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午饭来上班已有不少时日了。
众口难调。我们公司食堂是被诟病最多的部门。
管理者倒也从善如流，且坚守“权为职工所用，利为职工所谋”的初心使命，应对群众汹汹的舌尖上的意见，时不时就来个换厨师的釜底抽薪式的大招。厨师被割韭菜似的，换了一茬又一茬。
我感觉换的一代不如一代。
从口味的变化中，我推断到我们公司食堂的厨师是越来越败家了。因为油、盐巴、辣椒这些料不仅下得特别猛，有些本该清淡的青菜，也被泼上高油高辣，这些料仿佛不要钱似的。只有败家的人才不知柴米油盐贵啊！
重口味也许能满足一些同事的口舌。
可是于我来说，苦不堪言。因我肠胃不好，医生叫我辣的、炸的、硬的、冷的、油腻不要吃。
食堂卖的是套餐，菜品和价格都是固定的，一份份打好，由不得你单点，辣的、炸的、硬的、冷的、油腻的，不管你吃不吃，都得通通买下端走。
拿在手上，不吃倒掉浪费于心不忍，吃下去肠胃翻江倒海，不论我怎么选择，精神上和生理上都有痛苦。吃饭本该是个享受，却成了我左右为难的纠结。
回家吃浪费时间，点外卖不放心，到街边将就不卫生，食堂的饭菜不称心。我变成一个难养的人。
我不禁想起30多年前野外干活时，为解决午饭问题，把饭带到田间地头吃的情景。那时，责任田离家远的人家，为了节省时间，很多人出门就带上午饭，饭点到了坐在田埂上扒一扒，妥妥地解决了。
我们家却是例外，母亲不肯让我们带饭吃，冬天，她怕带去的饭菜凉了；夏天，怕馊了；会吃坏肚子。因此，无论多远，她都风雨无阻地给我们送饭。
快到饭点的时候，我就没心思干活了，不时抬头朝母亲的来路方向张望，希望母亲的身影快快出现。父亲却像个机器人似的，看不出饥饿和疲倦，始终埋着头干活。
母亲送饭是不肯送到我们跟前的，只送到原来生产队搭的“饭楼”里。这种“饭楼”相当于简易房，能遮风挡雨，供原生产队队员午餐休息和生产队临时会议用。母亲到了，就站在“饭楼”前大声喊“快来吃饭喽。”
喊声自然是针对父亲的。我老早就看见母亲了，每当此时，我如同牢犯得到特赦令般的激动。吃午饭既能填饱辘辘的饥肠，又能名正言顺地躲避毒辣的太阳，休息休息，所以我看见母亲就如见到救星，总是忘乎所以地扔掉手中的农具，撒腿就跑。
父亲似乎很愚钝，总要在母亲喊了几次后，才肯停下手上的活，走过来吃饭。然后还要“埋怨”母亲为什么不将饭送到田里去，害得他浪费了来回走的时间。母亲也不生气，笑眯眯地说，歇一下，歇一下。
村里不少女人说母亲“闲得慌”，羡慕她命真好，干着送饭这种“无中生有”的轻松事。
母亲对此置之微微一笑。其实母亲送饭的活，是比她们多出的一项劳动，母亲的家务和农活一点也不比其他人少干。且送饭并不轻松。
我在还没能力做田里农活的小时候，跟着母亲送过几次饭，感觉夏天尤其辛苦。
11点钟出门时，烈日正当空照，连野火都烧不尽的草也被晒得软蔫蔫的，只剩下一口气。脚下的沙土路如被火烤了似的，火辣辣的，我们的脚仿佛踩在热焰上，灼人的热气一阵一阵地往裤管里钻，又痒又痛。
而遮阳工具就是一顶斗笠，为了午饭的安全，母亲的手要护着，一路都暴露在阳光下，来回12里地，还有几段长坡陡坡，没走几步，身上的衣服就如溪里刚捞上来似的。
虽是野外的一顿午饭，重量也不轻。因为母亲一点也不含糊，干的、湿的、碗具一应俱全，热的茶水也不能少，饭菜、碗具装在竹篓子里，茶水装在竹筒里，母亲把它们穿在扁担两端挑着，一个多小时负重走来，到我们手上还温温的，正合口。
母亲认为饭菜是劳动力量之源，一定要吃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她从长计划，精心准备，按时令腌下酸菜、萝卜、苦笋、嫩姜，晒好笋干、豆干、苦菜、黄花菜等，用时随取，酸甜苦辣咸搭配。
故在那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时代，母亲也能像魔术师般地生出花样来。虽然无肉无鱼寡油，但我们席地而坐，也能吃得津津有味，口齿生香。
母亲看我们吃得欢快，不厌其烦地叮嘱我们“慢点吃，慢点吃”，脸上洋溢着欣慰的笑容，那种淳朴自然的神情流露，就像田间盛开的稻花，美丽馨香，深深地烙印在我心里，终生不忘。
我便想到带午饭到公司吃。妻子非常支持，立即买了一套很实用的保温盒。然后每天晚上备好食材，次日早上早早地为我煮好称心可口的饭菜，装好让我带上。
拜科技进步所赐，到中午时，保温盒里的饭菜仍然热乎乎的。
刚开始，我还有些不好意思，觉得一个大男人带饭到办公室吃有些矫情，等同事们都去了食堂才敢开吃。当同事们从食堂回来，我也吃完了。但有时饭菜的香味仍在办公室里萦绕，同事们惊叹地说，你的饭菜好香啊！
随着时间推移，同事们从惊讶逐步转为习惯、理解、羡慕。我亦感到自带的午饭愈发馨香清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