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文元
No.113/第十一章/14-2
第十一章 外蒙部分王公提出撤治请求;陈毅与蒙方磋商撤治条件,功败垂成
第十四节哲佛二次上书大总统,要求保留自治官府,立即调任陈毅;嘉亨尊被胁迫进京;王公派单独向中央请愿;陈毅主持撤治功败垂成 (2)
(接上篇)
10月26日,嘉亨尊一行启程赴京。
稍后,陈毅又探悉随嘉亨尊入京的喇嘛手中,可能还有一封哲佛致美国驻华公使的函件,准备通过同行的丹麦人欧禄森,再加上慎昌洋行北京分行经理瑞典人蓝理训的介绍,面交美国驻华公使,请美国出面维持外蒙自治,并以允许美国在库伦设立领事馆或签订通商条约作为交换条件。陈毅急于27、28日连电中央,报告有关情况,敦请对嘉亨尊要“特为优待保护”,对欧禄森要多加注意,建议中央将嘉亨尊暂作哲佛方面的人对待,假戏真唱,“严切开导”;对哲佛上书中所提内容坚决驳斥,使其或可就范;并提出如果活佛和喇嘛派再不顾大局,他自当另订办法——这时陈毅已经意识到,在撤治问题上,如果只对活佛和喇嘛派一味敷衍迁就,将“不足了事”,所以他在电文最后“恳请中央竭力主持,万勿稽延顾虑”。
陈毅见哲佛既已表明了反对撤治的态度,故只好放弃对哲佛及喇嘛派的幻想,与王公派单方面推动撤治进程。王公派见喇嘛派接连赴京活动,深怕撤治遭到破坏,于是,请陈毅先将此前由他们递交都护署的那份撤治呈文电达北洋政府,向中央表示王公派撤治的决心。但直到此刻,王公派对喇嘛派仍存幻想,所以又请中央不要马上对外公布撤治呈文,留待嘉亨尊从北京发回中央明确撤治的电文到库后,巴特玛如能觉悟,王公就催他一同请愿,届时中央再行公布,以求圆满结果。不过,王公派自己也预感上述想法未必成真,所以又向陈毅建议,如中央明确撤治的电文到库后,巴特玛还不为所动,那么就待库伦这里布置周妥后,由陈毅电请中央予以公布。
此时王公派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故向陈毅道出肺腑之言。王公们说:外人垂涎外蒙已久,所谓“自治”即使没有劣政,但假设没有实力和人才,则也难能存在下去。更何况现今政教紊杂、怨谤繁兴?喇嘛违法专横,蒙旗受困已极,对于“自治”两字,王公已经痛心疾首。若不乘时取消,喇嘛流毒无穷,外蒙种族将有毁灭殆尽的危险。且请愿之议发自王公,王公宁肯牺牲自己地位,以求外蒙大众之安全,疆土之巩固,并非为个人权利起见。王公之所以敢于提出撤治,原打算仰赖中央实力保护和支持。而现已势成骑虎,事成则国家之福,不成则王公性命不保。生死存亡,全在中央,有进无退,不能再拖延了。外蒙土地、人民以王公为主体,喇嘛不过王公崇奉之一种宗教,不足代表外蒙。最后由王公请愿,即不待喇嘛同意,撤治的根据也足够充分稳固。务必恳中央主持,以解倒悬。
王公语气极其沉重。陈毅此时也是忧心忡忡,更有难言之隐。就在哲佛表态反对撤治的当口,那位飞扬跋扈、目空一切的西北筹边使徐树铮已于10月29日抵达库伦。陈毅预感徐氏此行,必将过问撤洽之事。陈毅实在不愿见到由他苦心经营的外蒙撤治,在距离成功仅有半步之遥时,被来巧者横插一脚。陈毅虽为文官,但却出身将门。陈毅之祖父陈湜乃清末湘军名将,平乱御患,屡立战功。陈毅作为有远大的抱负读书人,深知要以坚强的意志肩负国家重任,又何尝不想效仿祖辈、建不世之功于边疆呢?但他真的没有料到撤治之路在他脚下竟如此曲折漫长。原本预计十日内即可完成的撤治之事,竟拖数月之久,非但未决,反陷僵局。但,陈毅并不甘心,拟作最后努力,以竟此功。
陈毅认为既然王公、喇嘛已不可能共同呈请撤治,而今手中已有王公派与个别喇嘛的撤治呈文,“果能布置周妥,即日发表”,蒙事自可迎刃而解。于是,陈毅于10月29、30日,将王公派单独请愿撤治呈文电至中央,期待中央速作决断,并指出:“查王公等希望中央,志愿迫切,万一不副(符合)所期,不特蒙人解体,中央威信已坠,将来蒙事益形棘手。势难过事审惧,贻误事机。”
在以巴特玛喇嘛为总理的外蒙自治官府看来,王公派这种单独向北洋政府请求撤治的行为,无异于发生“宫廷政变”。因此,巴特玛为首的喇嘛派与王公派的矛盾更难协调,并挟持哲佛多方阻挠。
尽管外蒙王公总在自诩是外蒙主体,但在政教合一、整个社会都崇信黄教的外蒙古地区,哲佛是当地的政教领袖,喇嘛派把持着外蒙自治官府的关键职权,又获得哲佛倚重和宠信,所以,王公派本质上相当茸弱,做事首鼠两端,没有喇嘛派的附议及哲佛的最终恩允,任何事情都办不成,遑论撤治这般头等大事?而北洋政府方面,也不会在哲佛已经表态反对撤治的情况下,就冒然批复仅由数位王公单独呈送的撤治请愿。所以,自从哲佛二次上书之日起,陈毅主持下的撤治工作实际上就已是功败垂成,并且不以其意志为转移地为徐树铮日后插手外蒙撤治留下机会。
简而言之:1919年8月,库伦办事大员陈毅与外蒙当局部分王公大臣拟订了取消自治,旨在恢复前清旧制,侧重维护王公贵族世俗权益的外蒙撤治条例草案六十三条,并一度迫使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仓卒”允诺。事后,陈毅派人赴京请中央政府审批六十三条,哲布尊丹巴偕外蒙自治官府总理巴特玛多尔济也两度派代表进京提出反对意见,于是外蒙撤治陷入僵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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