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三月十九日，陈忠侯曹仁去世。
5、
当初，蜀汉汉嘉太守黄元因为诸葛亮不喜欢他，听说刘备病重，担心刘备死后，诸葛亮会对他不利，于是举郡造反，烧临邛（qiong）城。当时诸葛亮正东行去探病，成都空虚，黄元更加无所忌惮。益州治中从事杨洪，向太子刘禅报告，派将军陈忽、郑绰讨伐黄元。众人会议认为，黄元如果不能包围成都，就会从越巂（juan）南下，占据南中。杨洪说：“黄元一向性情凶暴，对人没有恩信，他哪有这个见识！不过是顺水东下，寄望主上平安，把自己捆了，交给主上处理而已。如果再有变化，就奔东吴逃命。我们只需要指示陈忽、郑绰在南安峡口阻截，就把他擒了。”黄元军败，果然顺江东下，被陈忽、郑绰生擒，斩首。
6、
汉主刘备病重，命丞相诸葛亮辅佐太子，以尚书李严为副，刘备对诸葛亮说：“君才干十倍于曹丕，一定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如果嗣子可辅，就辅佐他；如果他不成器，君可取而代之。”（胡三省注：自古托孤之主，没有刘备这样明白洞达的。）诸葛亮涕泣说：“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死而后已！”刘备又下诏给太子说：“人生五十岁就不算夭折了，我已经六十有余，死而无恨，只是挂念你们兄弟罢了，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可以服人。你的父亲我德行太薄，不足效法。你与丞相从事，要像事奉父亲一样事奉他。”
夏，四月癸巳日（四月无此日），刘备逝世于永安，谥号昭烈。（享年六十三岁。）
诸葛亮奉丧还成都，以李严为中都护，留镇永安。
华杉曰：
刘备去世，留下一句名言：“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背后的道理，是“扩充放大”，恶会扩充放大，所谓小时偷针，长大偷金。善也会扩充放大，就是孟子的“四端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抓住自己的善端，扩充放大，润之四体，就能由内而外，充塞天地，成就仁义礼智。
修养品德如此，经营事业也是如此，万万不可“抓大放小”，事情是大是小，只是因为你看待它的时间长度，大事放在更长的时间长度去看，未必是什么大事，可能还是饮鸩止渴的坏事；小事坚持的时间长了，反而能成就人生。
王夫之曰：
谈论君臣之交者，都首推刘备与诸葛亮。但是，刘备伐吴之时，诸葛亮说：“法正若在，必能阻止主上东行。”可见诸葛亮的意见刘备都能听从吗？悲哉！诸葛亮的大节苦心，不被当时之人理解，而徒以志绝身，遗恨终古，不也是悲惋以死吗？
诸葛亮之心，必欲存汉，必欲灭曹。不和东吴联合，则内制于吴而北伐不振。这心情，只有鲁肃了解而已，孙权也知道，但是，刘备的志向反而不同。刘备一开始就想自强，然后自己称王，他的雄心，和关羽相得罢了。所以，他对诸葛亮的信任，不如对关羽的信任；也比不上孙权对周瑜的信任。他怀疑诸葛亮和吴国交结太深，并怀疑他和诸葛瑾联合。假如诸葛亮与诸葛瑾联合有利于汉朝社稷，又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呢？况且诸葛亮用吴之深心，岂能妄加揣测！
刘备不死，吴祸不息，祁山之军也就不得而出了。猇亭之败，刘备死了，国之精锐也尽毁于夷陵，老将如赵云等与诸葛亮志同道合的人也死了，诸葛亮收集疲敝之余兵，承奉愚暗之幼主，以向北方，已经事不可为了。所以他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唯有忘身以遂志，而成败已不放在心上了。
假如刘备能像信任关羽一样信任诸葛亮，听赵云之言，停止东征之师，乘曹丕初篡，人心未固之时，联合吴国，北伐中原，则军力尚全，士气尚锐，就算不能成功，那英雄之血，至少是洒在许昌、洛阳，何至于流在猇亭呢？诸葛亮说：“汉、贼不两立。”悲哉其言也！而刘备，恐怕没有这样宗社存亡的心痛吧！
陈寿（蜀汉及西晋大臣，史学家）曰：
先主刘备弘毅宽厚，知人待士，有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及其举国讬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其机权干略，不及曹操，所以基宇亦狭。但他百折不挠，终不居于曹操之下，也是揣度曹操之气量，必定容不下自己，所以并非只是为了争利，也是为了避害而已。
华杉曰：
王夫之和陈寿，对刘备评价不尽相同。我比较认同王夫之的评价。不过，陈寿把刘备想得太好，王夫之又太美化诸葛亮。诸葛亮是要匡扶汉室，还是要辅佐刘备成就“光武中兴”，建立“第三汉朝”，我想当然是后者。
刘备如果能让诸葛亮守荆州，必然不会犯关羽的错误，吴蜀联盟，曹丕也未必敢称帝，历史就要改写了。所以，改变历史的，就是一两个人的决定，并没有什么“历史的必然性”。
刘备死后，诸葛亮确实如王夫之所说，忘身以遂志，执意北伐，不在乎结果了。从这一点来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是诸葛亮犯的错误。为什么呢？一个人，一件事，绝不能“永不言弃”，该放弃时就要放弃，“永不言弃”，是没有为下一代着想。诸葛亮应该“修道保法”，全力培养下一代，培养新的领导者，把问题交给下一代解决。
所以啊，诸葛亮的“死而后已”，也跟马援的“马革裹尸”一样，要有人殉葬，也没为后代考虑。领导者责任之大，不仅在当代，也在后世，不可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