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我都很想念生命里出现的第一位贵人，他就是我上世纪70年代所在单位的车间支部书记袁得胜。尽管我后来调往鄂西葛洲坝，他也升迁省电力局，此后再无联系。袁得胜长我几岁，与我一样也当过兵，自然容易亲近，只不过他属军官转业。
那时我在厂宣传队混，还充当车间团支部宣传员，车间二楼与发电厂房的长走廊边墙报，常是张氏风格设计，彩色粉笔涂鸦的一期期“作品”，时不时会引人注目，师傅们和年轻同事偶尔也会口头“表扬”哩。
客观地说，我在厂里好的或不好的“表现”，都被袁书记掌握。他对我的一点“小聪明”管束得紧，常提醒要老老实实干活、夹着“尾巴”做人，偶尔把他惹急了，还大着喉咙骂人呐。
1976年，发生了令国人悲痛震撼的几桩大事：周总理、毛主席去世，唐山大地震。那年月邪性，唐山地震后全国各地都“地震”，有条件的单位都建“地震”台站，记得我们单身宿舍的人，好多个夜晚都在对面灯光球场搭的帐篷里睡觉。我原武昌县京剧班的同学项卫，恰好来黄石散心，我与他曾在帐蓬里呆过几晚上。
这年秋末的一天近午，我从厂房巡检回来，师傅告知袁书记打电话找你有急事，叫炊赶紧去他办公室。一路上想，他找我会有什么事，还加个“急”字呢？
到了办公室，却见他一脸春风。屁股未挨椅子，他就大声喊道：厂里有个上大学指标，想不想要啊？！
我看着他，惊呆了……没等我回过神，他又发话说：学校在武汉，名字叫水利电力学院，你不是一直想深造学技术吗？告诉你呀，就一个名额，争的人很多。想去，我就到厂里给你争取！
想啊一一咋不想去？！他话说到这份上，我激动得除了赶紧表态，一时间傻傻地不知再说什么了。
没多久，袁书记就私下里给了准信：厂领导那儿松口了，学校要培养的是热工专业人才，别的车间争不去。你等通知吧！
等的滋味不好受，总睡不好觉。一天下晚班的路上碰见厂团委书记唐静，她笑着问我：你们袁书记咋对你这么好呀？为你上学，可是下了功夫啦，好几个车间干部争抢一个名额，他吹胡子瞪眼跟别人吵架哩！
我的回应，只有腼腆一笑。袁大哥待我的好，在心里记下了。后来才知美女书记缘何知情，原来袁与她那时正处于热恋阶段。
回到宿舍，范师傅笑嘻嘻地拉我到他屋内吃饭，说是陪他喝酒，实际上也是告诉我上学的实情。他在车间是老资格、老好人，车间领导与他关系都非常好。他鼓励我好好钻研热工专业，毕业回厂要有大作为。
过了些天，上大学的消息传开，师傅和班里、车间里很多人都替我高兴。可我同屋的杨孟加却很气恼，好多天都对我不理不睬的，好像我有什么事得罪了他。
一一明摆着嘛，推荐上大学，他也去争取过，没戏儿。全厂就一个指标，难道他觉得是我使了不正当手段抢了本该属于他名下指标？凭心而论，他平素就一直在为读大学做准备，他上大学无可厚非。可他不明白，那年月上大学的程序是：车间推荐优秀青年，厂方负责保送，不凭数理化。
临走前，我记得与杨孟加心平气和聊了一次。很多天过去，他似乎也明白了“推荐”二字的含义，内心释然了。我鼓励他来年再争取，他说我一定要上大学。
一一果然，我上大学乃“工农兵学员”最后一届，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我的同事与舍友杨孟加，凭自身的知识积累一举考上了清华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