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仔自从和少妇阿裙好上了以后，就经常同她一起出双入对，他们毫不在意别人的目光，勾肩搭背，打情骂俏，俨然一对恩爱夫妻。

        在沿海开放地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思想观念也得到了解放，都市璀璨的霓虹灯下，隐藏了许多社会怪象，真正的夫妻两地分居，奸夫淫妇却睡在一起，这是对人性的扭曲，还是对世道的讽刺？

        一些老乡在一起吹牛时，听老六透露，安排我们进厂的那个行政经理老明睡过品质部的美女阿萍。这则桃色事件让大家兴奋不已，纷纷向老六打听详情。老六也口无遮拦，将自己上司的猎艳经历像竹筒倒豆子一般，一五一十地全说出来了。

        原来老明有一次逛生产车间时，横看成岭侧成峰，发现流水线上的女工阿萍颇有几分姿色，于是以帮其调动工作岗位的名义找她谈话，一来二去就谈到床上去了，阿萍也顺利地调到了品质部当质检员，工作很轻松，工资也更高。

        听完老六的讲述，我不禁想起民间流传的一段顺口溜：“有些干部真奇怪，五六十岁才变坏，泡妞专泡下一代，唱歌专唱《迟来的爱》。”

        妈的，好白菜都让猪给拱了！

        后来等我们正式上班时，阿萍虽然也在上班，其实她已经辞工了，按照南方这边工厂的规章制度，辞工申请都是提前一个月递交上去，到了时间才能办理手续拿完工资走人。听说阿萍准备回去结婚，她在老家也有一个默默等候的男朋友。

        说实话，行政经理老明虽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但他对我们也算有恩，在我们举目无亲走投无路之际，念在老乡的情份上收留了我们，避免一帮人流落街头。

        还有一次，查暂住证的治安巡逻队搞突然袭击，将我们这帮老乡一网打尽，关进笼子车拉到了派出所，像审讯犯人一样问东问西。最后也是老明亲自出面，把我们给解救出来，要不然我们很有可能免费精剪清凉发型，并获赠白金手镯一对，安排去大山里面挖石头。

        往事不堪回首，时间永远向前！

        第一次来南方，才知道南方的夏天真是漫长，快到重阳节了，却一点也没有秋天的感觉。白天不出门还好，一到晚上就难熬，不仅天气炎热，还有蚊虫叮咬。我们当时连快餐都吃不起，根本没有钱去买电风扇和蚊香之类。

        到底还是川仔聪明，他这段时间为了和阿裙亲热，每天夜里都跑去楼顶天台幽会，发现那里是个乘凉的好地方。被我们知道这个秘密后，为了能睡个安稳觉，大家每天晚上也跑到楼顶天台上乘凉，先是趁太阳快要落山之时，将天台上储备的消防用水泼到楼顶的地面降一下温，等到了晚上再铺上草席就可以睡觉。

        我们这群初到深圳的异乡人，还没来得及领略这座开放城市的繁华，却先仰望了她的星空。深圳是一座灯火辉煌的不夜城，连天上的星光都被她的光彩淹没，晚上根本无法看到璀璨的银河。

        川仔自然是和阿裙睡在一张草席之上，为了掩人耳目，方便上下其手，川仔特意将草席铺到储备消防用水的水塔之上，这样只要一躺下别人就看不见了，适合他和少妇阿裙办一些不可描述之事。

        他们彼此相爱，就是为民除害！

        夜太早，我们也睡不着，望着天上黯淡的星光，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的夏夜，在乡下老家乘凉的日子，听着大人们讲着古老的故事，在萤火虫飞舞的环境中进入甜蜜的梦乡。但是此时此刻，我们只能在千里之外的城市，怀着单纯的向往，去追寻别人指缝间溜走的机会。渺茫的前途，如同这黯淡的星光，让人万分惆怅，看不到希望。

        谁的青春不迷茫？工作的事情来日方长，先不管这些了，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我们在天台上海吹神侃，从天文地理聊到上下五千年，从传奇故事聊到明星八卦，当然也少不了聊一下川仔的桃花运。

        在我们湖北老家，一般都把结婚之后的少妇叫做嫂子。乐哥说：“会玩的玩嫂子，不会玩的玩婊子，还是川仔会玩呀！”

        表姐夫笑道：“川仔肯定玩不过嫂子，阿裙把腿一夹，屁股一耸，川仔就会像决了堤的黄河一样一泻千里。”

        有一个叫杨平的家伙很毒舌，接过话头说：“这个嫂子长得又不漂亮，倒贴几百块钱给我，我都不玩！”

        大家听后，一起嘲笑他只会吹牛皮讲大话，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有本事也像川仔那样去找一个。

        无聊的人，什么话题都敢说，就这样天南地北，有一搭没一搭的，驱散了长夜的寂寥。

        重阳到了，这个传统节日在南方很受重视，但是在其他地区似乎没当一回事。我们家乡就不过重阳节，知道有这个节日，也是因为小学时学过王维那首唐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还有陈少华演唱的歌曲《九月九的酒》。

        这天阿裙又来到我们宿舍，约川仔一起去爬附近的红花山。我们正闲得蛋疼，也跟着掺和进去，一帮人浩浩荡荡，从北向南巡了一回红花山。

        重阳节之后，又耗了几天，便陆陆续续有人离开。表姐和表姐夫去宝安找其他熟人介绍进厂没有成功，就直接从长途客运站坐车返回了老家。阿裙和阿旗一起去了西乡，她们有没有找到工作就不得而知。川仔随后也出去了，当时听说还和阿裙在一起，至于他们后来的故事，就成了一个谜，也许一拍两散分道扬镳，也许情投意合生死相许。

        我和乐哥还有另外几个老乡在这家风雨飘摇的工厂原地待命了一个月，才安排到三楼包装部做事。正式上班不满一个月的时间，工厂就倒闭关门，香港老板也跑路了，那是我迄今为止遇见最差劲的老板，没有之一！他的名字叫做赵国强，应该钉在深圳发展史的耻辱柱上。

        南下淘金不成，反而寸步难行。我们一次工资都没有拿，连路费都成问题，于是和厂里其他人一起到劳动局讨说法。关键时候还是劳动局帮了我们一把，工资按三分之一折算，由劳动局垫付，然后大家各奔前程，我才有路费回家。

        像一艘船沉入海底，之后就再也没有那些老乡的消息。天涯茫茫，世事无常，有时候，一转身，就是一辈子。你以为的来日方长，说不定就是后会无期。有些人离开你，从不说再见，你不知道他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