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六）元诗、散曲、杂剧

元代是散曲和杂剧兴盛的时代。元代散曲可以认为是继诗词而兴起的中国的诗歌同音乐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二者关系的发展变化经历了种新诗体“以乐从诗”、“采诗入乐”和“倚声填词”三个阶段。“倚声填词”是诗与乐各自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进行的一种更为高级的形态的结合。

后来的词和散曲都是沿着“倚声填词”的途径发展过来的。

南宋后期,一方面,词逐渐失去了和乐的能力,另一方面,北方少数民族的乐曲又不断传进中原地区,带来了“壮伟狠戾”(《南词叙录》徐渭)的粗犷格调,引起了人们新的兴趣。这种“胡乐”结合北方民间的“俚曲”,配入通俗化的语言,就形成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散曲。散曲和传统诗歌的显著区别,就在于它大量地吸收民间的方言俚语。

散曲作品具有浓厚的市民通俗文学的色彩,大量的散曲作品还具有以往诗歌中所少见的诙谐和幽默,这给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散曲在元代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最兴盛的体裁之一。

马致远是元代散曲之大家,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诗人之一。马致远的作品多抒发怀才不遇的悲愤或羁旅漂泊的痛苦,代表作有《双调·夜行船》(秋思)、《天净沙·秋思》等。

如马致远的著名诗句“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就给人造成一种清冷寂寥的气氛,又显示出一种清新幽静的境界。

马致远善于摄取自然景物,融羁旅漂泊之情于萧瑟荒芜之景,强烈地烘托出“断肠人在天涯”的秋思情绪,情调虽感伤,艺术手法却极高,给人以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元杂剧的代表作家是关汉卿与王实甫,代表作分别为《窦娥冤》和《西厢记》当散曲和杂剧在文坛上居于主导地位的同时,传统的诗歌仍有大量优秀作品涌现。作为正统文学样式的古体诗和近体诗,元代诗歌与前代相比,显然处于低谷时期。

然而,这个时期是南北诗风交错、融合的时期,诗坛上呈现出多样化的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元代的诗歌作家和作品的数量仍然相当多,而且出现了许多擅长诗文的少数民族作家,其中以契丹族的耶律楚材最为突出。耶律楚材曾随成吉思汗西征,驰骋万里,所以能在诗中描写奇瑰壮丽的西域风光,如《过阴山和人韵》等歌行,写得动荡开阖、气象万千。楚材擅写律诗,尤擅七律。他的律诗流畅沉稳,风骨遒健,如《和移刺继先韵》:“旧山盟约已愆期,一梦十年尽觉非。

瀚海路难人去少,天山雪重雁飞稀。渐惊白发宁辞老,未济苍生曷敢归。去国迟迟情几许,倚楼空望白云飞。”元代中期,社会逐渐稳定,民族矛盾有所缓和。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诗歌创作十分繁盛,出现了为数众多的诗人,如“元诗四大家”虞集、杨载范椁、揭徯斯。元诗四大家的诗歌典型地体现出当时流行的文学观念和风尚,所以备受时人称誉。“元诗四大家”中最优秀的诗人当推虞集。

虞集擅长律诗,无论是五律还是七律,都写得格律严谨,意境高远,风格深沉。其代表作有《挽文山丞相》、《风入松》等。元代后期朝廷政洽黑暗,民族矛盾又趋激化,反元暴动此起彼伏。

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影响了诗坛的风气,写实倾向大大增强。王冕是元末诗坛上写实倾向的代表,他出身农家,毕生未仕,这样的人生经历使他对元末的社会现实有着痛切的感受。王冕以题画诗闻名,但写得最好的作品是反映社会现实之作。元末社会的种种现状,诸如连年的水旱灾害、朝廷的急征暴敛人民的辗转呻吟、官吏豪富的骄奢淫逸,等等,都在他的诗中得到尖锐的揭露和痛切的描写。其代表作有《江南民》、《翼州道中》。元末最具艺术个性的诗人是杨维桢,杨维桢的“铁崖体”是这一时期诗风的显著标志,他创作了《盐商行》、《海乡竹枝词》等写实佳作。

杨维桢认为诗是个人性情的表现,强烈主张艺术创作个性化。他力图打破元代中期缺乏生气、面目雷同的诗风,追求构思的超乎寻常和意象的奇特非凡,从而创造了元代诗坛上独一无二的“铁崖体”。“铁崖体”以雄奇飞动、充满力度感的特征,与元代中期诗风背道而驰,所以特别引人注目。

其代表作有《鸿门会》元末诗坛还出现了一批成就较高的少数民族诗人,其中成就最高的是回族(一说蒙古族)诗人萨都剌。萨都剌以写宫词、乐府诗著名,擅长描写山水景物和地方风情。

他一生遍历南北各地,从塞北风沙到江南烟雨,从毡帐乳酪到芦芽莼菜,他都以清新格调、深情的笔触予以描绘,代表作为《上ˉ即事》、《过嘉兴》、《满江红·金陵怀古》、《念奴娇·石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