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处处有孔夫子的影子,他的思想在他身故后依然影响了中华民族数千年之久。两千多年来,每个时代研究孔子其人和《论语》一书的人,犹如恒河沙数。然而,由于后世人的种种需要,孔子总是被当做傀儡,有时被捧上神坛奉为圣人,有时又被贬入地狱当做恶魔,真正透过历史烟云接近孔夫子真实形象的人寥若星辰。在儒家思想重新焕发生机的当下,我们有必要更加全面地认识孔子。《论语》一书出自孔门弟子之手,是了解孔子形象最直接的途径。透过书中弟子们对夫子的回忆,孔子以其本来的面貌出现,他不是居高临下的神明,不是道貌岸然的圣人,尽管他十分优秀,他依然是活在俗世的人。笔者从以下四个方面认识孔子:他是大儒,勤学乐学、坚持中庸、善于思考;他是师者,有教无类、才德并举、方法灵活;他是政治家,胸怀天下、坚定执着、勇敢坚强;他是平凡人,有血有肉、有喜有悲、有笑有泪。
孔子为后人津津乐道了两千多年,他是思想家,是哲学家,是教育家,是政治家,他的种种形象都被人反复研究,然而在这些聚焦于孔夫子的目光中,却鲜有人把重心放在他的另一个身份——学者上。“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作为一个千古大儒,他并非生而知之,他的思想扎根于他的学识,因此,我们认识他的第一个身份首先应该是一名学者。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篇》),这是翻开《论语》后,夫子的第一课。勤学,是孔子身上一个重要的特征。作为一个没落贵族,他学习的起点并不高,不难想见从一个幼年失怙的孩子到一个名播天下的大家需要付出怎样的努力。对于学习,他有自己的看法,“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篇》)。学习于他而言,并不是简单的学得知识或习得技能,更重要的是“就有道而正焉”,杨伯峻先生认为此处之意是去有道之人那里端正自己,即完善自己的品行道德。
勤学之后,更重要的是乐学,如夫子所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篇》),在整个学习过程中,他艰苦而快乐,这份乐趣抵消了许多物资的匮乏、生活的不易,于孔子而言,精神的满足远胜过物质的富裕,这也就是为什么子在齐听了“韶”之后竟“三月不知肉味”。与此同时,进取之心始终伴随着孔子,他曾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篇》)。他也说过,“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篇》)。即便在他成为名师之后,在学习上也没有丝毫松懈,在了解自己的基础上,他不
断提出新的要求,以寻求自身突破、自我提高。
“春秋时代的孔子是君子,战国的孔子是圣人,西汉时的孔子是教主,东汉后的孔子又成了圣人,到现在又快要成为君子了。孔子成为君子并不是薄待他,这是他的真相,这是他自己愿意做的。”比起那些为了利用夫子而在他身上套上层层假面具的所谓后世儒生如董仲舒之流,顾颉刚先生无疑更加了解孔子内心的追求。纵观《论语》一书,孔子不论对自己还是对学生,要求始终都是同一个——成君子。
孔子追求中庸之道,坚持“过犹不及”,对于“君子”的界定,孔子也认为,内在与外在共同发展、文学与德行相得益彰,才能称之为“君子”。这个观点在《论语》中被反复提起,多次强调,不止夫子本人说过,“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篇》),子贡在面对棘子成“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的质疑时,也有“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论语·颜渊篇》)的精彩辩驳。标准既已存在,长于思考的孔子,对自己也有自己的评定。“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篇》)。对卒于73岁的孔子而言,这句话几乎是一生的写照,没有任何的自满,亦没有过份的自谦,夫子对自己的认识与评价十分中肯。在《论语》的作者也就是孔门弟子眼中,孔子不论于德于行,都是当之无愧的君子。顾颉刚先生认为,《论语》一书,中心问题就是“造成君子”,君子的核心修养就是“仁”。
一分为二的看待君子,关键即为文学与仁德。凭借夫子自身的“好学、乐学、善学”,他在文化知识方面的储备自然无可挑剔。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文献学家就是孔夫子,晚年的他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还致力于古代文献的整理,他编撰的“六经”在文化典籍的传播方面有无可取代的意义。而作为完美人格的追求者与传道者,孔子对自我品德的严格要求,“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篇》)的时刻精进,也是有目共睹的。
孔子是学者,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是君子,高风亮节,阳春白雪。但这不是他的全部,孔子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思考能力极强,见解独到精辟。在学者、君子之后,认识一个作为哲人的孔子,是研究孔夫子的人需要做的第三个步骤。孔子生于春秋,不幸亦幸,不幸之处自不必多说,幸就幸在多舛的命途丰富了他的人生,多样的经历给了他思考的特殊视角。
对于财富,孔子没有简单地一以概之,而是以哲学的角度分为两个方面讨论。《论语·述而篇》有载: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也就是钱财如果来自正当的渠道,那就想办法得到它;如果是不义之财,则如浮云一般没有意义。没有像很多迂腐文人一样对钱财讳莫如深,夫子坦言自己对钱财的需要,与此同时,也保证取得钱财是经过合法渠道。夫子于金钱的言论,坦然自信又坚守原则。
对于过错,孔子首先肯定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的正确性,其次,他关于过错有一系列属于自己的独特见解。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篇》)
“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篇》)
在夫子看来,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会有过错,这是不可避免也不应苛求的。真正的过错在于“过而不改”,人内心明白自己的过错却由于种种原因视而不见才是个人不提高甚至倒退的真正原由。正视自身过错以后,我们需要勇于改正,乐于改正。夫子向来不惧于自己的过失,也不会文过饰非,这样的言传身教至于弟子,才有贤者如子贡,提出“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篇》)的观点。
对于大是大非,夫子有“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篇》)的坚持。杀身成仁由此成为此后数千年中华民族最高的道德准则之一。
所有的观点无不围绕着“仁礼”的核心,坚持着“道”的原则,这时候的孔夫子,是诚恳的文人,是和雅的君子,也是一个坦率的哲人。在历经千年的沧海桑田之后,透过书卷,我们于历史烟云中,最先看到的应该是这样一位雍容和雅的大儒,一个温文尔雅的布衣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