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终于圆了梦，圆了一个书法家的梦。那天是大姐的书法展览会，是在市里头有点儿名气的展览馆举行的。来了许多人，除了熟人，也有生人，大家都来给大姐捧场。一位有头有脸的书法名人也来了，论名次，他排第一，我不敢说，但谁要说自己排在他前面，估计也真没这个胆儿。
展览馆的一个展厅里挂满了大姐的作品，大的比真人还大，小的和家里的电视机画面差不多，有些作品是大姐四十年前书写的，字里行间充满着时代感。其中最扎眼的一幅【敢叫日月换新天】是大姐一九七六年的大作，这幅作品是大姐送给我上山下乡的礼物，它挂在我知情点的墙上整整三年，陪伴我度过了最难熬的春夏秋冬。
可惜的是尽管我也鼓足了干劲，一腔热血拼了老命，也没有把我下乡的农村改了天，把我受再教育的乡下换了地，哪怕一点儿改变都没有。相反在我考取大学的那一天，几个胆大的老乡改变了我，他们趁着月光，凭着人多，偷光了我屋子里所有的剩余商品，我好说歹说才保住了大姐的这幅字，它是我在乡下唯一的家产。
在我的记忆里，大姐喜欢书法好像是来自大字报的诱惑，记得小时候她不写字，上小学时连描红都懒得画，常常让我来帮忙。一次她回家说，班上的一个女同学因为会写毛笔字，很受老师赞扬，还因此当选了第一批红小兵。那天晚上她嚷着父亲给她买一支毛笔，硬是把父亲说动了。
其实，那时父亲的工资也不高，添置这套毛笔等于全家要少吃一顿肉，因为心疼姐姐，只好答应了。就这样，大姐正式拉开了书法的架势，一干就上了不归路，用妈妈的话说，是一条花钱的不归路。
大姐做事很认真，不干则罢，一干就像脱缰的野马一去不回头，无论谁劝也拉不住了。从此不管是炎夏寒冬，还是清晨夜晚，大姐把书法当作了座右铭，天天练，月月写，没有一天消停。她也不知从哪里搞来了许多黄黄的旧体书，不分青红皂白疯狂临摹。有时家里被她折腾乱七八糟，满是臭味，我也埋怨她太固执，这时，她总是笑眯眯地哄我，温柔的像个小女人。
“想吃什么？想吃什么大姐给你做。”
后来，大姐的书法长进不少，什么篆体、宋体、楷体、魏体她都能轮的开，学校里稍微露脸的字几乎都是她包圆。就连校长办公室墙上的八个字也是她写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校长看了爱不释手，自然加入红小兵不但解决了，连红卫兵也是第一批。
大姐比我年长三岁，她在郊区下乡的时候，我在上中学，一年夏天，我骑着单车去看她，还捎去了妈妈做的煎饼。但到了村子里我怎么都找不到大姐，一问才知道，大姐上山写大标语去了。
我远远认出了大姐，她穿着一件绿军装，带着一顶黄草帽，正在半山上挥豪。听到我的喊声，她回头也喊，声音比我大几倍。
“快帮大姐看看，写的正不正？”大姐的声音从山上发出，带着很大的回音。我看见远处的山上出现了五个巨大的字【农 业 学 大 寨】，寨字已露出了宝盖头。
“大姐，非常正。”我高声喊着，不知为何，刹那间我眼前一片潮湿，我是被大姐的精神彻底感动了。
我到了大姐身边，才发现眼前的一个字足有半个篮球场大，很难想象大姐是如何写出来的，为了这几个字，她已经在这座山上爬上爬下整整写了一个月了。
“快来吃妈妈做的煎饼，都凉了，要不要下山热热再吃？”
“你来得正好，快饿死我了，大姐要完工了，等干完了，给你做好吃的。”大姐抓过妈妈的煎饼，大口地吃起来。
我看见大姐身边有个大盆，里面全是红漆，大姐就是这样，一个人从山下把一桶一桶的漆倒进大盆里，再端到山上。她写到哪儿，端到哪儿，端到哪儿，又写到哪儿。不知哪来的干劲，弱弱的身躯，硬是一个人完成了公社下达的任务。
我在大姐这里破例住了两天，帮着她完成了标语最后一个字的制作，当大姐送我走的时候，农业学大寨的标语刻在了光秃秃的山上。每一个字在霞光中火红的律动，仿佛大山捧出了五颗心脏，谁看了都不由热血沸腾。
车子骑了很远，我依然能看见它们的尊容，字迹苍劲，笔法飘逸。后来，过路的村民们都把这几个字作为村里的地标，逢人就夸大姐的书法功底了得，大姐也因此在当地名声大噪。
如果说一个人一生迷上一件事是一种福气，大姐迷上书法是她的福，后来她当了学校的老师也和书法有关。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书法也被越来越多的亲朋好友所接受，甚至陌生人也偶尔向她求墨宝。每当此时大姐总是有求必应，特别是到了春节，她义务会写许多的对联送给街坊邻居，与大伙儿共喜共贺。
我在展厅里漫步，不时看着体面的大姐和不同的来客亲切交谈，心里虽有许多话，也只有暂时压在心底了。庆幸的是这么多年大姐还是那个率真的模样，只要进入了书法境界，她的快乐与美丽一同绽放。
大姐家里最近在装修，特意给她设置了一间书房。姐夫表现的挺幽默，你大姐的作品都进了展览馆，她也应该有个正儿八经的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