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时想三十岁，那真叫遥想，觉得时光浩渺，一切都来得及。给根足够长的杠杆，我真能把地球撬起来。现在三十岁了，连根杆儿都没摸到。但二十岁时的确真诚地认为三十岁是个小儿科。一切将水到渠成，上帝把所有东西都放在二十九岁的路头上等着，你要做的就是走到那儿，把它们一个个捡起来。我怀疑到了四十开外，回头看三十岁，可能也同感：三十岁其实也是小儿科；甚至会奇怪，就那么一点破事，当初竟然没能搞定，你为此惭愧。这两头的想法你都不能说它错，很可能到了奔五的年龄，我也好了伤疤忘了疼地这么想，但是眼下，正值而立的现场，我得说，这个年龄不好过。很可能此生最难过的就是这一段。
一说日子难过就像在哭穷和诉苦。我不愿意，但也不觉得哭穷和诉苦就是什么大毛病，没穷谁愿意哭？没苦谁想诉？如果日子真不好过，哭诉一下有益身心健康，都不容易么。尤其这个年龄，“成家立业”。我经常想，老祖宗的智慧其实很残酷，就这么一个成语，成了无数后来者的行动准则和考核标准。据我所知，一到这个岁数很多人就焦虑，不是因为年华逝水，不是因为出现了皱纹和一两根白头发，而是担心达不了标。成和立，不容你麻麻赖赖、磨磨蹭蹭。
我在北京，007工作了5年，累进ICU，一场大病，积蓄全无，灰头土脸地卷铺盖卷只身回老家。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都很难说是“立业”了。到了三十岁突然没点钱孝敬父母补贴家用，反倒还得继续“啃老”，反正我脸上是挂不住的。当然，你可以说包羞忍辱是男儿，卷土重来未可知。真不好说。回武汉后，看到很多跟我一样从一线城市回来的同龄人，待不了又纷纷逃回北上广深了。业之难立，固然在于把一个业正大堂皇地立起来不容易，还在于，就像那些逃回一线城市的同龄人一样，有可能错过了一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一不小心就蹉跎了。
业再难立，说到底是一个人的事，本钱过硬，使使劲也就站起来了。成家事关两人，不能含糊。“家”是“豕”字上加个宝盖头，相当于说，养头猪也得要个圈，总得有个屋顶吧。我跟全中国90%的年轻人都在面对这个灾难。房价从上大学的时候就有人说要跌，有人说要涨，两派吵吵闹闹了十多年，房价仍旁若无人的昂首前进。本来还能攒个首付，回武汉买个三环边上的小户型，结果全贡献给北京市的医疗机构了，所谓“繁华丛中过，片叶不沾身”。
——这不今年刚过完年，家里对面的小区每平米又涨了3万。我就纳闷儿了，是大家过年收压岁钱收多了么？以前还想着跳一跳，就能够得着一个房子，现在干脆躺平吧。幸亏老婆经常在美国，思想方式有些美国化，不太看重我有没有房，还老嚷嚷着要把我带美国去，看着年迈的二老和镜子里我男性的面庞，真狠不下这心，也有些无地自容。
单就成家立业一条，二十岁时就把“而立”想简单了。其实对很多人来说，成家立业也许没那么难——不是说他们头脑好使、挣钱容易，立业和生存都不成问题，而是说，他们更大的困境不在于此，而在自身的精神疑难。起码在我是这样。
三十岁开始，我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迷魂阵，很多问题想不清楚。
过去凭着自己在北京单打独斗，做事都是直来直往，把问题解决了就行，没那么多复杂的人际交往。回到武汉还一厢情愿地这么想；结果环境变了。这个变化固然突兀，但我成竹在胸，以为靠那点率直、真诚和豪情就可以一力降十会，无招胜有招。的确，我刚回来的时候就是这么干的，我相信一切皆可以往圆满的方向走，这个世界很快就能变回去，一切都将重归于清澈和条分缕析。但是到了三十岁这一年，我绝望地发现，世界崎岖不平。我既接受了这个大家挂在嘴上的结论，又心有不甘；我想我也许能够理解这其中的逻辑，但事实上我从来都没有想清楚，也不愿想清楚，我还希望看见一个坦荡如砥的世界。
这“世界”是大世界，也是小世界，在我们脚下、头顶，也在我们身边和内心，所以，使用这个宏大的词并不表明我多高深。它只涉及我们看待世界和人的眼光，涉及责任、义务、理想、担当和欲望，关乎婚姻、家庭、事业、身份和人际关系。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看法上摇摆和不知所措时，我就会想，如果我现在已然奔五，或者七老八十了，我会怎么看。可能风轻云淡、视若等闲，也可能老而弥坚越发激愤，但我想，那时候总会都想通了吧——知其如其所知，或者知其如其所不知。心无挂碍。但人不能跳出自己，适逢而立，我还得说，这段日子不好过，既在生存之意义上，也在存在意义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