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浪潮激荡西南，贵州应声独立后建立的大汉贵州军政府，是黔省挣脱封建统治、迈向共和政体的关键历史坐标。其权力架构本是特殊时局催生的临时革命政权形态，却因周素园晚年所著《贵州民党痛史》，陷入了长达数十年的史实迷局。书中所谓“枢密院、都督、行政总理三权分立”的规整建制，以及周素园自任“行政总理”的说法，绝非军政府初创时的真实制度图景，而是其事后刻意虚构、生硬嫁接宪政理论的刻意书写。这番文字既裹挟着个人历史定位的私心，更扭曲了贵州辛亥革命的真实脉络，给地方近代史研究埋下了难以消解的认知偏差。
回望1911年的历史现场，大汉贵州军政府自诞生起，便全无三权分立的制度土壤与实践根基。彼时，孙中山的三权分立、五权宪法思想尚未深入黔省革命团体，全国各省独立后搭建的军政府，均是依托革命派系、军事力量形成的应急性政权，核心逻辑是“强人主政、军事优先”，远未形成规范化的宪政分权格局。大汉贵州军政府亦不例外，枢密院是无可争议的权力核心，自治学社领袖张百麟以枢密院院长之职总揽全局，执掌最高决策大权；都督府专司军事执行，统辖军队防务与战事调度；民政诸务则由枢密院统筹下辖机构办理，并无独立于决策层之外的行政中枢。所谓“三权鼎立、彼此制衡”的叙事，不过是周素园晚年回望历史时，强行套用现代宪政理论的粉饰之词，与当年动荡无序的革命实况全然相悖。
而备受争议的“行政总理”一职，更是周素园无中生有的虚构，无任何原始史料可佐证。遍查大汉贵州军政府存续期间的官方布告、往来公文、《贵州公报》等第一手文献，以及同时期革命党人的通电函稿，均不见“行政总理”这一职务的丝毫记载。1911至1912年，周素园本人仅以“枢密员”“秘书长”身份参与政务，仅是张百麟麾下分管民政的核心幕僚，从未以“行政总理”自居，其手中权力更未达“行政首脑”层级。他晚年著书时增设此职，将自己塑造成与枢密院、都督府分庭抗礼的“三巨头”之一，本质是为拔高个人在自治学社与贵州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为自身革命履历增添虚饰的光环。
深究周素园虚构历史的动因，核心在于为自治学社正名翻案，争夺历史解释话语权。1912年“二二事变”后，宪政党联合刘显世势力引滇军入黔，掌控贵州军政大权，此后长期将自治学社污蔑为“祸乱黔省的乱党”，将滇军肆虐、黔局动荡的罪责尽数推予自治学社，将其建立的军政府贬为无章无法的草台班子。周素园流亡十余载后发愤著书，便是要打破对手的历史叙事，通过虚构三权分立的规范架构、自封行政总理的方式，将自治学社缔造的军政府包装成契合现代宪政理念的合法政权，以此驳斥外界的抹黑诋毁，证明自治学社并非乌合之众，而是有制度构想的革命中坚。同时，这一虚假头衔也成为其流亡奔走的政治名片，为争取舆论支持披上了“身份合法”的外衣。
更令人扼腕的是，这番主观臆造的书写，长久扰乱了贵州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正轨。受《贵州民党痛史》影响，后世诸多普及读物、地方史志乃至部分研究论著，未加甄别便采信“三权分立”“行政总理”的虚假说法，将大汉贵州军政府的权力结构简单化、理想化，彻底掩盖了其内部派系角力、强人集权、枪杆子定乾坤的真实面貌。研究者若以此为据，便无法洞悉“二二事变”的爆发根源、滇军入黔的深层逻辑，更难厘清任可澄、刘显世等势力崛起的权力脉络，致使贵州辛亥革命史研究长期陷入“以假证史”的困境，偏离了求真的核心。
历史的生命力在于客观真实，纵然周素园为自治学社正名的初衷饱含无奈，可虚构制度、捏造职务的行为，已然违背了历史书写的基本准则。大汉贵州军政府的真实权力格局，从来不是理想化的三权分立，而是以张百麟为核心的枢密院高度集权，辅以军政、民政的简单分工。唯有摒弃周素园营造的虚假叙事，回归原始史料的严谨考证，方能拨开历史迷雾，还原贵州辛亥革命的本来面目，让地方革命史研究重回客观、严谨的正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