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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剑桥中国史》至22%。

安禄山（703—757 年）是一个有部分粟特人血统的职业军官。他在政治强人、宰相李林甫（752 年死）的庇护下，从地方行伍起家，爬到了雄踞满洲边境的范阳镇节度使这一权重一时的高位。在8 世纪40 年代之末和50 年代，安禄山装成普通一兵和滑稽可笑的小丑模样，成了长安最新奇的怪人，甚至被宠妃杨贵妃认为义子。可是在李林甫于752 年死去以后，安禄山认为自己是唐朝朝廷中有力的争权者，因为他在东北建立了强大的基地。他威胁着杨贵妃及其堂兄、身为新宰相的杨国忠（756 年死）的地位。于是这两方政治势力展开了一场神经战，因为在8 世纪中叶，虽然唐玄宗（712—756 年在位）不积极参加一般朝政了（史书责怪他专搞宗教活动和沉缅于奢侈生活），但国事的处理和政权的行使仍然需要得到他的赞助或批准。在这样一场争权力的斗争中，在京城的杨家兄妹当然比安禄山占有地利的优势，因安禄山身在范阳，相距有800 公里之遥。他不可能冒险地长途跋涉到长安去驳斥杨家对他的控告，但他也不能准许杨家的阴谋发展下去，让敌人解除他的兵权，甚至将他投入审讯。不庸置疑，这种猜疑不安的气氛一定促使他下决心向朝廷造起反来

皇帝和他的顾问们曾经情有可原地警惕着战场上的可疑行为，但有时他们的关心又近乎偏执狂。诚然，中央政府自己也助长了这类问题，因为它准许各种私仇影响国家事务，也不考虑必须制订对付臣下附逆或谋反的一以贯之的方针。尽管精心制订了对被控的附逆者进行调查和起诉的程序，但很清楚，在许多情况下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而不是法律。如果叛乱高级官员可以不加追究，甚至能当上朝廷的官员，那么，王朝的忠顺小官吏就会扪心自问，他们还值得继续效忠么？流言蜚语、阴谋诡计和意气用事严重地损害了士气民心，而且也和其他任何事情那样损害了唐政府在安禄山之乱后重建的能力。

这时期最重要的改革是杨炎于 780 年对税收和财政会计制度开始实施的行政合理化政策，这就是所谓的“两税法”。这个名词有些使人误解的地方，因为按照农业季节一年收两次税，这只是几种简化手续方面的一种特点。首先，两税法取代了旧的租庸调制的人头税以及唐朝前半叶所累积起来的各有专门名目的附加税。这一改革废除了用丁作为计税的基础，而代之以一种更有效和更公平的以财产和耕地计征的方法。各州镇在税收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在过去一定时期内已成了既成事实，现在这种作用得到了承认，即分配给它的各个不同的税额，以代替那种笨拙的统一税率的征课办法。在这同时，中央政府的正式财务官署也恢复了生机。宦官对宫廷金库的管理权已被暂时剥夺，而国家收入则由政府的金库接收。两税法的改革马上取得了实际的成功。 780 年仅新制度所收的税就多于前一年的一切财源。

到了这个时候，闹分裂的节度使们纷纷自立为王，但是最严重的威胁是 783 年年中朱泚（ 742—784 年）创建的一个新朝廷。朱泚曾经统率过西北的唐王朝驻防军，但是因为他的弟弟朱滔已经叛唐，朱泚因此被解除兵权而羁留在长安。 783 年，他的旧部被召往东部驰援战争，但是士兵们中途哗变，因为他们在京城得知朝廷所给军粮不足以果腹。这时，朱泚从退休中出来领导了他们。他找到了城中的老百姓来支持他的叛乱。结果德宗在长安无可守的阵地，于是出幸西北小城奉天，因此他成了唐代中叶第三位蒙尘的皇帝。朝廷在窘境中的一线希望是吐蕃人因 783 年缔订的停战协定而暂时保持了中立。

不管怎么说，德宗在确有把握地赢得战争以前却挑起了冲突，这显然是他的一个严重错误，他没有能够解决早在 8 世纪 50 年代后期就已很清楚的一系列基本战略问题，例如，东北叛乱分子之所以有力是因为他们凭借供应和指挥调动的较短内线来作战，而中央政府则靠长安和东南之间的漫长而易受攻击的生命线作战。很显然，对最近在南方爆发的淮西的敌对行动完全没有给予考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旦唐德宗放弃了他的讨伐运动将军的身份而接受了帝国统治权分裂的事实（不管接受这一事实是多么痛苦），他证明能非常熟练地从一个高度复杂的、分权的政治局面中掌握好分寸，从而为自己捞取最大限度的好处。

德宗和宦官的利益都在于不惜用一切手段确保神策军的忠诚。因此，神策军薪饷优厚，定期发给，所以它与许多远征军和边防军的苛刻服役条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且他们享有司法和财政上宽厚的豁免权，以致长安的富户争相贿赂宦官，使自己成为挂名的神策兵。因此，禁军的全部数目剧增至数以万计，其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合法的兵士。不久以后，士兵们在不值勤时的纪律变得松松垮垮，少数几支驻扎在远离京城而不受其诱惑的精锐部队则是例外。在8世纪的90年代，神策军经常抢掠平民的财产。在此同时，在皇室当差的宦官又用所谓宫市制度来坑骗商人。这些肇事者受到保护而不会遭受报复，甚至最臭名昭著的敲诈勒索者也无不如此。所以几百年来历史学家都用这些事件来证明晚唐宦官欺压人民，作恶多端。②有几位当时的官员在朝中抗议此事，但他们或遭囚系，或被放逐。

德宗和宦官的利益都在于不惜用一切手段确保神策军的忠诚。因此，神策军薪饷优厚，定期发给，所以它与许多远征军和边防军的苛刻服役条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且他们享有司法和财政上宽厚的豁免权，以致长安的富户争相贿赂宦官，使自己成为挂名的神策兵。因此，禁军的全部数目剧增至数以万计，其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合法的兵士。不久以后，士兵们在不值勤时的纪律变得松松垮垮，少数几支驻扎在远离京城而不受其诱惑的精锐部队则是例外。在8世纪的90年代，神策军经常抢掠平民的财产。在此同时，在皇室当差的宦官又用所谓宫市制度来坑骗商人。这些肇事者受到保护而不会遭受报复，甚至最臭名昭著的敲诈勒索者也无不如此。所以几百年来历史学家都用这些事件来证明晚唐宦官欺压人民，作恶多端。有几位当时的官员在朝中抗议此事，但他们或遭囚系，或被放逐。

宪宗朝廷的鼎盛时期从806至807年的胜利开始，一直延续到815年宰相武元衡被方镇恐怖分子刺杀时为止。807年杜黄裳已年约七十，而且也可能有些风声涉及他后期的经济问题，所以他被派往山西南部做河中节度使而光荣地退职，次年便死在那里。为了取代杜黄裳，宪宗同时拔擢御史武元衡（758—815年）和翰林学士李吉甫（758—814年）为宰相。这是宪宗时代登用一系列优秀人士居相位的最初两个人：以后诸人则有裴垍、李绛（764—830年）和裴度（765—839年），都值得大书特书。这显示了皇帝真正想在高级官僚中尽可能选用最优秀的人才。比起前任的一些宰相，新宰相的年岁明显地下降了。他们大多数是五十岁上下的人，成年于8世纪的最后25年中。他们虽然不像皇帝那样年轻，但我们可以假定，他们比原来当权而又生活在兵戈满地和政局动荡中的老一辈宰相们更投合宪宗的锐进之气。宪宗时代的宰相们在致力于中央集权化的运动中起过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反过来又有助于恢复外廷在8世纪90年代已丧失的某些影响。我们不妨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宪宗朝鼎盛时期的三位关键人物——武元衡、李吉甫和李绛。

在 9 世纪的时候，宫廷的宦官几乎在每一次皇位的过渡中都起着很大的作用。宪宗死后穆宗的即位，便是这些事件中的头一件。宦官之所以能够如此轻易地插手这一关键问题的过程，理由有如下几个方面：皇帝的家庭深居两宫（中宫和太子的住地东宫）之内，与世隔绝；宦官越来越多地掌握了内部传递文件之权，这使他们有机会能够在遗诏上做手脚；宦官的政治力量和他们与外廷朋党的联系日益增长，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详细申论；最后，宦官利用神策军便有可能在长安推行他们的意志。在选立储贰的问题上每多分歧，这使得宦官可以上下其手。太子的教养和教育是事关宗庙祭祀的大问题，有极详细的规定，更不用说他的受封仪式和他参加的其他各种隆重仪式了。但是，太子的册立以及他的真正继位却是最大的政治问题。通常册封太子都是立嫡立长，但这一惯例被破坏的多，被遵行的情况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