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永乐年间铸就的“永乐盛世”的辉煌转瞬而逝，自成祖以来开疆拓土、自信开放的开拓精神渐失，明朝在西北、东北、西南等各处边疆都逐步退却，永乐年间开辟的疆土大多失去，大明重回太祖朱元璋时期闭关自守的外交策略，自绝于世界。
盛世已逝
其实以小农经济立国的明朝在建立之时就没有唐、宋、元以来的开放精神，严格的户籍限制致使大规模民变不断发生，自朱元璋时期开始的“海禁政策”作为明朝锁国性质的基本国策，从洪武年间到隆庆年间实行了将近200年，纵贯大半个明朝。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颁布“禁海令”，规定：“……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洪武七年（1374年），明朝撤销了自唐朝起就存在的负责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今宁波）、广东广州三处市舶司。永乐年间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海禁政策较洪武年间更为严苛，永乐二年(1404年)诏令“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永乐五年（1407年）甚至在安南也实行海禁：“亦不许军民人等私通外境，私自下海贩鬻番货”。
永乐末年盛世就已经呈现衰败之象，军队“自永乐以后，新官免试，旧官即比试，贿赂无不中”，“多贪暴怠懈，纪律不严，器械不利，城池不修，军士缺伍，攻战屯守之法渐废弛”；官僚队伍中“贪风，永乐之末已作”，“请托贿赂，公行无忌”；农业生产上“虚有屯种之名而田多荒芜”，“兵之力疲而农之业废”。
明宣宗、明仁宗在位期间停止大规模战事与下西洋，致力于恢复生产使得国力稍微恢复，但北方蒙古的重新崛起使得明朝北方防线撤退至长城一线，明朝内部的政治风气更为保守自闭，在此种情况之下更是滋生了严重“倭患”问题。
明宣宗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宣宗驾崩，时年9岁的朱祁镇即位，是为英宗。明英宗在位初期由太皇太后张氏辅政，内阁由三杨（杨士奇、杨荣和杨溥）主持，仁宗、宣宗以来的各项政策得以延续，但在宣宗末年滋生出的宦官干政问题一直持续到崇祯帝年间。明英宗继位后宠信宦官王振，据《明史纪事本末·卷29》：“朕自在春宫，至登大位，几二十年。尔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护赞辅，克尽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实多。”正统七年（1442年），辅佐朝政的张太皇太后去世，三杨年老淡出政坛，王振开始专权，其党羽遍布天下，百官为之侧目。
瓦剌崛起
15世纪早期蒙古西部的瓦剌逐渐强大起来，瓦剌部落首领脱欢统一蒙古东部地区并扶植蒙古黄金家族伤亡后裔脱脱不花为蒙古大汗。1439年，也先继承其父成为瓦剌首领，他通过军事征讨、封官设治、联姻结盟等手段，把乞儿吉思、哈密、沙州、罕东、赤斤、兀良哈三卫等分别置于自己统治之下，同时又结好女真各部使之为其效力，极盛时势力东抵朝鲜，西至塔拉斯河并与巴尔喀什湖以西的金帐汗国接壤，北至贝加尔湖及南西伯利亚，南临长城。
瓦剌势力强盛之后，也先的目光投向了中原地区，他在遣使向明朝贡的同时不断扩张其势力，袭扰明朝北方边境。正统十年（1445年），也先进攻哈密卫，次年又攻入兀良哈三卫，瓦剌的势力自哈密向辽东发展，日益形成对明朝的威胁。当时许多官员都认为要戒备也先，但擅权的王振与也先勾结，王振对明朝边境北部边防不作任何战备措施，甚至指使其亲信大同镇守太监郭敬“递年多造钢铁箭头，用瓮盛之以遗瓦剌使臣”。
正统十三年十二月（1449年），也先和蒙古首领遣使向明朝贡马，虚报人数以冒领明朝赏物，据记载“是年，琉球中山、安南、占城入贡．瓦剌贡使三千人，赏不如例，遂构衅。”（《明史》卷十），同时明朝官员收取也先贿赂，私下许诺也先提出的与明朝皇室通婚的要求，这也成为也先入侵的借口。“十四年春二月，也先遣使二千余人进马，诈称三千人。王振怒其诈，减去马价，使回报，遂失和好。先是，也先遣人入贡，通事辈利其贿，告以中国虚实。也先求结婚，通事私许之，朝廷不知也。至是，贡马，曰：“此聘礼也。”答诏无许姻意，也先益愧忿，谋寇大同。”（《明史纪事本末》（卷32））
土木堡之变
正统十四年(1449年)秋，也先率军分四路大举进攻明朝，“十四年七月，遂诱胁诸番，分道大举入寇。脱脱不花以兀良哈寇辽东，阿剌知院寇宣府，围赤城，又遣别骑寇甘州，也先自寇大同。”（《明史》（卷328））此时的明朝军队已经失去了永乐年间的锐气，各路军队先后战败。先是大同右参将吴浩在猫儿庄（今山西阳高县北一带）迎战瓦剌兵败战死，随后大同总督宋瑛、驸马都尉井源、总兵官朱冕、左参将都督石亨四人也兵败而回，宋瑛、朱冕战死，石亨孤身逃回大同。
也先军队锐不可挡，边境明军连连失利，明朝北部防线一戳击破，王振希望借与蒙古开战的机会增大自己的权力，便蛊惑明英宗御驾亲征。明英宗不顾群臣劝阻，在不知道瓦剌军队动向的情况下，下诏令集结军队御驾亲征，史载：“吏部尚书王直帅邻臣谏，不听。癸巳，命郕王居守。”（《明史》（卷10））
明军在一片准乱之中出兵，前方兵败消息与战备不足导致士气低落，在到达大同之前已呈现败象。明军到达大同之后，文武大臣多次劝谏退兵无果，直到前方战败连连，王振才开始打算班师，“于是井源等报败踵至。……镇守大同中官郭敬密言于振，势决不可行，振始有还意。”（《明史纪事本末》（卷32））
班师返程时，王振不听大同总兵郭登从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北）退兵的建议，想让明英宗从他的家乡蔚州（今河北蔚县）经过以宣扬他的权势，但在途中又怕大军损坏庄稼又令军队回到宣府，此时瓦剌大军已经追击而来。吴克忠、吴克勤率领的蒙古骑兵与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的军队先后战败，也先随后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东南）袭击了明军主力，明军大败，数百名文武大臣先后战死，史载：“......兵士争先奔逸，势不能止。铁骑蹂阵而入，奋长刀以砍大军，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杀。众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英国公张辅，尚书邝埜、王佐，学士曹鼐、张益而下数百人皆死。”（《明史纪事本末》（卷32））
土木堡之变是明朝由盛转衰的标志性事件，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北伐瓦剌却惨败被俘。此战明朝大军死伤过半，京军精锐毁于一旦，武将重臣多人战死（“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骡马亦二十余万，衣甲兵器尽为胡人所得，满载而还。”李贤《天顺日录》）正统十四年（1449年）九月底，也先以“奉皇帝还”的名义率军挟持英宗再度南下，明朝遭遇亡国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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