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部分，从东西方学战的角度，围绕着思想方式的改变，论述了中国士人如何一步步从鄙视到平视再到仰视西方，学界如何一步步从从西方主攻到中国主动改变。

    首先总体讨论了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一是传统文化失败，信心丧失。二是西方虽然军事胜利但保存大部分中国主权，让知识分子有机会选择。三是西方重经济利益大于政治利益，既然无法殖民（各种原因），那就输出文化，进行控制。这种方式相对于殖民，受到的仇视和抵制弱。

    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观念有所转变，前期主张以武力打服中国，但中国扔坚持传统文化，后期主张以思想说服中国，逐渐使中国人认识到西方文化的优势并学习之。

    一、武力征服阶段。主要讲了武力征服的原因，一是从历史角度，观察东西方文化的此消彼长。在西方人眼里，中国文明在17、18世纪是最优文明，但到19世纪西方人信心爆棚，逐渐鄙视中国文明。二是从东西方文化差异方面，提出西方文明有进攻性，即主动传播，具有让人皈依的使命感，而东方文明有防御性，即被动传播，修文德以来之。三是论述西方人的双重标准，即在国内主张平等自由，而在国际上则弱肉强食。对国内的人守礼仪守法律，而认为中国人不是他们所谓的“人”，所以可以动武。四是所谓的道理支撑，他们认为，来到中国，受了歧视，这是中国人先犯错，所以要惩罚。五是他们文化中有尚武精神。

      然而，这种武力征服，虽然打胜了，但中国主流知识分子并不接受西方的思想方式，并不认为西方文化优越，因为中国是一个崇文的国家，重理不重力，崇让不崇争，也就是说，即使你打赢我，只要你不在理，我也不会信服你。同时，西方思想也在演变，逐渐放弃尚武思想。这就开始进入第二阶段。

      二、文化征服阶段。文化征服的观念，自始就存在，主要由传教士实施。这种观念，手段就是通过各种方法，向中国人展示西方优秀的东西，进而让中国人意识到西方文化优越，从而认同之，学习之。

      传教士在执行文化征服政策时，克服了五大困难，其实也是进行了五种思想方式的转变。一是天国与俗世的矛盾。传教士在西方主要关注天国，关注拯救灵魂，但来到中国后，开始大力改造俗世，如建学校、医院、报社等，以期在中国建立西方社会，帮助传教。二是宗教的竞争，包括西方各派别的竞争和与佛教、道教、儒家的竞争，典型的如有传教士立志让耶稣取代东海龙王。三是宗教与科学的矛盾，要向中国展示西方的优越，必须借助科学，而在当时的西方，科学与宗教矛盾重重。但是来中国的教士，将科学称作宗教的侍女，纳入宗教范畴。四是中西的冲突，为解决这个冲突，他们提出，人和国家可以有特定的认同，但学问是普世的。五是眼学与口学的矛盾，一开始注重个人对个人，口头传教，只吸引了下层百姓，后来开始重写作，出版图书兴办报纸，将目标瞄准读书人，符合中国人眼学大于口学的特点，而且利于传播。

      一开始，这些政策，执行的并不好，比如向中国人演示科学，被视为江湖术士（下九流）；向百姓传教，被视为等同于白莲教等；研究佛教以期知己知彼，然而中国主流知识分子并不信佛教；他们总想主动教，但士人并不喜欢这种方式。

      但是，慢慢的，士人开始接受西方，这就进入第三阶段。

    三、主动学。甲午的战败，使中国人自信心大受打击，开始深入寻找原因，这个时候，传教士的努力终于显现出来了。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接受富强观点（儒家说士农工商，不支持此观点），接受科学。二是学问普世观（传教士版的中体西用），帮助知识分子找到向西方学习的心理平衡。三是教会的大量出版物，使知识分子便于了解西方。四是由于屡次战败，开始重力尚争，以成败论英雄（之前失败的人如岳飞关羽诸葛亮都是中国人的偶像）。

      同时，严复的天演论出版，恰逢其时，与传教士一起，将中国传统文化踢入垃圾堆。

    至此，中国人不再抱残守缺，夷物变成洋务又变成时务，夷变成西又变成泰西，开始了思维方式向西方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