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蚕桑业的产业重心集中分布在东方地区。然而在周人耕织成就的基础上，秦人在西北地方的经济开发，其实也包括蚕桑业。秦地蚕桑业的繁荣，在汉代得到继承。“织女”崇拜的早期表现，即昆明池边的“石婆”雕像，是有实证意义的文物存在。《氾胜之书》中相关信息，也提示了关中地方蚕桑业发达的历史现象。文物证明又有出土鎏金铜蚕等。这一发现反映与葬制有关的民间礼俗，也可以理解为蚕桑业关系社会财富积累的体现。有关关中地区蚕桑业生产规模和生产水准的考察，有益于全面认识当时经济发展的全局，对于丝绸之路史研究，也有积极意义。
对周秦汉蚕桑业经济重心的判断，以往多予齐地以较高评价。但是对于关中和蜀地的地位，也是有所肯定的。如李仁溥《中国古代纺织史稿》写道：“战国秦孝公时，商鞅变法，奖励耕织，秦统一全国后，对蚕丝的发展，仍很重视。”秦始皇碣石刻石“男乐其畴（田亩），女修其业（纺织）”，也得以称引。《三辅故事》说秦始皇陵“金蚕三十箔”也予引用。书中还写道：“汉时官、私营纺织手工业都很发达，当时官营纺织手工业规模很大。为了供应皇室纺织品的需要，西汉在京师长安设有东、西两织室（河平元年省东织，更名西织为织室，绥和元年废），由‘织室令丞’主管。东织室、西织室俱属少府。”林甘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史卷》说：“《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盐铁论·本议》、《论衡·程材》等文献记载，黄河中下游盛产桑麻，临淄、襄邑等地是著名的纺织业中心。关中平原亦为‘桑麻敷棻’之地。四川盆地的蚕桑也比较发达，屡有‘桑园’画像砖出土。”不过，“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东西织室”“费五千万”。从成本额度、投资数量与生产规模看，“齐三服官”远远超过“东西织室”。于是，通常的认识是，“襄邑、临淄都是当时染织工艺生产的著名地区”，因此“汉代统治者在这里设‘服官’管理生产。”或说“蚕桑丝织以青、兖两州与蜀郡成都为最有名”。或说“桑株数多则桑叶产量多，桑叶产量多则养蚕数量大，成丝量多，成丝织物多”。“可以推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一带桑林的茂密。”“蚕桑业在江南更有发展。”都没有说到关中蚕桑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