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睛看得见角落，心里才会有全局
——专家介入学校改进的反思01
自2010年8月开始进入基层学校，在河南、江苏、广州等多所学校分别做完了2-3年的项目工作。近8年的经历，作为一个大学学者，介入基层学校的教育教学改进工作，从开始的跃跃欲试，越俎代庖，到迷惘、失望、慢慢体会到喜悦、兴奋，随着对更多不同性质学校的学校改进期望、学校文化个性的了解，以及校长对教育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的理解，个人也就有了更多的自我反思。
01 研究方法的改进
2008年9月回国，带着一些社会学的理论和术语，一点对学校教育研究的不同视角，站在讲台上大量精力与内容，谈到的大多数还是书本知识，缺乏自己的东西。当幸运地有机会走入学校，走进课堂，一番左冲右突后，才发觉现实与理想的差距。
进入学校之初，我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做调研，这是学校诊断的必经之路。研究方法上，我们基本上选用了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式，来获取最基本的信息，比如教师职业幸福感、学生学习心理、学生在家学习现状等问卷调研。多年后，我发现，问卷调查所获得的，仅仅是我们所界定的一些概念或涵义的相互补充，带有目的性的选项，或者是被调查者事后回忆的结果，却无法知道他们究竟怎么回忆，更无法知道他们怎样做出的取舍，为什么这样取舍，而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实际他们内心还有什么选项？
因此，我们需要追加调研。其后，通过座谈会、教研活动、课堂听课等不同访谈形式，来进一步改进信息不足的问题。但是当时“年轻”的我或者我们，是带着纸上问题（事先拟好的文本）去追问的，往往要求教师或中层干部按照我们的剧本来回答问题，定性方法所强调的情境，就被淹没在“被刻意捞上来”的访谈记录上。很多老师就学校课程和教学改革、或者教学方法的选择，往往会顺着我们的思路去回答。有些人对于一些学术术语，也并不完全理解，在某些时候他们也不会特意去追问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教师一般口才都不错，绕来绕去，说了一大段，回头看，实际上，还是没有回答问题，空洞无物。所以，仅仅依靠单一的访谈，脱离具体情境的记录语言文字，其实毫无意义。现在，当我面对一些教师对课程、对课堂的改进的“表里不一”，慢慢地不再感到失望或愤怒，我更能接受这是一种生活策略和人生常态。
最好的访谈，当然是被访谈者能够真实地呈现自己。倾听，比提问更为重要。认真地听，不仅能获得更多丰富的信息，而且能直接获知对方在日常生活情境下的所思所想所为。但是，这必须要求我们在“情境中”理解人，是真正站在教师的生活世界之中——不仅仅是学校教学生活，更是他/她完整的生涯过程中的世界——对个人而言，日常的生活就是他的宇宙，决定着他/她怎样的理解生活和教育，而不是因为理解了教育而去生活。
教师，仅仅是一个人的职业选择，生命角色的一部分，他们是通过自己私人经历和社会背景———童年，少年经历、家庭经济环境、受教育背景、性别、期望与自我期望等——来搭建起自己对教育与自我实现、对分数与评价、对理想与责任等的理解桥梁，填埋不同个体经验的解释鸿沟，以行为实践自己建构起来的教育甚至人生哲学，所以教师对于教育教学的理解、方法的选择，一定是有个人局限性的。现在的我，更愿意创造机会，去倾听，不仅仅是教师对学校、领导、课堂、学生的看法与感受，更多去聊聊闲暇时间的事情，追剧、看电影，孩子与父母…和教师、校长一起在日常生活中，去探索教育世界的问题。
黑格尔说，“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与概念“，我们通过讲座、集体备课、同课异构、小型工作坊等，所聚焦的是帮助教师自我追问，不同方法的差异，选择带来的差异等背后的“道”，“引导-发现-发展-评估”是促使教师逐渐进入较高层次的专业发展水平的可能途径。
所以大学学者介入基层学校，更应该扎根于有策略地“do rights”,而不是一味高调地“say righ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