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四实习那年，正巧国家号召大学生下乡支教，作为师大学子，我更是热血沸腾，于是主动请缨，来到大山深处的门头小学，做了一名支教老师。起初，我还觉得自己蛮了不起的，甚至有点伟大，那些光秃秃的山、硬邦邦的石头，在我眼里，无不充满诗情画意。本以为三个月的支教生涯，会成为我一生中最浪漫的回忆，谁知还剩最后一个月时，学生的一个问题，深深震撼了我的心灵，由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那天早上，我正在上课，忽然传来一阵叫喊声，那声音由远而近，十分急促：“陈老师，陈老师—”我回头一看，只见一个半大的孩子，满头大汗地跑到教室门口。这孩子叫二娃，本来是我班上的学生，他有点儿弱智，加上家里又穷，已经辍学好长时间了，今天怎么突然来了？
二娃站在门口兴奋地说：“陈老师，俺……俺有学费了，又……又能上学啦！”他一高兴，说话就结巴起来，我听了半天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他姐姐大丫进城打工，寄回了学费，要他来复读。我一听，很替他高兴，就让他坐到最后一排听课。
那一节课，我发现二娃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好不容易挨到下课铃响，我收拾好课本，准备宣布下课，就在这时候，二娃突然高高地举起了手，我点点头，让他有问题快问，谁知那小子一抹鼻涕，居然开口问道：“老师，啥叫坐台呀？”我一听，脑袋立马大了，沉着脸训斥道：“小毛孩家，问这干什么？”二娃见我发火，便耷拉下脑袋不吱声了。
这时，班长山杏站起来，说：“老师，二娃的姐姐大丫在城里坐台，挣钱给他上学，大家都说她不学好，是这样的吗？”我愣了片刻，一时想不出答案，只好勉强答道：“坐台嘛……就是坐在讲台上，给学生上课，这没什么不好的呀！”话刚说完，又有学生问我：“那老师你上课不是站着吗？大丫为什么坐着？”
“当然是因为城里条件好，老师也有凳子坐，这样上课就不累了。”我怕他们没完没了地问下去，便胡乱搪塞两句，赶紧走出了教室，还没走几步，只听身后二娃在兴奋地叫嚷着：“哦，我姐姐是好人，我姐姐在城里坐台当老师了！”
那声音，清亮得就像早晨树林子里的一声鸟叫，而在我听来，心头却是沉沉的，我没来得及多想，刚出教室门，迎面遇见了老校长，他告诉我说，一个月后的期中考试，乡里要抽考，成绩最好的学校，能得到一笔不小的补助，这笔钱对学校来说太重要了。言下之意，是要我在这一个月的支教期内，一门心思，教出成绩来，帮他争取到这笔补助。我当即一拍胸脯，信誓旦旦地作了保证：“你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拿不到全乡第一，一个月后我就爬着回城！”其实，我说这话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据我所知，这个乡太偏僻，除了我，再也没有别的大学生来支教，况且两个月来，我教的学生，成绩明显有了进步。我堂堂一个师大高材生，把他们那些乡下教师比下去，那还不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
吃了我给的定心丸，老校长把上课铃摇得更欢了。上第二课时，我回到教室，孩子们起立向我问好，我照例点一下头，示意大家坐下，话音刚落，却听后面“骨碌碌”一声响，那二娃竟然一屁股坐倒在地上，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这个调皮鬼，一来就不安分！我走过去，正要朝他发火，却见他坐的不是凳子，竟是一个圆咕隆咚的树墩儿，难怪坐不稳呢。我问他的凳子哪去了，他“嘿嘿”一笑，说：“老师，我们说好了，从今天起，大家轮流坐树墩儿，腾一张凳子给你坐—你也应该像城里的老师那样坐台！”二娃刚说完，班长山杏接着说：“我们山里虽穷，也不能让陈老师累着！”我一回头，果然看见讲台旁有一张凳子，看着孩子们一双双天真无邪的眼睛，我哭笑不得，只好坐着讲起了课，成了“坐台先生”。
这一个月里，我使出浑身解数教学生，孩子们也很用功，成绩“噌噌”地往上蹿，特别是二娃，他自身条件差，缺课又太多，学得很是吃力，我便在课后给他开小灶，渐渐地他也算是开了点窍。当那个圆树墩儿由最后一排转到第一排时，抽考结果终于出来了，我一瞧名次，顿时傻了眼：我们居然排在第二名，离第一名就欠那么一口气！我仔细查找原因，原来问题出在二娃身上，他的应用题全军覆没，考了个倒数第一，这一下就把平均分给拖了下来。没能兑现对老校长的承诺，我是既懊恼又羞愧，公布成绩时，我从高分开始报，当最后报到二娃时，我终于控制不住自己，叹了一口气，说：“二娃，你要是能做对一题，老师走得也安心了。”二娃一听，深深地埋下了脑袋。我不忍心责备他，随手罚了他一道作业题，便宣布放学。
当晚，老校长把我喊到他家里，他整了一瓶廉价白酒和几样小菜，安慰我说，虽然补助的事黄了，不过我已经尽了力，三个月的支教期已满，明天上完最后一天课，我就要走了，他代表门头小学的孩子们为我饯行。我张了张嘴，却不知如何开口。老校长好像猜中了我的心思，指了指酒碗，我端起来，一扬脖子，“咕嘟咕嘟”喝了个底朝天，顿时觉得脸上火辣辣的，两行泪水不争气地淌了下来。
那晚，我醉得一塌糊涂，一觉就睡过了头。
第二天早上，我还躺在被窝里，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老校长扯着嗓门在外面喊。我一下惊了，发现太阳早就爬上了山头，肯定是老校长看到教室里没人，来催我上课了。谁知开门一看，他后面还跟着二娃他娘，她一双眼睛哭得又红又肿，像个桃子似的，说是二娃不见了，一夜都没回家。我一听慌了，连忙到教室问其他学生，可大家都说不知道。
我和老校长商量了一下，决定把学生分成两组，我带一组去前山，老校长带一组到后山，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二娃，可是一直折腾到傍晚，一点线索也没有，这二娃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第二天，我们还是不甘心，这么大的孩子了，就是遇上野狼、野猪什么的，也该留点儿痕迹呀！这次我们扩大了搜索范围，却仍是一无所获，大家的心开始沉了下来。我一边找，一边在心里拼命地骂：二娃呀二娃，你这个害人精！怎么早不出事，晚不出事，偏偏我要走了你却来事了？
一连找了三天，大家都绝望了。我看着打点好的行李，再看看肝肠寸断的二娃娘，走也不是，留也不是。老校长一看时间，进山的班车快到了，他安慰我说：“陈老师，你先走吧，这事我担着。”
我默默地背起行李，在老校长的陪同下，踏上了回城的山路，在我身后，像尾巴一样，拖着一大帮山里的孩子。
我不敢回头，也不忍回头，我是一个败兵之将，根本没有勇气再看他们一眼。前面那道山壁，就是“门头”了，它就像一户人家的大门，这村子也因此而得名。我紧咬嘴唇，快走几步，想早点绕过去，好脱离他们的视线，就在这时候，突然，从门头那边转出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天！那不是二娃吗？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扶了扶眼镜细细一看，果然是二娃。二娃也看见了我们，飞快地跑了过来。
我压在心里的那块石头重重落了地，一把搂住他，不由失声痛哭：“你这个臭小子，死哪去了？让大家多担心呀！”
二娃嘴巴一咧，也哭了：“老师，你……你走了，就没人来上课了，俺……俺想把大丫姐找回来，好换你坐台……”
这个傻小子，因为我随口的一句话，居然冒出了这么个想法，还以为把在城里“坐台”的姐姐找回来，真能替代我上课，我呆若木鸡，半天说不出话来。
说话间，二娃的小伙伴们全都一拥而上，哭成了一片。二娃一抹眼泪，又说：“老师，你放心走吧，俺知道答案了，俺能做出一道题来了。”
我疑惑地接过他的作业本，翻开一看，不由傻了眼：这是那天放学时，我罚他的那道数学题—“从门头村到县城一共120公里，班车每小时开40公里，多长时间到县城？”二娃的答案居然是6小时，“老师，俺坐车进城，总共花了6小时，我做得对吗？”
看着二娃焦急的样子，他那双眼睛如山泉般纯净，我的心不由莫名地颤动起来，我不知道他这6小时是怎么走的，我哆嗦着手，从兜里掏出红笔，在那答案上打了一个大大的红勾。二娃一看，咧开嘴，甜甜地笑了……
----转自故事会陈登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