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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春今早的饭吃得格外细致。往日里一碗粥几乎三口喝完,剩下的馒头或是饼子无论大小,必是狠狠咬进嘴里,高高鼓起的腮帮子把眼珠都撑得又凸出几分。迎着朝阳狂蹬自行车赶去上班的他往往换工作服时才会发现自己的脸上或是下巴上粘着饭粒,抹一把,拿上手套,笑盈盈走向属于自己的车床。当其他人陆续到岗时,大春已经把车床擦的锃锃亮了。
而今天,他同样起得早,但吃得却细致。稳当当地盛粥,还把家里人的都盛好,每个碗端端正正地摆在凳子正中,然后,人也端端正正坐下来,眼睛发亮地瞧着对面的老母亲。
“大春,今天是不是就……”媳妇的眼睛笑意充盈,说着话,把手里刚剥好的鸡蛋递了过去。
“嗯,说是今天通知。”大春把自己刚剥好的鸡蛋递到老母亲碗里,又将媳妇刚才放在碗里的鸡蛋咬了一口,嘴巴咧开大笑,“等我下班给你们带好吃的回来。”
老母亲乐呵呵地瞧着儿子,粥米进嘴,甜的。眼角堆起的皱纹密密匝匝,夹起一筷头咸菜的手抖得厉害,只将酱油汤甩了一路,“老三,不管升不升你,工作得做好。”老太太没什么文化,但话说得不孬,这也是家里老爷子在世时给儿子的要求。
“嗯。我知道。”大春把面前的饭紧着吃了两口,“不升我也干得好着呢,升了更好啊。这个岗他们早就说要给我,只是还没下通知。”
“今天真能下?”
“能下。昨天办公室邱主任跟我悄悄说了,让我今天收拾得立正点。”
大春接过父亲在工厂的衣钵,踏实敬业地干了五年。每天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风雨无阻。技术好,人也低调,就连车间主任也很认可他。虽说是顶了班进来的,但他也没给曾是先进工作者的父亲丢脸。为四化做建设,当工人光荣。本来他也没什么非分之想,只是三个月前,车床组的组长出了车祸,这个岗位就一直空着,自然要重新委派。几个可能的人选中,假如大春要占个“最”字的话,只能说他是最年轻的。——这是他给自己的评价。但有人不这么想,还觉得应该把“最肯干”“最肯学”也颁给他。
不知这股评价之风是有人故意为之还是怎样,一传三,三传五的在工友中铺开了去,厂长下来检查工作时,车间主任也让大春做代表去汇报工作。可见,机会给足了。人家有这个能力,国家需要的正是年轻一代的生力军。大春也便渐渐有了盼头,尽管不敢表露,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组长的位置空缺着,他平时也没少帮着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跟所有人都处得挺好,上周几人喝酒时就有人提前喊他组长,要敬酒。大春赶紧按住了,感觉脸烧得要着了火,不敢乱喊,他说,八字没一撇呢。但回到家,躺在床上时还是边想边乐。
今天,就是今天,一切尘埃落定。
吃完饭的大春骑着自行车,一个劲劝自己不要再风风火火,要稳当,有个稳当的样子才能做干部,或者说,干部都得有个稳当样子才行。心里头像是按住一根随时要弹起的弹簧,好不容易挨到了车间。
开工前,车间主任拿着一张盖了红戳的纸站在人群前边,——没错,是要宣布了。
旁边的工友用手肘捅了捅大春。大春的心快跳出喉咙口,手脚都烫得要命,不断给自己打气加油,说,一会儿走上去时别再顺拐。他盯着主任的嘴唇,生怕错过或听错一个字。
经研究决定,任命陶力行同志为车床组组长。大家欢迎!
……
嗡——大春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也不确定自己是否随着人群鼓过掌。说好的呀,说好的呢?这怎么还变卦了?旁边的工友有侧目瞧他几眼的,也有把手拍得啪啪响,嘴里还带着口哨声的。
“陶组长,今晚上请我们撮一顿啊。”大春听到身边不断有人发出恭维,自己却像泄了气的皮球,但肩头一沉,一双钳子般有力的手扶了上来。是陶组长,时年四十多的陶组长是厂里的老人了,黑脸膛,络腮胡,但人嘿嘿一笑,“张春同志,我早就注意到你了,工作很积极。晚上我请客,去喝酒啊。”
大春嘴里肯定应和了,也恭喜了,但……说好的呢?他又问自己一百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