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通常是寂静无声的，像潺潺流淌的河流又像祖母血管里静静流淌的血液，但偏偏有时候岁月又不安分，像一条伺机而动的虎，趁你恍惚的时候张开血盆大口，把回忆撕的七零八落血肉模糊。
事实上，我已经很久没回忆起祖母了。
写这篇文章也是在看到《尤利西斯》中描写波尔迪炒腰子的情景时由感而发。黄油在锅里滑动，化开的瞬间，就让我想起了一个久未谋面的亲人。
我所说的祖母是我爷爷的妈妈。
自我有记忆起就一直佝偻着背的老太太，脖子上有个大肉瘤，有时候走的急，脖子上的肉瘤就更是止不住的左右摇晃。我不止一次地担心那个赘在她细颈上的大肉瘤在摇晃中突然掉落。不过我的担心成为事实前，她就在某个黑漆漆的夜里离我而去了。
在我童年阶段，一天中最为迷恋的时刻就是午后，每次中午想赖在祖母家蹭饭吃的时候，都会假装睡熟在她家那张用麻绳和木头搭起来的床上。这张床虽然听起来简单寒碜，但假如上面铺着厚厚一层带有阳光味道的棉花被就并不会让人觉得难以忍受，而我很幸运的睡在了这层云朵一样的棉花被上。但糟糕的是，我每次都会真的熟睡过去并睡过头。每次当我一边揉着惺忪的眼睛一边张望着灶台上带有青花瓷的面碗时，午后的阳光都会在这时悄悄地溜进屋闪亮明媚的照亮这一切。
很多时候，我的行动都跟不上我的思路，明明我都已经幻想自己端着面碗大快朵颐了，可还是依旧傻傻地坐在床上，直愣愣的盯着视线不远处正在柳树下边乘凉边吃饭的祖母。那棵柳树像是一个巨大的漏斗，把完整温暖的太阳筛的七零八落，稀稀落落的洒在祖母稀疏的银白色头发上。以至于后来的很多年我都无法忘记那个场景，像一幅主题鲜明的摄影作品，是一种远离大喜大悲大灾大难深植于生活的平淡。
祖母一生育有五个孩子，我爷爷是其中一个。爷爷有四个孩子，四个孩子平均每人又有两个孩子，就像一棵不断开花结果的树，枝繁叶茂，所以在这个大家庭中孩子们的竞争就成了一件不可避免的事。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无论是想要更多的零食糖果还是更多的专属宠爱都必须靠恒久维持一个好孩子的形象获得。所以我一直努力让自己表现的像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孩子，这样才能保证自己在众多的堂弟堂妹中脱颖而出。
我小学的时候去读了寄宿学校，一个不大的班里经常满满当当塞进100多个孩子。人在拥挤的时候总是不自觉的倾轧别人，物竞天择的道理一开始并不是通过达尔文的进化论学到的，而是接触书本之前生活教给我的。两个礼拜才能回一次家的我总是在还没踏进自己家门的时候就哭哭啼啼跑去找祖母撒娇，哭诉学校严苛的环境和不友善的同学。我并非很娇气的孩子，但撒娇和哭诉有时候也是一种俘获人心的手段，特别是在大家一致认为那所学校环境如此艰难伙食如此恶劣的情况下。
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个日记本，里面曾断断续续地记录过高中阶段的各种心情。每发生一件重要的事或者失去一个重要的人，我都会在上面试着描述一下当时的心情或者写上一段或长或短的回忆。因为有时候时间久了，经历的事更多了，我怕自己会记不清关于往事发生的顺序，如果时间再久点，别说顺序，恐怕连发生过什么都再也回想不起来。事实就是这样，有些事就在我们念念不忘的日子里被我们遗忘了。
在那本笔记的第八页，我开始试着回忆：还是那间用红砖堆砌的老房子，我驻足观望了一会儿，发现大门已紧锁，旁边敞开的厨房蛛网遍布，凳子上蒙上了厚厚的尘土。本子上记录着那天的日期，写于2014年11月份，那时刚好距离祖母去世五个月。然后我继续写，记忆中的祖母喜欢坐在堂屋门前的大石头上，驮着背拄着拐棍望着南方。祖母没有手表，眼镜和耳朵也不像从前那么好使了，但她说总能准确的知道做午饭的时间。
我始终觉得做到准确是一件很难的事，就比如说你能轻易从桌子上端起一杯水，但如果要让它丝毫不动的放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就很难。所以我觉得她应该是在骗我，因为隔壁邻居家炒菜的声音袅袅的炊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标记午饭时间的一种方式。日记上还零零碎碎絮絮叨叨的写了很多，想到什么写什么的那种，我记不起当时是不是一边写一边流泪，因为我没有在日记中标记：今天哭的很伤心。但是泛黄的纸上隐约有零星的墨水晕开的痕迹，想必当时也哭的很心碎吧。
都说人死如灯灭，没错，人是会死，灯也会灭，但这些都只是流于表面。生活的痕迹不会简单的一笔抹煞，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会随着空气流入身体，溶于血液，深入骨髓，直到唤醒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
那时候的我每次放假回家都会去看望她，很多时候我们没那么多话题聊，就只是安静的坐在一起。大石头上只能坐一个人，我就搬张凳子坐在她旁边，她的手指又长又细，手背上突起的血管温热柔软。记忆中好像大部分都是晴天，那个来自地球之外的星球给予了我们铺天盖地的阳光，我们仿佛被笼罩在一张巨大的透明罩子里，享受地依偎着。
大概有四年了，今后的日子有多长，她离开的时间就有多长。她的起点和终点都和我有太大差距，所以我们只能有短短数十年的交集，往后再也没有能计划重新见面的机会。活着的好处就在于，就算相距万里，但只要思念突袭，就能立马计划着见上一面。但人一旦死去， 上帝就会立马收回这项特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