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系列作品“五连发”，虽是科普通俗读物，全部读下来也是“几度风雨几度愁”，理论分析的过程烧脑，叙事过程中引入的广阔背景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从逻辑和信息量上都给脑细胞造成了“过载”。好在二十多个小时后，终于可以合上此套《博弈论系列》，那些围绕博弈的实例，那些天才老哥们设计的一组又一组实验，悄然无声地润泽过心田，希望它们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日后以高于生活的方式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人类发展史绕不开“资源争夺战”，每一次王朝更迭都是因为“匮乏”所致。所有的“资源争夺战”都绕不开“最大、最小利益化”的权衡、取舍——这正是“博弈论”的心理动机，“合作”与“背叛”，分处资源配置的“天平”两端，合作多一点还是背叛多一些，决定了利益的最大或是最小化。在“零和博弈”中，背叛总能使利益最大化，而选择合作的总是“吃亏”的一方，人性的“善恶”背后隐含着“计算”的逻辑，所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好在人类没有放任这种“自由的理性”，而是发明了政府公权力、法律、道德等社会机制，将博弈限制在一个“有限理性”的环境下，引导人类采用合作方式来解决冲突。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社会是建立在合作基础之上的。随地吐痰，乱丢烟头，冒充顾客偷商店的商品，见义勇为，说谎，节省电力……所有这些都是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难题。有些评论家推测非理性的合作是社会的基石，如果没有它，生活将变得像霍布斯所指出的那样，“冷落、贫穷、肮脏、野蛮、短缺”。博弈理论家们也许正好抓住了使社会组织融合在一起的非理性线索。没有这条线，一切都将解体。
我们可以期望在进化过程中会产生出许多其他类型的背叛行为。人类当然也同其他物种一样是通过进化而成的。看来这可以解释人类种种蠢事的由来。背叛是一种进化稳定策略，而合作却不是——这就是世界以及人们处事的方式。就像冯·诺依曼曾断言的那样：“要解释人为什么是自私的和不守信用的是十分愚蠢的，如同要解释为什么除非电场形成回路，否则磁场是不会增加的一样愚蠢。”
美元拍卖的问题并不仅在于我们不知道博弈的限制因素，在重复囚徒的困境博弈中也有一些限制因素是未知的，但存在很好的有限策略。由此可见，“无知是福”，一报还一报优于纳什的固定采用背叛的通用策略。然而，在美元拍卖中，不存在好的有限策略。
二难博弈的悖论在于我们关于理性的概念是不固定的。当一种“理性”行为失败时，我们期望真正理性的人能把事情重新思考一遍，从头再来，进而出现一种新的行为。如果给理性下这样一个“开放式”的定义，那么理性就永远不会“搁浅”了。例如，在一次性的囚徒的困境中，博弈论所认可的理性就是相互背叛，用其他各种形式的理性去代替它的企图注定要失败。
现实世界中的二难命题是建立在财富对自己和对其他人的价值的主观衡量之上的。也就是说，这种感觉是可以变化的。冷战宣传把“敌人”描绘成毫无感情的自动杀人机器，这就是预谋好的把人民置于囚徒的困境之中。有能力把“对手”看作是同伴经常会把名义上的囚徒的困境转变为不那么烦人的博弈。对囚徒的困境的唯一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就是避免囚徒的困境。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借助于法律、道德，以及所有其他能促进合作的社会机制。冯·诺依曼认为，人类是否能长期生存下去，取决于我们是否能提出更好的办法，以促进比已经存在的合作更多的合作。关于这一点，他大概是正确的。此时，钟表正在滴滴答答地走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