定）高等学堂读书，金邦正入北京税务学堂进修。时张彭春十六岁，梅贻琦十九岁，金邦正二十二岁。

现代教育界新锐

一九○九年九月，第一批庚款直接留美生在北京史家胡同学部衙门考棚开考，梅贻琦与金邦正均参加了这场划时代的考试并得以放洋，张彭春因年龄较小没有参加。一九一○年七月，第二批庚款直接留美学生考试，张彭春参加并以第十名的成绩得以录取。同期录取的尚有杨锡仁（第一名）、赵元任（第二名）、竺可桢（二十七名）、胡适（五十七名）、周仁（六十九名）等共七十人。张彭春赴美后，入马萨诸塞州克拉克大学攻读教育学。时梅贻琦正在同城的吴士脱工科大学就读电机工程学，二人再度相逢并联系密切。梅贻琦胞弟梅贻宝在回忆中提及“五哥”寄往天津家中的照片有张彭春等同学，即指这一时期的合影。一九一三年，张彭春获理学士学位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于一九一五年获该校教育学硕士学位。一九一六年夏返国，任南开中学专门部主任，协助乃兄操持南开诸种事务，同时兼任南开新剧团第一任副团长，对话剧在中国的移植、改造、创新起了巨大推动作用，成为话剧艺术“在中国北方的奠基人”。一九一七年秋，张伯苓赴美考察学习，离校期间，张彭春为南开代理校长。翌年，张伯苓归校，张彭春再度重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深造，继续研究教育学，一九二二年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归国，与黄炎培、陶行知等组织教育改进社，负责中等教育课程改革。未久，因清华代理校长曹云祥放言，欲找一位教育学专家入清华任教务长，协助自己改革清华。经严修、范源濂、张伯苓等南开系人物力荐，一九二三年七月，张彭春以一个现代教育界新锐的面貌，“怀抱着创造性的实验精神和他在南开大学的经验”，以无限的信心，踌躇满志地踏入了对他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的清华园，出任改革大潮中的教务长。

提出急进改革计划

清华学校自一九一一年学堂时代起，即开办中等、高等两科，每科皆以四年毕业，后来改为中等科五年，高等科三年，直至一九一三年七月止。同年八月，又恢复中等、高等两科各四年学制，直到一九二○年止。这年秋天，停招中等科一年级生，一九二一年，改高等科四年级为大学一年级，但大一生仍为留美预备生，即毕业之后直接留美，时清华园内从中二到大一，共有七个年级。张彭春到校后，迅速提出了一个类似曹云祥但比曹更为急进的改革计划：

一、新的学校制度与原来的游学模式完全分开，停招旧制留美预备班学生；二、建立清华为试验大学，完全以在本国造就领袖为目的；三、游美学额完全公之于全国各大学毕业生，以公开考试行之。

曹云祥原则上赞成这一计划，但为避免使用刺激性文字，引起旧制学生反弹，在坚守自己拟定的“十八年计划”基础上，对张氏之计划作了让步，制定了双方皆能接受的改革方案。与此同时，张彭春与他南开的老同学、时为物理学首席教授的梅贻琦交换意见后，重组“课程委员会”，聘请梅贻琦、庄泽宣、陈有虞、余日宣、戴志骞、美籍教员Elwang、Heinz、Danton，加上张氏本人共九人为委员，分别草拟旧制和筹备新设大学的具体步骤与课程。经过无数次反复研究讨论，获得若干共识，最后，由曹云祥于一九二二年底组建并亲自主持的“教职员会议”通过，决定如下：

自一九二三年起先行停办中等科，一九二四年起停招高等科，一九二五年开办“大学部”，分设文、理、法三个学院十二个系，并设大学院（先设研究院国学门），聘请教授，大学部与研究院第一届新生，规定毕业后不能直接出洋留学。

为避免旧制学生反弹，继续维持预备留美制（大一、高三、高二、高一，共四级学生三百余人），直迄一九二九年高等科最后一届毕业生出洋留学为止。换言之，清华将提前于一九二九年结束旧制，成为一所新型的独立大学。清华毕业生与全国其他大学毕业生一样，需参加国内统一的公开招考，录取者方能享受庚子赔款退回余额出国留学。

这一方案在获得清华董事会、外交部与多数师生支持后，张彭春与曹云祥以及“课程委员会”梅贻琦等诸委员，对其他改革方案反复讨论研究，于多个方面获得共识。令张彭春最为满意者，并不是学制与改建大学的时间得以提前，而是曹云祥对于中国文化与在校内贯彻国学课业的重视，此点与张氏本人的教育理想与改革志愿最为契合。（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