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

官渡之战对峙的两大势力，分别是曹操率领的东汉中央政府军与袁绍率领的冀州地方武装。曹、袁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袁绍代表门第世家的阶级利益，曹操代表寒门阶层的阶级利益。

袁绍的冀州后方，源源不断将粮草输送到官渡前线，展现出“人民群众（大族的组织与动员）踊跃支援前线”的画面。曹操则不同，魏武的军事屯田政策，是“战时为兵、平时为农”的兵民不分、自给自足的军事后勤政策。官渡前线超负荷运转的胶着战事，非战时的农，转变为战时的兵，务农人口一旦减少，前线粮草立刻告急。曹操对辖区内民众加重赋税以支援前线，但不断激起民众反抗，征粮效果并不明显。
官渡之战的胜负天平，向袁绍倾斜，直至曹操发动胜算不大的乌巢夜袭。

官渡之战的转折点，在于曹操冒险夜袭乌巢。夜袭乌巢前的决定性事件，不是许攸的叛变，而是荀彧答复曹操的回信，荀彧回信的全文是：“今军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先退者势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

曹操后来向汉献帝提及荀彧的贡献，着重提到荀彧在官渡之战危急关头的著名回信。
真实的综合性场景还原，荀彧胜于诸葛亮。

如以官渡回信事件而论，荀彧敢于在袁曹生死决战之际，暗示曹操务必冒险出击，并说“此用奇之时，机不可失”。

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面对毫无准备的曹魏帝国，魏延提出从子午谷进军冒险奇袭长安，之后与诸葛亮北伐大军会师，一举平定关中。

魏延的建议，不见得具有可操作性与必胜把握，但诸葛亮的致命缺陷在于：诸葛一生谨慎。

诸葛亮的真实想法，是不敢冒险，不愿背负损失魏延子午谷军队的责任与代价。与乌巢夜袭的曹操相比，诸葛自然远不如曹操。与同为谋臣之首的荀彧相比，诸葛也不如荀彧。
官渡之战，曹胜袁败。原本东汉末的路径，按照正常的格局与规律演变，应该是由袁绍式的门第世家为主导，使华夏提前进入晋王朝的时代。曹操为代表的寒门崛起并建立短暂的曹魏，完全是曹操凭借超凡个人能力，强行打断与改变历史的正常轨道。

东汉到两晋，是新兴贵族（有别于春秋多国体系下的传统贵族）主导的社会。寒门主导的社会形态，是隋唐开启科举取士后才出现的局面。东汉儒学熏陶的门第世家，经几百年的演变与腐化，势必堕落为两晋式的门阀，时代赋予袁绍的角色，就是充当过渡阶段平定乱世的旗帜性人物。

但官渡的结果，改变了正常路径，也挑战了文字工作者的正常叙事方式。原本被门第世家给予厚望的阶级代表袁绍，试图重建东汉王朝的2.0版本（两晋式的王朝），偏偏于官渡战败，魏晋的文字工作者，“恨铁不成钢”的同时，不得不定义袁绍为“志大才疏”。
曹操违背正常的时代要求与规律，试图超越时代，提前建立寒门政权，以法家手段治国，让门第世家加入人大政协式机构，列为“统战对象”。门第世家情绪压抑与极其愤怒，但偏偏曹操在官渡之战大获全胜。魏晋的文字工作者，实在无法将打压门第世家的阶级敌人定义为“正义”，只能定义将曹操为“魏武”。

五胡乱华，始于匈奴起兵，晋帝于长安城破被俘，晋政府南渡江南。中原政权沦陷于蛮夷之手，晋人或许此时方才梦醒，百年前袁曹官渡之役，时人或许欢欣鼓舞，喜于曹胜袁败，恢复大一统国家的曙光与梦想再现。唯有“史后之人”方能看清，官渡的路径，百年后酿成苦果。

官渡之役曹公胜，曹魏进入恢复大一统轨道，之后路径演变的最终结果，就是匈奴人攻陷长安的历史性画面，中原政权将官渡之役的战利品送给蛮夷。

袁绍与孙吴，是顺应分裂时代趋势的力量，曹操与诸葛，则是违背时代趋势，强行恢复大一统体制的力量。官渡之役，最差的选项是曹胜，路径的终点，已经足以证明。

后世除唐代如回光返照，以军事藩镇成功抵御蛮夷，其他时期的大一统国家，最终均无法抵挡蛮夷武力。

官渡之役，是恢复封建的绝佳时间节点与机会窗口，曹败袁胜，即有望出现大一统观念荡然无存的南北两大势力袁氏与孙吴并存的格局，遗留的唯一问题，是遏制及剿灭诸葛武侯试图恢复大一统的力量，以蜀汉的虚弱，灭亡只是时间问题。最优路径结果将是，重建先秦式的封建体系。抛开独立治理，可建构更优质文明，实现与近现代文明的路径对接。仅就武力而言，封建体系，蛮夷无法渗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