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者居庙堂之高,不知江湖之远。
农民工只是想老老实实打工做事挣钱,可这点小愿望有时候都难以实现。拖欠工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超时工作、权益保障、人格尊严等受到挑战。“如果有钱的人欺辱我们,我们没钱的人只能以生命的代价来捍卫权益。”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为国家基础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他们却是地位最卑贱的人,是社会最底层的群体。还要受到所谓的城里人的指指点点和嫌弃。他们理所当然的认为农民工是下层人,他们是上层人,由此城市的冷漠的拒绝也造成了无数个或大或小的悲剧。
当城市发展的需要不能满足的时候,就需要农民工进城参与建设;城市人口下滑,需要新的廉价劳动力的时候,就需要农民工移民搬迁。可是城市却不能包容农民参与分羹。就比如银川和固原。银川是宁夏的首府,固原在几十年前还是个被联合国评为人类不能生存的地方。由此,二三十年前的固原人被政府安置参与吊庄移民的时候,大批贫穷的山里人进入了平原地区,开发荒地,建设家园,可这却触发了银川人的神经。哪怕这件事过去了十几二十年,哪怕当初的农村人通过努力学习和拼搏,提升素质教育,提高生活质量,改善居住环境,从贫穷变得富裕。即使这样,银川人还是保持着几十年不变的观点,他们不能容忍下层人和他们一起参与资源的分配,不能容忍山里人占据重要岗位和部门,甚至不允许他们融入各行各业,不允许他们来银川发展。城市像蚂蟥一样一边嗜血般渴求农民支撑自己的壮大和运行,一边冷漠地拒绝着农民的融入。中国的城镇化在这样一种矛盾交织中畸形推进,每天上演着血泪和悲情交集的人间悲剧。
“从落后的乡土向城市化过渡,迈出的应当是先进的、文明的、向前的步伐,但早走了一步路的城市和乡村之间壁垒森严,城市对农村只有鄙夷、唾弃,彼此没有共同价值。先进的一方从没有要拉一把后进者的姿态,农村在无数次面临崩溃之际,总要冒死抗争,之后,一部分人融入城市,一部分人继续留在农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类历史似乎始终保持着这种差距。”——摘自阎海军《崖边报告》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