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老房子是房改前的最后一批单位福利分房。底楼的三套房子里住着三个阿婆。
她们的厨房间在院子南侧，与起居室相对，三套房子的院子之间没有隔断，三家可以随意互通往来，天气适宜的白天，她们大半的活动时间都在院子里。
在和她们做邻居的几个年头里，她们是住四楼的我的风景一一
乡下阿婆
乡下阿婆住在最东面。称她为乡下阿婆，绝对没有某些上海人对来自二三四五线城市的人们的那种嘲贬。她确确实实是几年前才从乡下搬到这里来的，房子本是她小女儿家的，小女儿家搬进大一些的新房子后，就把老人从乡下接出来了。
在我搬离老房子的那年，乡下阿婆已经八十一岁了，背佝偻得厉害，但精神很好，只有少许白发，她一看到我，就会笑着和我打招呼“阿姨啊，上班啦？”“阿姨啊，饭吃过啦？”刚开始的时候我被她的客气弄得实在很不好意思，她比我外婆也小不了几岁，竟如此称呼我，岂不折杀我啊。不过，久而久之我也就习惯了，并且一见到她就主动地叫“阿婆”。
有一次和她闲聊：“阿婆，你的头发真好，只有几根白头发。”
“阿姨啊，年纪大的人没有白头发不好的，老人就应该有老相啊。”阿婆说着眼圈就红了。
当时我并不明白个中缘由，不过见此情景就把话题扯开去了。
后来听人说，乡下阿婆的丈夫早年就去世了，她唯一的儿子也在很多年前心肌梗猝死了。儿子死后不久，她的媳妇就带着孩子改嫁了。此后，媳妇和孙女没来看过她一次。等到村子划为开发区要拆迁的时候，媳妇和已为人母的孙女为了地皮的事和她打起了官司。
想起民间好像有一种迷信说法——老人家头发不白要影响小辈。原来我那一次失言揭了阿婆的创口了。
乡下阿婆信佛。每月的初一或十五，她的几个信佛老姐妹，就会聚在她这里摆开道场，烧香念佛，那齐声唱经的声音一直传到我家，很好听。
平时，她家里也很热闹。她的两个女儿几乎天天来，隔三岔五地也总能听到有年轻人叫着她“奶奶”，还有小孩子叫着她“老太太”。
高个阿婆
住中间那一套里的是高个阿婆。高个阿婆的个子真的很高，大概超过一米七，近八十的人了，腰板很直，这就更显得她高了。
高个阿婆的丈夫以前是医院老虎灶上烧开水的。几年前脑中风去世了。那天清晨，我站在自家阳台上，亲眼目睹她丈夫中风跌倒躺在地上起不来的情景。那天正好我爹坐在我家的阳台上，我还以此为证，劝爹要爱惜自己的身体。
高个阿婆的丈夫跌倒的时候，她去买菜了。当我正准备叫老公一起下楼帮忙的时候，当时还住在这儿的乡下阿婆的小女儿和女婿已出来把他扶起来并送进了隔河而望的医院进行抢救，可是等到高个阿婆买菜回来的时候，老头已经不省人事，当天下午就“走”了。
高个阿婆有一个儿子，是领养的，但也很孝顺。有时星期天一大早就能听见她儿子的大嗓门“今早头到南厍去买了只草鸡，炖点汤给老娘喝喝”“今早头买的这些黄鳝蛮灵咯，我老娘欢喜吃的”。
高个阿婆的孙女也是个很好的女孩子，经常看见她为高个阿婆买这买那，奶奶长奶奶短地嘴巴也很甜。看见我，也会老远的和我打招呼。
院长阿婆
住最西面的院长阿婆年龄最大，据说九十多了。院长阿婆的丈夫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是医院的院长，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批斗，跳楼自杀了。此后，院长阿婆一直寡居着。
院长阿婆的儿女们都很有出息。儿子是省某大医院的院长，大女婿是市某局的局长。不过十多年里，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似乎从未见过领导模样的男人来过她的家，也许他们来的时候我没看见吧。
院长阿婆的小女儿住我们前面的这幢楼房里，所以小女儿一家和院长阿婆中饭和晚饭是一起吃的。
岁月毕竟是不饶人的，院长阿婆走起路来很慢，每一步都移得小心翼翼的。她的耳朵已经很背了，有时她交代她的小女儿帮自己办点什么事，她小女儿答应她了，可是她没听见，就再交代一遍，于是，我就能听见她的小女儿对着她大声嚷嚷：“啊呀，晓得了，你烦不烦？你这样子我总有一天会被你烦死的！”这样的话不知是院长阿婆没听见，还是她已经习惯了小女儿的不耐烦，她继续地絮絮叨叨着，直到她的小女儿摔门而去。
后来，院长阿婆的家里多了个保姆，几天后，我听见院长阿婆和保姆在吵架——
“啊呀，你走到哪里去了？我找了好多地方都找不到你，急死我了。”
“我到哪里去，还要向你交代啊！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啊？我是你们请来照顾你的，阿要对你的安全负责的啊？找不到你，阿要担心的啦？”
“你不要管得太多，只要做好一些家务就可以了。”
此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那个保姆，也许被院长阿婆炒鱿鱼了，也或许她自己辞职不干了。
不知为什么，院长阿婆平时和高个阿婆以及乡下阿婆都很少说话。天气好的时候，她要么一个人蹒跚着在院子里东摸摸西摸摸，要么搬个藤椅坐在院子里，戴起老花镜看厚厚的书。
我猜想，院长阿婆当年不是大家闺秀，也定是小家碧玉。
三个阿婆，三种不同的生活，我搞不清楚，她们谁是幸福的，谁是不幸的。
搬离老房子已整整十年，不久前路经那里拐进院子走了一圈，底楼的三户人家我都不认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