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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在时间的长河中跋涉过，就不会知道时间的速度。
人的出生是有预兆的，我出生时天上打雷扯忽闪还下大雨，后来睡得最舒服最惬意的时候也就是天上打雷扯忽闪下大雨的时候。雷越响忽闪越猛雨越大睡得越开心，我觉得这是我生物钟规律的预兆，预兆着我以后越安静越清闲越无所事事就越不能入眠。
我出生的时间在早上七点过，是辰时，我妈说是属龙。其实属相是按年月不是按时辰来确定的，不过我妈说也有按时辰的属相。这样也好，一直以来我便以为自己属龙，龙是那么的威武雄壮，真龙天子哦！
但我出生时家里就穷，没奶吃，妈生我的时候已经三十多岁了，当妈的每天都饿肚子，哪有奶水喂娃呢！
我们一家七口人：我，我爸妈，大姐，二姐，大哥，曾祖母，七口人全靠我爸拉板车维持生活。没奶水，我妈就把米放在石臼里，用鹅卵石使劲捣，那米太少，连石臼底都遮不完，鹅卵石打在石臼上，打得“咣啷咣啷”地响。这响声如同音乐般伴随着我的婴儿时期，就像现在时兴的钢琴启蒙教育。妈把米捣成粉状，加水熬成粥来喂我。
妈老了后经常说：“小时候穷哦，吃米糊糊长大的哦。“她把这段往事讲给我夫人听，说：“每天就用沙锅儿（石臼）摏米煮糊糊吃，没盐也没糖。”
可能是为了弥补我小时候没糖吃给她的内疚，等到她带孙儿时，她就每天晚上悄悄地塞颗糖在我儿子嘴里，让他含着睡。好心往往办不成好事，等儿子五、六岁时，牙齿坏了。害得孩子他妈三天两头领着孩子跑医院，钻牙齿的时候，孩子痛得哭，孩子他妈跟着哭。
我在一家人的呵护下慢慢长大。本来在我之前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都是害“七天风”就夭折了。所谓“七天风”就是婴儿生下来七天左右就发烧，抽风，然后死亡。那个时候很多人家几乎都有害“七天风”去世的婴儿。这“七天风”实际上是因为消毒不严，脐带感染造成的破伤风。人能够活下来，实在是靠运气。
两岁时，我走丢了。一家人着急万分，四处寻找，结果在离家不远的小河街找到了。我正和一群小朋友在街上做“找朋友”的游戏，手里还拿着一个小洋瓷碗和一支小勺子，一边跳一边用勺子敲着唱。小时候我的头发是自来卷，姐姐们用橡皮筋给我扎了一束头发，使它竖起来像一朵小花儿开在头顶上，这种发式叫“钉钉猫儿”。
我不记得幼儿时期饿肚子的事，不过记得四，五岁时齁得厉害，有点儿哮喘了。那是因为我老是叫饿，两个姐姐就用盐巴兑冷水给我喝，然后就吃齁了。
一天一个讨水喝的道士对妈说，用我自己的童子尿泡鹅蛋，泡上七天，然后用草纸把鹅蛋包裹起来，放在烧柴火的灶里，埋在滚烫的灰烬中烤熟来吃，吃上一段时间，就可以医好齁病了。妈便省吃俭用，从一家人嘴里掏出一点钱来买鹅蛋，如法炮制。到六、七岁时，我果然不齁了，不知是童子尿泡鹅蛋吃好的还是因为我后来十分好动，自身免疫力提高了好的。
那个讨水喝的道士喝完水，前后左右仔细看了我们住的那条街，大叫一声：“这里怎么能住人呀！”那道士也不说个明白，摇着脑袋走了。
道士说的这条街叫铁石板，从西向东与沱江平行，离沱江大约五、六十米。东边尽头紧抵长江，但长江的位置要低于街面，垂直高度约两、三米。一到夏天，那沱江与长江共振，江水猛涨，毫不费力地就会把铁石板整条街吞噬，淹得连房顶都看不到。水涨得最猛的时候，长江水和沱江水连在一起，铺天盖地汹涌而来，漫过铁石板，小河街，漫过铁石板南边的孝义路，孝顺路，直到千米外的大十字、水井沟一带。站在岸边，根本看不到对面。满目全是黄汤一样的江水，江面上有无数杂物飞速漂动，有被淹死的猪和其它牲畜，有许多散架的房屋和被冲毁的庄稼。江面上还堆满了“水葫芦”。“水葫芦”是种浮水草本植物，这种植物的颜值很高，它会开花，在花中央有深蓝色的斑块，深蓝色斑块中又有鲜黄色的斑点，看起来十分美丽。
跟红颜祸水一样，颜值高的往往危害性大。这外来物种可以肆无忌惮地生长，毫无阻碍地蔓延，它可以淤塞河道，可以造成许多桥梁和建筑物被毁，给公共财产和人身安全带来极大危害。然而我们不懂，看到它们像公主般成群结队地漂在水面上，就会游过去拉着它们玩。这时大人们便着急万分，挥动着手臂使着劲喊：“不要去整，要绞死你们的！”就像叫自己的儿子不要去接近妖妇一样。
人们把涨大水称为发“母猪龙”。说是沱江有只锁在江底的母猪，它身形像猪，头上有角，这猪必须要挣脱锁住它的白塔和铁石，才能化身为龙，因此每年夏季它都要在江底挣扎。它一躁动，就会引起江水发黑，咆哮，猛涨。
锁它的白塔有两座，一座是离铁石板千米外的大十字白塔，一座是里铁石板两千米外里的麻沙桥白塔，大十字白塔锁住母猪龙的头，麻沙桥白塔锁住母猪龙的尾。而锁住它腰的，就是铁石板街中间嵌进去的那块铁石。这铁石形如簸箕，中间厚周边薄，稳稳当当地驻守在街中，几百年来没人动它。我们经常坐在上面玩耍，那铁石被磨得油光水滑，十分好看。
五八年大炼钢铁，全国人民热情高涨，街上到处都是宣传标语，如“三年超英，五年赶美！”，“超英赶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蒸蒸日上，资本主义日暮途穷！”“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还有些漫画画着许多铁拳对着大光头蒋介石，上面写着“蒋光头滚出台湾去！”。在群情振奋中，各家各户把自己家里能够用来“炼钢”的铁器都捐献了出来，包括火钳、火铲、锅铲、秤砣。街边上，河坝边，到处支起了“大炼钢铁”的火塘。铁石板那块铁石敌不过激情，被抠起来放进了大炼钢铁的火炉里。
把那铁石运走费了好大的力。那天清晨来了四、五个壮汉，拿着一大网绳索，两把锄头，一个大箩筐，先把铁石周围的石板撬松，然后挖石板下的泥土。正在挖得起劲，铁石板的住家户们围了上来，不知他们是听到了响动还是有人串通消息。他们不说话，就紧紧地围在周围，使得挖泥土的人没办法轮动锄头。带队的工头说：“街坊们，大家站远点，你们围得那么近，我们就施不了工啦。”
街坊们七嘴八舌地问：“我们把家里所有的铁东西都捐献出来了，怎么还要挖铁石呀？”那工头说：“政府下的命令呢，你以为是我们想挖吗？”工头接着说道：“大家让让，大家让让，不要妨碍施工。难道大家不想为大跃进出力吗？”他一边说一边做着手势让大家后退。街坊们这才想到这件事和大跃进有联系的，不做声了，一步步地往后退。施工的空间退出来了，铁石很快被挖松，那四五个人抬起铁石，放进大箩筐里，正准备抬起来。突然从人群中挤出来一个老太婆。颤巍巍地跨进装铁石的箩筐，坐在里面，大声叫着说：“你们把我也抬去丢在火炉里算了！”
众人定睛一看，是个老太婆，工头不敢去拉。便问街坊们：“是哪家的婆婆呀？把她弄出来好吗？”街坊们答：“是个孤老太婆呢。”工头没办法了，但他突然灵机一动，问道：“你们的居委会主任是谁呀？住在哪里？”街坊们回答：“姓范，就住在小河街。”小河街离铁石板很近。那工头说：“哦，那好办，我们把老太婆抬去居委会主任那里去就是了。”于是，四五个壮汉把绳索栓牢箩筐，两人用扁担抬，另外两人用手提着箩筐的边，把铁石连同那老太婆一同抬走。那老太婆在箩筐里又板又闹，箩筐差点翻了转。那工头赶忙双手按着老太婆的肩，老太婆不能动弹，便大声骂道：“你们这些塞炮眼的，怎么把铁石抬走呀？报应啊！”
不多久，老太婆由居委会范主任牵着手回来了。范主任批评她：“怎么连党的话都不听了，你那封建主义思想要好好改造改造才行呢。”话虽这么说，但人们私下纷纷议论：“锁母猪龙腰的铁石没了，灾祸恐怕要来了。”
果然，六零年开始，铁石板整条街的人都饿得走路打蹩脚。太阳像火球一样烤着大地，乡下的田土裂开了，裂开的缝大得能够把腿伸进去。人们担心的报应来了，那个孤老太婆说：“还不止呢，还有更大的报应，除非把铁石抬回来。”铁石已经熔化了。怎能抬得回来呢？恐惧笼罩着铁石板。人们开始挖野菜，其中最珍贵的野菜是软荻草。软萩草有椭圆形的叶片，十分柔软，叶片表面有薄绒，撕开有丝。把它捣碎放在甑子里蒸，就成了“软荻粑”。吃起来微苦却能填填肚子，但软荻草三月才有，大家都去挖，能挖到就十分不容易了。还有就是吃桂圆核做的粑。泸州盛产桂圆，桂圆去肉后就是桂圆的核，我们称它是桂圆米。把桂圆米磨成浆，也像蒸软荻草那样放在甑子里蒸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粑来吃。但这桂圆米粑粑可就难吃了，又苦又涩。我简直吞不下去，吃过一次就不吃了。听说有人吃白鳝泥的，吃了肚子发胀，拉不出来，然后死了。白鳝泥是一种白色的泥土，想不通怎么吃得下去。
我们整天饥肠辘辘，二姐每天负责蒸饭买菜，没那么多钱买完七个人的供应粮，就分成多次买。说来可怜，我们全家一个月的供应粮才四十多斤，一斤粮食综合价是一毛五，一次买完是六块钱多一点点，但也买不完，因此就一次只买几斤。菜偶尔买一次，没菜吃就吃酱油拌饭或者捡点菜帮，可是菜帮也难捡到。那时我快满九岁了，而我曾祖母已经八十三岁了，叫曾夏氏。我不懂为啥叫曾夏氏，妈解释是曾祖母娘家姓夏，嫁到曾家来，因此叫曾夏氏。曾祖母是尖尖脚，十分爱干净，每次吃饭，总要先把筷子放进菜里搅动一下，像不相信筷子是干净的一样。不过那时的筷子确实不干净，因为从来没用开水烫洗过。没有盛开水的东西，哪来开水呢？一家人口渴了就舀水缸的冷水喝。
那道士大叫铁石板怎么能住人？就是因为它处在母猪龙的腰上，每年涨水必淹无疑。我们每年逃水灾逃出了经验，凡是大件一点的东西我们都不搬动，把很大很重的鹅卵石放在上面，再用绳索固定好那些东西就成。
沱江没发母猪龙的时候却很安静，清澈的河水缓缓地流动，水底的鹅卵石和水草还有游动的小鱼儿清晰可见。我们喜欢乘船到河中央，用手捧水来喝，那水又甜又清凉。
沱江两岸有很宽的沙滩和黄褐色的土地，人们在土地上种蔬菜和庄稼。还有淘沙金的，挖沙石的，搭着篷锯木头的。开豌豆花胡豆花时，花儿在微风中摆动，我们则在里面扑蝴蝶，打苍蝇，捉迷藏，经常玩得不想回家，一回家便被母亲逮着，逼着脱下鞋，鞋子里面全是沙，有些沙还结成了沙块。
其实铁石板那条街很小，全长不到两百米，宽不到五米。街上住了四十多户人家，全是底层的穷人。我家是西边那头的第一家，门方上钉着“铁石板1号”的蓝色铁皮号牌。整间屋子只有六十多个平米，青瓦房，没窗，泥巴地，屋顶上方有两匹亮瓦。进屋靠右边墙是一个土灶头，一个碗柜，一个水缸。再往前，左右两边靠墙各有一张旧木床，床上堆满了衣物和日用杂品。再往里面对着门的墙边有一张小床，小床旁边是马桶，马桶前面放几条板凳，板凳上放几件衣服，就当是隔板了。屋子中间还有张吃饭的方桌，这就是我们全部的家当。睡觉的时候把床上的东西搬到桌子上，我和两个姐姐，我妈挤一张大床。我哥哥和我爸睡一张床，我曾祖母睡那张小床。但我爸经常很迟才回家，我几乎很少看到他在家睡，因为他回家的时候我已经睡着了。我们几乎是天一黑就上床睡，这样可以省点煤油灯的钱，而且睡着了就不知道饿了。
我有很多时候被吓醒，那是因为我爸打我妈。我爸几乎天天喝酒，一喝酒就喝醉。喝醉了就回家砸东西，打我妈，一边砸一边打还要一边骂。每次我都吓得缩在大姐的怀里，大气不敢出。除了打我妈，我爸还打大哥，打二姐，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就用什么东西打。一次举起一大墩煤炭朝我哥扔去，幸好我哥躲得快，要不然肯定被砸伤。
一次他不知什么事高兴了，可能是刚关饷了吧，他带我出去吃麵，在麵馆里吃了一碗，我觉得好好吃，简直美味死了。他问我还吃吗，我想吃但不敢说，摇了摇头。吃完后他牵着我手回家，路上，迎面来一抽烟男子，经过我身旁时这男子用指头抖烟灰，冷不防那些星星点点的火花直扑在我脸上、身上。我爸勃然大怒，扯着那人前胸的衣襟就是一巴掌。然后问我:“烧着没有？”我赶忙回答:“没有没有。”其实我脸是被烧痛了，不过很轻微。那人正想还手，看见是我爸，不敢作声，摸着脸走开了。
直到六十岁，长期的体力劳动和酗酒，我爸得了肺气肿，体力不行了，年纪也老了，他终于消停了。整天睡在床上不起来，靠我妈全天服侍他。奇怪的是退休后，他居然脾气变好了，时不时地还从枕头下摸本主席语录出来，认认真真地读。
挨着我们家的邻居有两户，右边那户是邓铁匠，左边那户是马三娘。邓铁匠三十多岁，精壮结实，有一个和我一般大的女儿，他老婆也高大结实，我们叫她邓大娘。邓铁匠打小锤，他老婆打大锤。我们喜欢围在他家门口看他们打铁。喜欢看邓铁匠把一块烧得通红的铁块从火炉中夹出来，放在铁砧上。那铁块在他火钳的摆弄下，灵活地调来调去。他的小锤叮叮当当地敲打着，不一会那块铁就变成了一根铁钉或者一把镰刀。
如果打大的铁器，就得他们夫妻二人合作了。邓铁匠把一大坨烧得通红的铁坯丛炉膛中夹出来，用小锤先敲打一阵，然后邓大娘抡起大锤猛锤，我们看不懂他们为啥配合得那样精准。邓铁匠的小锤敲两三下，邓大娘甩起大锤敲一下，紧接着邓铁匠又用小锤敲两三下，邓大娘又甩起大锤敲一下。当中没有间歇没有等待，从头到尾都有条不紊地进行。
一次我和几个小伙伴还有邓铁匠女儿又围在他家门口看打铁，邓铁匠两口儿要从一大坨铁坯中切出一小块来打一个小件。切割的程序是先把铁坯烧红，固定在可以开合的铁砧上，再把宰刀放在铁坯切割处，用大锤和小锤敲打宰刀，使其把需要的部分切割下来。宰刀有很长的铁把，它的刀背很厚，刀刃比菜刀厚。邓铁匠左手紧握宰刀的铁把，右手挥动着小锤和邓大娘的大锤一起在那宰刀背上猛打。切到最后一锤了，邓大娘抡起大锤打去，“铛”地一声响，切下来的那一小块铁突然直接飞到了邓大娘的脚背上。那时是夏天，邓大娘打的赤脚，鲜血瞬间从她脚背上冒出来。邓铁匠“哎呀”一声丢掉手中的家伙，奔到邓大娘跟前，连声说:“遭了遭了！”邓大娘说不出话，摆了摆手，意思是“不要紧！”
我们几个娃吓懵了，我想起我家有坨“金狗儿”，急忙拿了来递给邓铁匠女儿。“金狗儿”是种中药材，浑身长满金色的绒毛，可以止血。他女儿把金狗儿的绒毛扯下来糊在邓大娘伤口上，但血仍然向外涌。邓铁匠只好按老办法从炉膛边抓起一把灰烬撒在邓大娘伤口上，那烧烬是灰白色的，立刻就变成黑色的了，血止住了。邓大娘脸色苍白地坐在地上，不能动弹。
此后一连好多天没有了打铁的叮当声，也没有了火红的炉膛和飞溅的火星，邓铁匠门口挂的那些铁件垂着头，没人来买。
后来邓铁匠他们搬走了，好久搬走的不知道，去了哪里也不知道。邓铁匠，邓大娘，还有那个和我年龄相当的小妹妹就再也没有见过了。
马三娘与我家共壁， 一丁点响动大家都听得一清二楚。
马三娘一家四口人，她，她男人，还有一儿一女。叫她马三娘是因她男人姓马，那个时候男人姓什么女人就跟着男人的姓叫。马三娘三十多岁，浓浓的眉毛，大大的眼睛，白皙的皮肤，说话神采飞扬，做事干净利落，样子很好看。她儿子和我同岁叫马弟云，妹妹比马弟云小两岁。
马三娘的男人身材高大，脸也又长又大，光头，背有点勾，走路慢腾腾的，眼睛近视又没戴眼镜，使他老是眯着眼睛看东西。很少看见他做事也很少听见他说话，家里的大凡小事都由马三娘撑着。
六零年时我们那条街所有的家庭都吃“缸缸（儿）饭”，什么叫“缸缸（儿）饭”呢？就是把米放在一个漱口盅大小的瓷缸或者瓦缸里，加上水蒸好，这种饭就叫“缸缸（儿）饭”。缸中粮食的多少根据年龄大小或者体力支出的多少来决定。比如十岁的比五岁的多，大人比孩子多，做体力劳动的男人比女人多。那个时候每个月大人只有五斤二两杂粮一斤半米，加起来是六斤七两粮食，儿童更少，如果不计划着吃，恐怕几天就会把一个月的供应粮吃完。每天吃的粮食少得可怜，只能吊命，人们说是“吊粉肠”。
每次吃饭，马三娘一家就开始闹腾了。闹腾的主力军是马弟云，他每次都要大叫:“我的饭那么丢丢呀？马二妹的都比我多。”然后就哭，手在桌子上拍，脚在地上蹬，非要他妈从马二妹缸里挑出一坨给他。马三娘就大骂:“哪里多了嘛？明明就比你的少呀！”马二妹有时不说话，闷着吃自己的饭，有时候不服气，也跟着哭跟着闹:“我哪里多了嘛？你的才多嘛！”但马弟云始终不依不饶，一直闹腾。马三娘没法，有时候从自己缸里挑一坨饭出来放进马弟云缸里，大声骂:“你嘬，你嘬，嘬死你狗日的报应！”马弟云这才不吭声了。问题是午饭这样，晚饭这样，今天这样，明天还是这样，每天每顿都照常进行。他们一家人怎么那么不厌其烦怎么那么凶狠呢？我实在不明白。后来觉得原来人最要紧的是先填饱肚子，肚子没填饱，就什么情都没了。欲要雅之，先要饱之。说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其实人本动物，跟鸟儿是一样的，财与食比，食更重要。无财有吃的还可以活着，守着几座金山银山，没吃的照样会饿死。
我们疑惑马三娘那个又高又大的男人怎么不出去干活找钱呢？原来是那男人有肺病，稍微一动就又咳又累，干不了活。所有的生活来源全靠以前的积蓄支撑。以前那男人是做生意的，有一些票子偷偷存在家里，存银行可不行，露了财可就危险了。
但积蓄没多久就花光了，日子无法过，马三娘就加入了拉板车的队伍，靠拉板车的收入来养活一家人。
没钱医病又天天饿肚子，没过两年她男人就死了。死了后光着身子停在自己家里，吓得我们不敢从他门前过。
马弟云他爹死那几天，他舅舅来了，是来看望他们的。他舅舅三十多岁，跟他妈一样，也是白白的皮肤，穿着一套浅蓝色的中山装，很和气。那个时候听故事、讲故事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于是我们就拉着他要他给我们讲故事，他很乐意，就给我们讲《一支绣花鞋》，哎呀！听得我们毛骨悚然。只要一想起“漆黑的夜里，一个蒙面人悄无声息地撬开一间阴森森的大屋窗户，翻进去，看见一个像小屋一般大的老床，床上是空的，床下放着一只绣花鞋”，我们就会身上发冷，情不自禁地把板凳搬来相互靠紧一些。我们向他提问：为啥故事中的人做的那些事他知道得这么清楚呢？我们完全以为这些故事是真的。他很神秘地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档案的，档案会记下你所做的一切，会跟着你一生。你们以后也会有。“从那天起，我怕极了档案。我不知道档案是什么字组成的，在我的认知中，档案是像幽灵一样的鬼魂，它附在你的身上盯着你。马弟云他舅舅说我们以后会有，我提心吊胆了好一阵。
铁石板街上和我差不多大小的还有刘先源，王明善，刘武，蓝启发，薛小玲，林先容等。刘先源爹是跑船的，他不拉船，是在船上帮着打理日常，买菜做饭的。
王明善爹是做椅子的，他们去乡下买竹子，拿回来用刀把竹子砍成大大小小的竹筒，把需要弯曲的竹筒放在火上烤，弄成需要的形状，再把它们安装成大小不同的竹椅竹凳。我们喜欢围坐在王明善他爹面前看他做活，觉得他好厉害呀，那双灵巧的手把一根根竹子用刀划成很薄很软的竹条，把竹条编织成一张张竹椅的座面，再把座面固定在四四方方的竹架上，一张竹椅便做好了。王明善他爹还把新做好的竹椅给我们坐，他手在竹椅的座面上拍得嘣嘣响，大声喊着我们的小名说:"来来来，来开张"，然后拉着我们坐上去。我们可以在王明善家玩上一天，因为那里太舒服了，冷的时候还可以烤火。
后来他们一家人去了乡下投奔亲戚，城里人连饭都吃不起，哪有钱买他们的竹椅呀
刘武家原来是做水果生意的，现在都是穷人了。水果卖不出去，一些干货就积压起来了。刘武悄悄告诉我们:“我家有好多干桂圆，堆在外厢那间屋，等天黑了你们来抠嘛。”
刘武家是木板房， 他说的“外厢那间屋”是指临街的那间屋。天一黑，我们七、八个人就悄悄地溜到刘武家门口那间屋外，那时是没有街灯的，到处一片漆黑，谁也看不到我们这群小偷儿。为了保险，我们还是拿些人来放哨，其他人蹲下去，从木板的缝隙间把桂圆一颗颗地抠出来。我们人小心也小，抠了七、八颗就跑，跑到河坝底下，一个人分了一颗，吃得高兴万分。
蓝启发他家也是拉板车的，他是他家老大，比我大三岁。他喜欢画画，经常照着小人书画古代武士。有次画了南天门的天兵天将送给我们，我们觉得画得好好呀，给小人书上的一模一样，还是彩色的。有时候蓝启发还给我们讲故事，他喜欢看书。
林先蓉和薛小玲她们两家都是妈妈在针织厂工作，爸爸打临工。针织厂是一个有一百多职工的市级厂，生产纯棉的背心，短袖，袜子等，勉强生存。能够在针织厂谋到一份工作已经是天大的好事了，所以林先蓉，薛小玲家的日子比我们好过。一次薛小玲拿着一块黄糕偷偷地拉着我去到河边，把黄糕掰成两半，她吃一半，我吃一半。那黄糕是大米做的，把大米打成米浆，发酵，加点红糖，蒸成圆圆的像巴掌大的米糕。这米糕又软又泡，吃起来又甜又香。我第一次吃，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比它更好吃了。我问薛小玲：“在哪里买的呀？”薛小玲说：“在矮子那里买的。”我不知道矮子是谁，问：“哪个矮子呀？”薛小玲说：“你不知道呀？卖黄糕的是个矮子，早晨经常在街上喊着卖。”
我记住了薛小玲的话，早上躺在床上张着耳朵注意听，听了好几天，终于听到了一声吆喝，那吆喝声拖得老长：“买黄糕哦。”我慌忙跳下床，跑出家门张望。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我看见一个很矮很矮的老头，穿着灰旧的长衫，打着赤脚，头上顶着一个好大的簸箕，一边走一边吆喝。他的双手并不扶着簸箕，而是有节律地甩动着，那手臂好短，短得像洋娃娃的手。他声音却很洪亮：“买黄糕哦！”
我不敢看了，转身跑回去爬上床，对妈说：“我想吃黄糕。”妈用手轻轻拍打着我的背，说：“还睡会儿吧，黄糕要一分钱一块呢。”
为了不花钱买黄糕，我妈很多次给我讲矮人的故事，说矮人是妖怪变的，那妖怪要吃小孩的手指头。每天晚上都要吃，吃得咔擦咔擦地响。讲到这里，妈就会拿起我的手，用她的拇指和食指在我手指的关节处上下搓动，说：“为啥吃得响呢？是因为手指上有骨头。”从此，只要听到那矮子老头的吆喝声，我就吓得缩在妈的怀里，大气不敢出。但始终想吃呀，而且，薛小玲都拿给我吃了，我也应该给她吃呀。我又央求妈买黄糕，说:“那天薛小玲给我吃了，好吃得很。她给我一半，比她的一半还多点。”妈说:“那么就给你买吧，只买一次好吗？”我赶忙说要得。
一天早晨，“买黄糕哦”的声音在屋外响起，我急忙喊:“妈，快点，卖黄糕的来了！”妈给我买了两块，我好是高兴，拿着黄糕跑去薛小玲家，一人一块吃得眉飞色舞。
除了怕卖黄糕的矮人，我还怕那个卖药的药嬷儿。还在很小的时候，有时在清晨，我会听到一个颤巍巍的声音喊“卖药哦。”我问妈是谁在喊，妈说是药嬷儿。一次我终于看到了这个药嬷儿，她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戴着一个紧贴着额头直到后脑勺的黑围帽，没有帽顶，裤脚像打了绑腿一样裹着，穿一双黑色的尖尖棉鞋。她手里提着一个藤包，慢腾腾地走着，不时用她苍老的，颤巍巍的声音喊一声：“卖药哦。”可能是人老体衰的缘故吧，喊了一声后，她要歇很久才喊第二声。一次我问马弟云知道药嬷儿不，马弟云说：“怎么不知道呢，早就知道了。”他告诉我：“你看见过那药嬷儿的藤包没？她那藤包里装着尖刀，钳子，还有用黄纸包的药。那黄纸上写得有咒语。那咒语一念，就会把人迷昏过去，然后那药嬷儿就用尖刀破开人的胸膛，挖人的心肝。她是个妖婆！还有，自从那个药嬷儿来了以后，好多家的燕子都不敢回窝了。”听马弟云这么一说，我更吓了。我清楚我们铁石板紧挨着的临江路路边有许多电线杆，这些电线杆像哨兵一样，从临江路一直排到澄溪口，足足有五、六里地。在这些电线杆的电线上，每到夏季，都站满了燕子。那么多的燕子都不敢来了，这药嬷儿太可怕了。
我小时候有个习惯，每次坐马桶，都要看马桶旁边墙上的那些斑迹和裂纹，一小块一小块地寻找着，然后把它们拼凑成各种各样的图案，有尖鼻子洋人，有齿牙咧嘴的小丑，有奔流的小河，有树林和山岗，还有鸡、鸭、鹅、猪、马、狗等等。自从怕了矮人和药嬷儿后，他们的面孔有时会在图案上出现，这时我就会赶忙擦了屁股，飞跑出家门，看见人了才定下心来。
但那矮人和药嬷儿的样子在我心中挥之不去，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没看见他们俩，也没听见他们的吆喝声，我觉得奇怪，问薛小玲：“怎么没看见卖黄糕的了呢？”薛小玲把一对大眼睛俯视着我，她比我高半个头，惊异地说：“他死了呀，你不知道吗？我听我妈妈说的。”我心里“咚”地一声响，不敢听她说下去，飞奔回家，钻进我妈怀里问：“卖黄糕的那个很矮的人死了吗？”我妈说：“是呀，造孽哦。”我说：“怎么会死呢？”妈说：“饿死的。”我想不明白怎么能饿死，沉默了一会儿说：“哎，他就不能做黄糕了。”我妈说：“还做什么黄糕呀？自己都没吃的，哪来做黄糕的米哟！”我想起那药嬷儿，问道：“还有那个卖药的老太婆，也没听见她的声音了呢？”妈说：“那个也死了呀。”我觉得太奇怪了，问：“怎么一下子会死那么多人呀？”我妈叹了口气：“乡下死的人更多呢，王明善他们投奔那个亲戚，一个生产队就死了一、二十个。“我急忙用手悟住我妈的嘴，说：“不要说了，我害怕。”
最东边那家也就是靠长江最近的那家是王八瞎瞎和他婆，他们就两婆孙。王八瞎瞎比我们大，四方脸，长得敦实，眼睛瞎的，就一条缝，但他老是喜欢努力地把那条缝睁开，露出只能看到眼白的眼睛，还裂开嘴，龇出一口大黄牙。
我们喜欢逗他玩，五六个人围在他周围，换着敲他“磕坠儿”，就是用弯曲起来的手指头敲他脑袋。但敲完那一瞬间必须马上躲开，躲慢了会被他抓住，被他抓住就会被他反敲，那就不是轻轻敲了，他会弯起手指使劲打，能把我们头上敲出疙瘩来。我们打不过他，所以敲他的时候都不重。
我们经常吵他，说他明明看得到，假装瞎。如果看不到，怎么抓我们抓得那么快那么准？他走路不需要拐杖的，就空手走路，什么地方该上坡什么地方该下坎什么地方该转弯完全胸有成竹，跟好人无异。
王八瞎瞎和他婆靠什么过活呢？靠他卖筲箕撮箕簸箕，卖背篼竹席竹笼，这些东西全是王八瞎瞎编的。我们吵他装瞎还有个原因，就是他卖这些东西时，收钱和找补钱根本不会弄错。一分两分五分的纸币几乎同样大小，他却分得一清二楚。高兴的时候，他会编些小筲箕小撮箕来送给我们。
有次他提了个条件，说送我们每人一套小筲箕撮箕扫帚，教他游泳。我们答应了。
铁石板的儿童们一般五岁多一点就学会了游泳，因我们隔沱江太近了，夏天各家各户都没有电扇，唯一凉快的地方就是河里。儿童们在河里打闹，不多久就自己学会了游泳。
王八瞎瞎看不见，不知河水的深浅，所以一个人不敢下去。
我们把“封档裤”放在河里打湿，把腰和两只裤脚扎紧，用嘴使劲在打湿的裤子上吹，呼呼呼地就把裤子吹胀了，从发胀的两条裤腿中间钻进去，就成了救生圈。我们把“救生圈”套在王八瞎瞎身上，一边推一边让他用手划水。王八瞎瞎高兴死了，乐此不疲，每天中午吃了饭就逼着我们跟他一起去河里“洗澡澡儿”，我们烦死了。一次我们推他出去，一起喊“一二三”，然后用手使劲捏那“救生圈”，那么多手同时捏，那“救生圈”顿时就泄了气，瘪了。王八瞎瞎立马就往下沉，他双手乱打，呛得惊叫唤，被我们拖上岸后仍然咳过不停，他抓住我们一人打了一个“磕坠儿”才解了气。
我们不理他了，他又编了一套筲箕撮箕扫帚来送我们，我们才和好，又跟他一起游泳，他终于学会了。
江河毕竟不是游泳池，游泳池水底是光滑的瓷砖，不硌脚的。夏天的江河水是浑浊的，根本看不到河底。河下堆满了淤泥和奇形怪状的鹅卵石，还有铁钉铁丝，尖利的玻璃等等。一次我被一根锈铁钉扎了，直流血，回家去抓了把柴灰撒在上面止血。我们街上都是这样，谁受伤了出血了都是抓把灰烬来止血。第二天，脚肿了，伤口痛得蹦蹦地跳。妈从王明善家泡菜坛里要了一根酸茄子，用一块布垫着，包在我的伤口上，她说泡酸了的茄子可以医好我的。我痛得整晚整晚地睡不着，呻吟着，把腿放在我妈的怀里。她也整晚不睡觉，坐在床上，用手在我腿上抚摸，一边摸一边对着伤口轻轻吹气。就这样一天换一根酸茄子，一连三个晚上，我的脚终于不怎么痛了。再过两天，好了。
许多年后，我把这事讲给我夫人听。她听了大吃一惊：“怎么不去医院呀？”我说哪来钱进医院呀。夫人回答：“那是你命大，要是得了破伤风，不就死定了吗？”
哎，命由天定呀。我没死，王八瞎瞎却死了。
学会了游泳的王八瞎瞎胆子大了，经常自己一个人下河“洗澡澡儿”。一天中午他一个人摸下河就没回来。可怜他婆跪在沱江与长江的交汇处也就是铁石板东头的土地上，对着两条河流哭着喊:“八八啊，幺儿啊，回来啊！”
发生的这一连串事是不是应了那孤老太婆说的报应呀？街坊们私下窃窃私语着。
大炼钢铁的时候，全民总动员，建设热情高涨，各行各业都十分繁忙。从泸州运货出去或者拉货回来都需到隆昌火车站中转，在没桥的情况下，就必须靠轮渡从小市去隆昌。很快，泸州修建起了临江路轮渡码头。这码头离我家不过二三十米，涨水的时候就近在咫尺了。
每天清晨，还躺在床上就会听到汽车的喇叭声，“嘟，嘟嘟；叭，叭叭，嘀嘀叭叭”。还有指挥车辆的口哨声“居，居居，居”。最后是轮渡驳船汽笛声“乌”地一声长鸣，那轮渡驳船就“轰隆隆”地启动了。有时我会赖在床上不起来，听着汽车的喇叭声，心中开始数数，数到二十或者三十，就默想“开始！”如果那轮渡驳船的喇叭刚好“乌”地一声接上，哈，心中就高兴万分，像做了一件神机妙算的大事。
轮渡驳船一次能装三辆解放牌大货车和一辆小车。沱江不宽时，五分钟就可以开拢对面。轮渡驳船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有动力的小火轮，另一部分就是绑在小火轮身上的驳船。这驳船两头各有两个高高的吊臂，悬在空中，全身都是钢铁和甲板。小火轮和驳船合起来，就叫做轮渡驳船。我们喜欢看吹口哨的那个老头用手比划着，让空中吊着的两条宽大的铁板慢慢放下来，铺在地上。汽车从上面开过。上了驳船，那老头又比划着，吹着口哨，工人们搬动绞盘把那两块铁板吊回空中。然后一声汽笛，火轮便拖着驳船离开了码头，驶向对岸。涌在码头上那些拉板车的，还有小商贩们也快速地跟在车辆屁股后，溜上甲板，二混江水地跟着过河。如果不被撵下来，就要节约两分钱过河钱。如果吹口哨那个人那天是个和气人，便平安无事。如果吹口哨那个人是个怪脾气，除了拉板车的，其余人就会统统被赶下船，只有花钱去坐过河的木船了。
那个时候很少看到小车，有次看到一辆亮晃晃的小车停在路边，可能是准备呆会儿过河的，我们几个好是稀奇，便伸手去摸。没想那车带电，“腾”地一下把我们麻了，从此后我们不敢摸小车了，以为小车是有电的。
我们最爱的是去码头左边的堡坎。那堡坎是修码头时建的，离地面大约五、六米高。堡坎用很大的条石垒成，堡坎下是软软的黄泥巴地。站在堡坎上居高临下，可以看很远。沱江在不远处流动，就像是为自己流的一样，顿时就豪气万分。最豪爽的是当大风来临时，我们每人手拿一把大油纸伞，撑开，站在堡坎上大叫一声，纵身跳下。风托住伞，我们慢慢往下落，就像背了一副降落伞的空军飞行员。最开心的是河边堡坎那里经常起风，这风能满足我们当飞行员的愿望，嗨，那种感觉简直美妙极了。
王八瞎瞎那时还在，我们弄他去站在堡坎上，叫他跳，他整死也不敢。我们说：“你娃把眼睁开噻。”他冒火地说：“睁开老子也看不见呀！”
我们把跳堡坎叫做腾簸箕云，除了腾簸箕云，我们还喜欢“官兵逮强盗”。一次玩官兵逮强盗，我和蓝启发，王明善，范小玲是官兵，马德云，刘先源，刘武，薛小玲是强盗，他们全部躲在刘武家厨房里，四个人用身子把厨房门死死子抵住。我们在外面使劲推，那门没有门闩，他们受不了，四个人一起跳开，那门“乓”地一声倒下去，“哐啷”一声把门背后的水缸打烂了，水漫了一地。吓得我们赶快用扫帚扫，用撮箕撮，还把身上的背心脱下来擦。刘武他娘听见响声，跑来一看，水缸坏了，急得哎呀哎呀地叫。说：“我们就只有这个水缸啊，要找你们妈老汉儿赔。”
刘武他妈挨家挨户地找大人，说要赔他家的水缸。我们几个当“官兵”的家长凑在一起：“怎么办呀？凑一点钱吗？”可是哪有钱呀，每家一个月的钱十天不到就花完了，大人们愁眉苦脸地想不出办法。我妈说：“我去找李窑罐吧，他原来差我们钱，我看能要到一个水缸不。”李窑罐是卖坛坛罐罐的，就在铁石板东头向右拐弯的后河街上。我妈牵着我，去了他堆放坛坛罐罐的街边，给他讲了打烂水缸的事。李窑罐指着那一大堆坛坛罐罐说：“你看嘛，我这里没有水缸呢。”
水缸没要到，我妈让我爸拉着板车去了小市我表曾祖母家拉了个石水缸回来，赔给了刘武家。表曾祖母家原来是大地主，买有好多的刻有花纹的石头水缸。不知刘武他爹懂不懂文物，如懂，他可就赚大发了。
到了六岁，我想读书了，正逢大北街小学开始招生。我妈揣着户口本带着我去报名，负责报名的老师打开户口本看了看说：“才六岁呢，没到七岁读不了。”我差点没哭出来。我妈说：“去读民办小学要得不嘛？”我不懂民办小学是什么，回答道：“要得。”
临江路民办小学新开的两个班就在我家对面，相距不到十米，一楼一底，从楼上窗户伸出头就看得见我家。教我们学习的就两个老师，一个教语文，一个教算术。其它课程开展不了，没有场地。学校的总部在青龙咀，走过去要20分钟路程。
妈用一块蓝布给我缝了一个书包，一开学我就背着那个书包欢天喜地地上学去了。我和马弟云、刘先源，王明善，刘武，薛小玲，林先容都读一个班，好像是天意一样。
教我们语文课的老师叫王常淑，三十多岁，娇小的身材，没孩子，对我们这些家里穷学习好的学生尤其喜欢。她家在泸州医学专科学校忠山上，她爱人是那学校的电工，每到周六，她就会带着我们去她家吃晚饭，饭后就去操场看露天电影，那真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候。我怀疑荧幕上的那些人是在荧幕后面说话的，就绕个圈跑到背后去看。看到依然跟前面一样，就摸不着头脑了。后来学校组织我们去电影院看电影，我就想象荧幕后肯定有间屋，那些人是在屋子里说话的。
小学一年纪第二学期，王老师病了，来了个姓方的老师代课，也是女的，二十多岁，一头短发，漂亮又精干，她有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上课时她教我们认“淡”字，我说错了，是“炎”字。方老师说：“淡字有三点水，炎字没有。这个读淡不读炎。”我不信，说就该是“炎”字，同学们也在下面起哄说应该是“炎”字。方老师急得没办法，哭了起来。
王老师病好后回来，方老师就离开了。王老师批评我们不遵守纪律，而且那个字就是“淡”字不是“炎”字。没多久，在临江路上，我们看到方老师拉着板车从轮渡驳船上下来，往临江路上很吃力地爬坡，我们赶忙跑过去帮着推车，心里说不出来的愧疚。我以为是那次因为“淡”字的事把方老师气走的。后来才明白，民办小学的代课老师根本没几个钱，她年轻、有体力，不如拉板车凭体力来养活刚出生不久的娃和自己的家人。
一个年轻漂亮的女老师拉板车挣钱，即便在饿肚子的时代也很少见。
这件事让我懂得了同情。
我们喜欢听故事，最精彩的故事是我们的燕儿老师讲的《福尔摩斯探案》，她把我们的心都收去了。事情是这样的：
二年纪下半期开学时，王老师调到学校总部去了。王老师走了，我们便没了怕惧。学校调来了个新老师，语文、算术都是她一个人教。哈，新老师？我们要弄她个下马威。
早早地，我们把教室门关好，把四个扫帚、两个撮箕放在门框上，那老师刚一推门进来，就被扫帚和撮箕打个正着。
那是个年轻的女老师，只有20多岁。那扫帚、撮箕咚的一声打在她的头上，把她打痛了。
她立刻蹲在地上用手抱着头，啊！哭了。我们傻傻地望着她，怎么这样小气啊？
她站起来，走上讲台，准备上课。
上什么课啊？我们在下面又打又闹，不得安宁。
一天，那女老师对同学们说要给大家讲故事，问大家愿不愿意听，大伙儿一听来了劲，闹着叫着说愿意。老师叫同学们安静下来，她说：“你们闹起来就听不到我讲了，这些故事惊险得很呢。”
那老师讲的是福尔摩斯探案，那些精彩的情节和悬念吸引了每一个同学，大家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好听的故事，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外国的故事。
老师每一次上课都讲福尔摩斯探案，每一次都听得同学们心惊肉跳，而且每一次都听得同学们难舍难分，因为每到关键时候，下课了。那时上午下课是十一点。
一天，同学们央求到：老师，再讲一会儿嘛！老师许久没有开腔，最后才说：“同学们，你们不知道，老师饿得不行了……”
从那时起，同学们每天都要带点吃的来。离学校上游方向约七、八里处有一个皮鞋厂，做皮鞋用的猪皮边角料就堆放在仓库的箩筐里，我和马弟云、刘武、刘先源、王明善每隔几天便顶着烈日，走十多里路去偷。恰好皮鞋厂的附近是农科所的一片地，那地上种满了十伦瓜。那瓜是可以生吃的，呈淡黄色，形状像丝瓜，但比丝瓜长几倍。每次去偷的时候，我们就要带上几条“封档裤”，把十伦瓜塞进两条裤腿里，每条裤子可以塞上六条十伦瓜，然后用“鸡肠带”把裤脚和裤腰扎紧，放进河里，做成救生圈，就像我们给王八瞎瞎做的那种一样。我们钻进裤档中，沿着沱江一直“放拢”学校门口。林先蓉，薛小玲她们在河边上等着我们，十多条十伦瓜几个先饱餐一顿，然后交给他们几个女同学用刀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再用盐水玻璃瓶泡起来，几个女同学每人泡一瓶。那些猪皮边角料我们称之为“猪皮扣儿”。把这些“猪皮扣儿”带回家泡起来，一直泡软，然后放点酱油，在蒸饭的时候蒸熟，那香气简直叫人流口水，但谁也不能吃。那女老师每次上课讲故事时，我们便捧出了那叫人嘴馋的猪皮扣儿，女同学们则端上泡的十伦瓜，还有凑合在一起的饭，让老师一边吃一边讲福尔摩斯探案。那老师吃得津津有味，她叫大家一起吃，全体同学都摇头，说是在家里吃过了。
过了好久，那女老师才介绍自己的名字，因为刚来的时候同学们闹得一团糟，老师根本没有办法介绍自己。现在同学们知道了她叫燕儿。
燕儿老师成了同学们的好朋友，一次老师向同学们提出要求：讲故事之前先讲二十分钟课。同学们当然答应。慢慢地，讲课的时间从二十分到三十分，从三十分到四十分，最后到了上课时间就全都上课，讲故事则是下课以后的事了。后来语文算术两门课程，百分之九十五的同学每次考试都要得满分。
过了一年，燕儿老师要走了，去的是北京，她要跟一个部队里的军官在北京结婚。最后一节课是在讲故事和哭泣中度过的。燕儿老师搂着我们哭得伤心，她用手摸着我们的脸和头，哽咽着说：“我知道那些猪皮肉和瓜是怎么来的……。”
她走那天，全体同学到车站为她送行。那个时候没有礼物，谁也没钱买礼物。也不懂挥手告别，五十名同学默默地流着泪，看着汽车掀起一片尘土，渐渐远去。
燕儿老师走了，留给同学们的是伤心和怅惘。
我还清楚地记得她的模样：身材修长，一张美丽的脸和一双美丽的眼睛，她讲话的时候，声音像银铃般动听，可是再也见不到燕儿老师了。一天吃晚饭，曾祖母倒了一点点酒在酒杯里，递给我说”来，末末儿，喝一点点。都要满八岁了， 可以喝一点点儿了。“我第一次觉得想喝酒，就把那些酒喝了。不一会儿觉得头晕乎乎的。我走出家门，躺在我爸拉的那辆板车上。板车是尾部着地的，拉杠那边向上，成一个四十五度的斜角。我躺在上面，头向上，脚挨地，很是惬意。我的脸正对着太阳。这个时候太阳正在落山，先是圆圆地停在天边，我看着它慢慢地降落,一会儿还有半边,再一会儿就剩一个月牙了。它那么小，但依然把天边照得绯红，把沱江水也染得如金子一般，金闪闪地晃动，四周是那么的静。天上还有一团团的云彩，我把它们拼凑成许许多多图案，一会儿拼凑成这种，一会儿拼凑成那种，为勾勒出的一些精彩图案得意着。我脑海里突然闪出个念头，再过很多年，我会不会记得现在这个场景呢？会不会记得自己躺在家门口的板车上，太阳慢慢下山，天上有彩色的余晖和变幻的彩云，河水静静地流动，四周是那么的安静呢？
一九六一年，我妈被招进了“交通食堂”当服务员。交通食堂是泸州最吃香的馆子，许多人都想进去但进不了。它属泸州市食品总店管理，是国营饭店，只有开车的司机凭工作证才能进去吃饭。那个时候司机地位很高，所以有特殊照顾。交通食堂每天都有肉卖，价格也比其它餐馆的便宜很多。沾了服务员的光，每隔几天，妈就从交通食堂带回一些熟食回来，全家人就能吃到肉食了。有时候妈下夜班回来，我已经睡着了，她也要悄悄把我弄醒，把卤得喷香的一点卤肉放进我嘴里，那卤肉可能是偶尔一些司机从他们吃的盘子中夹出一点来送给我妈的，那个时候的人不会吃不完肉。由于很少，妈才悄悄地喂我。假如是周末，大姐和二姐就睡在床的另一头，她们肯定闻到了卤肉的香味，即便馋得要命，她们也假装睡着，动也不动。
我妈让我去找在临江路小学总部的王老师，告诉她这个消息。王老师也高兴万分，她偶尔会带着她的丈夫去交通食堂找我妈，我妈就给食堂经理通融，让她们两口儿在交通食堂饱餐一顿肉食。
十四岁的大姐这年也退出京剧团考入了市一中读书，她当了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和她的同学们有着很好的关系。每到周末，她们班上的同学就会到我家坐坐，然后带着二胡，口琴，笛子等乐器，去沱江边玩。我就跟着他们，耍得不亦乐乎。如果他们班去春游，那些同学就会把我藏起来，悄悄跟着，怕被大姐发现了撵我回家。到了春游地点，他们就会野炊，搞文娱活动，我十分喜欢听他们演奏乐器，唱歌和诗朗诵。
记得一次春游，他们又偷偷把我带去，和他们一起爬上大树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然后他们唱《绿色的田野》，我不会，便嚷着要他们唱《让我们荡起双桨》。 他们将就我，和我一起唱了起来。至今，他们唱歌的神态，声音，动作依然历历在目，一切都是那么的青春和富有活力。
我还记得他们的名字:曾繁荣，田荣光，卢昌华，曾左德，路小铭，杨智慧，李淑琼，张光南，王崇富，郑世英。改革开放后，他们有的成了老总，有的当了军官，有的当了教师，有的成了政府机关的领导。
我大姐二零一八年去世后，就没有了他们的消息，可能许多已经不在人世了吧。
过去读书有初小高小之分，四年级以下是初小，四年级后就升高小了。初小升高小可以考其它学校，我和马弟云，刘武，薛小玲，林先蓉考入了大北街小学。从民办小学考到了公办小学，我们好是兴奋。教我们班语文的是唐老师，也是我们的班主任。唐老师三十多岁，高高的个儿，梳着发髻，普通话说得很好听，教我们读课文时要求只能用一半的声音，不准扯着嗓门儿吼。后来又给我们讲解长句子该在什么地方停顿。经过半学期的训练，我们班朗读课文十分整齐，十分好听。唐老师有个习惯是在讲解时或在听我们朗读时，她拿着书，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在教室中间的过道上慢慢走动，从第一排走到最后一排，又从最后一排退到第一排。全班同学尽在她的眼底，想开小差都开不了。
教我们算术的是乌老师，也是三十多岁，隆昌人，说话有翘舌音，我们说“是”不翘舌，二声，他说“是”翘舌，一声。我们私下学他，拖着声音说：“尸，我尸隆昌妮。”（是，我是隆昌的）男同学们朴烦他，因为他给我们男生说话就凶神恶煞，对女生说话就和颜悦色。有次吃葡萄，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我和刘武痛斥一顿。那是因为学校有棵葡萄树结了葡萄，为了表示对学生的爱护，就每个班发了一点。全校那么多班，分到每个学生手里能有多少呢？我和刘武一人得了两颗。本来高高兴兴地想吃，结果一看，我和刘武的两颗葡萄都是被虫蛀了的，我俩好是沮丧，把葡萄扔出了窗外。说巧不巧，刚好遇到乌老师从窗外过，他要进教室上课，我和刘武的两颗葡萄扔到了他的脚下。乌老师捡起四颗葡萄，面带怒色，进教室走完“老师好，同学们好”的程序，他便举起手中的葡萄用隆昌话说：“锁晓维了爱护同锁们，跟同锁们丧丧锁晓种妮葡涛，遮尸锁晓妮心疑。有妮同锁补胆补迟，还把葡涛仍除了窗外，遮尸甚魔思想？遮尸典型妮资产该级思想！（学校为了爱护同学们，给同学们尝尝学校种的葡萄，这是学校的心意。有的同学不但不吃，还把葡萄扔出了窗外。这是什么思想？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他用手指着我和刘武，问：“你们家都是大地主大资本家是吧？”我俩夹着头不敢说话。乌老师说：“下了课你们两个自己去找班主任承认错误，写检讨！”
唐老师没让我们写检讨，她知道那些葡萄有坏的。
就在这学期，班上新来了一个同学，叫黄远洪，比我们大两岁，听说是其它学校转过来的降班生。一次黄远洪叫我去他家玩，他爸妈都是银行的，家住银行宿舍，我一进门，就看见他家里墙上挂着一口大钟，那钟是棕色的，涂着金色花纹，甚是好看。家里摆着各种各样的家具，墙上还有照片和画。我是第一次看见有钟有画的家，铁石板上没有哪家有钟有画的。更令我奇怪的是黄远洪爸妈手腕上都戴有手表。“家里有钟了，还戴手表干嘛呀？”我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为了看钟是怎么走动的，星期天我喊上马弟云和刘武，去大十字街口的新华书店，坐在大厅的地上，望着钟，从下午一点过一直望到六点。新华书店的两个员工也不打扰我们，让我们一直坐在地上犯傻。
一天下课后，黄远洪拉着我去教室外边的楼梯上，摸出一支竹笛，轻轻地吹出歌来。我好奇他也会吹，让他教我。他搬动着我的手指头，摁在笛子的音孔上，让我懂得了竹笛的音阶。黄远红说他舅舅才厉害，是泸州医专的音乐老师，会笛子，还会手风琴。
世间的事真的是安排好了的。没过多久，街道为庆祝国庆节准备节目，黄远红的舅舅来街道帮忙排练，用手风琴为两个女声独唱伴奏。每次排练，我就守在他们身边，全神贯注地看他们拉琴唱歌，心中无比快乐，我觉得那琴声太好听了，两个女声也唱得太好听了。
一次黄远洪的舅舅指着我对那两个女声说：“这娃聪明。”后来我知道了黄远红舅舅的名字，他叫李世昌。这家伙不耿直，几年后，我有一本《外国名歌精选》的书，上面有《深深的海洋》、《哎哟妈妈》、《星星索》等歌曲。他叫我借给他看，然后，这书就没有回来了。我不好意思叫他还回来，他也好像没有借过我书一样只字不提。但就是这个“不耿直的家伙”让我懂得了手风琴的美妙，也让我第一次听到了手风琴伴奏下的歌声，这歌声也是那么美妙。
在大北街小学读书不久，我们搬家了，从铁石板搬到了孝义路一个小院里，这是市饮食总店的职工房。我们好是高兴呀。这里有电灯，屋里有窗户，面积也比与原来的大。一九六二年下半年，我国农业总产值迅速增长，粮食产量达到三千二百亿斤，成人的粮食供应量提高到每月三十斤，不过其中有一半的红薯，这些红薯有时要自己去乡下挖回来。一次家里没人，我和二姐拿着扁担和箩筐跟着一大群人去了乡下。大人们把红薯挖出来，我们就去把红薯捡到萝筐里，过了秤，抬回家。那些红薯大概是七八十斤吧。我太小，从来没抬过重物，把扁担放在肩上，身子刚一伸起来就打趔趄。二姐也只有十三岁，她叫我抬前面，她抬后面，然后把扁担上承重的绳索移到她那头，几乎所有的重量都到她那里去了。我就只抬了一个空扁担。回到家里，天也黑了。后来想起有点泪目，二姐也还是孩子呢。
供应的粮食在缺少油荤的情况下虽然不够吃，但绝不可能饿死人了。我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妈在交通食堂工作后，年年都是先进职工，因此分了这套房。我哥已经成了泸天化的正式工人，我大姐读初中住校食宿，我爸和伯父在北城运输社拉板车，有组织保障了。也就是说一家七口人，有四人工作。家里有了温水瓶，安上了电灯，有了衣柜和碗柜，每周能够吃上一次用肉票卖的肉了。
二姐管理一家人的粮票布票油票肉票副食品票等。这些票证一大堆，什么东西要什么票去买，哪些票是当月的，哪些票要作废，都要记得滚瓜烂熟，要不然有钱也买不回来。不过如果有钱，可以去黑市买票证。我们经常去大十字白塔那里偷看那些做转手买卖的，觉得太好玩了。他们不说价格，卖的人把手缩在衣服袖子里，买的人伸手进去摸。谈价格的时候就在衣服袖子里比划。这样做买卖是因为怕被公安发现，一旦发现就要被抓进牢房，所以他们只有偷偷摸摸地进行。商店里慢慢也有东西卖了，但价格高得吓人，一个月饼要卖十多块钱，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人们把它叫做高级饼子。
我们新搬的家是个小院，离铁石板只有几百米，在孝义路街边，进小院大门是一条七、八米深的小巷，然后上几级石梯，再有两扇木门，进这两扇门后就是一个四合院了。这四合院中间是一块平坝，右边离门不远处是一棵石榴树，四合院里住有七户人家，还有一个公厕。这对于我来说，简直是喜出望外。更让我高兴的是我家后面隔一堵墙就是大北街小学。
我整天都处在兴奋状态，走路也蹦跳着哼着歌儿。那个时候我仍然是赤脚，没想到脚一踢，踢在了地上，大拇指被蹭掉了一块皮。大拇指被蹭掉皮我是经常发生的，便不以为然，心想过几天就会自愈的。可恰恰那次就感染了，痛得要命。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去了水井沟，泸州医学专科学校的附属医院就在那里。我没进过医院不懂挂号，直接去了门诊。门诊部有三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看我打着赤脚，觉得奇怪。急忙叫我坐在一张转椅上，把脚给我抬起来放在一个支架上，三个医生同时围着我的脚看，说：“乖乖，感染了呢，里面有脓，成了甲沟炎了呢。”一个男医生说：“要手术。”另外两个女医生看着我，其中一个指着我的大脚拇指说：“要用小刀来划开这里，怕不怕？”我说不怕。他们笑了，说：“勇敢。”一个女医生说：“这娃有点乖，看起来好聪明的。”另外两个点着头说：“就是。”他们给我打了麻药，在等麻药有效的这段时间里，他们问我在哪里上学，家住哪里，叫什么名字，喜欢什么课程，学习好不好等等，我都口齿伶俐地作了回答。他们给我动了手术，把脚趾甲取了出来，清理尽里面的脓血，我看见指甲下面是个小坑，说：“以后就没指甲了吗？”他们三个都笑了，说：“会长出来的。”手术完毕，他们很仔细地给我包扎好，对我说：“就这样回家去了吧，不用去挂号了。”我对他们笑了笑，很腼腆地出了门。那个时候我们都不会说谢谢，不是不愿意说，而是羞于这样说，觉得说谢谢是很羞涩的事。出了门，那三个医生还在我身后说：“这娃乖得很。”然后大声补充一句：“回家记着穿鞋哦。”
回到家，二姐见我脚趾上包了纱布，问：“去哪里包的呀？”我说在医院包的。她觉得奇怪，问：“你有钱？”我说没有呀。二姐说：“进医院要钱的。”我说：“我没要钱呀，医生给我包好就叫我走了，还动了手术呢。”二姐把这事讲给大姐听，两个姐姐高兴死了。捏着我的脸蛋说：“人家医生肯定是见你聪明，就不收你的钱。”
那个时候我身上偶尔有钱了，这钱是二姐从买菜的钱中节约下来给我的。不过有条件，就是要我吃菜，吃了菜就给我一角钱。不知什么原因，我养成了不吃菜的习惯，吃辣椒、酱油伴饭吃得喷香。平时在家吃饭的就我和二姐两人，照理二姐应该读书的，一次她惹我发火了，我抓起她的书就撕。正好她不想读书，就不去上学了，爸妈也不过问，学校也没来家访。此后，二姐在家的任务就是照顾我。我俨然成了少爷，二姐成了仆人。她给我做饭，洗碗，洗衣服，洗脸、洗脚。有时候我嫌坐着洗脚不舒服，就横着睡在床上，脚伸出床边。由于人小，那脚是悬在半空中的。二姐就用一根矮板凳把洗脚桶垫高，把我的脚放进桶里给我洗。如果有什么不遂我意，我会出手就打。有时候打重了，二姐会哭。因她也很小，我记得那时她还在青龙咀读小学。有次又被我打哭了，隔壁的邓婆婆大声对我二姐嚷着：“你还手打他呀。怎么只晓得哭呀？”可是二姐从来不还手。直到我长大成人，甚至工作、成家了，二姐也要给我买菜、卖肉送到我家里来。还经常问：“有钱没有？拿点钱给你嘛。”她的工资比我少得多。后来我有了儿子，她就时时关心她的侄子，给他买东西给他钱用。再后来我有了孙女，她就关心她的侄孙女，还经常向我和我夫人请求由她来带。我和夫人怎么忍心呢，她都快八十岁了。我大姐也跟我二姐一样，对我百般将就，百依百顺。她去世那天，我一个人躲着哭了一场。人有了年纪，就少有哭泣了。就像那些枯藤老树，没了水分了。
有院落的家除了小家就是大家。我们那个小院共七户人家，从左到右成“口”字形，“口”字下边那横是墙和门，没屋子的。从左边那竖开始至右边那竖结束，分别是王小明家，邓婆婆家，我家，方大家，陈英家，我舅妈家，胡绍权家，然后是公厕。
王小明比我小一岁，给我一样也占五，王三和王四都是姐姐，王大和王二仍然死于“七天风”。他爸是大众食堂的“吆师”，一双手能够放十个盘子的菜，从厨房吆喝着出来，又报菜名又报客人就坐的桌号，然后送到桌子上，很是带劲。
邓婆婆是个孤寡老人，就是嚷着叫我二姐别只是哭要还手的那个。后来她去世了，搬来了一家姓焦的住。
我家的常住人口是我爸，妈，我和我二姐。我伯父一直和我们住一起，他住在“阁楼”上。所谓“阁楼”，是在墙上绑了一个吊床。伯父早出晚归，不在家吃饭的。每天很晚回家，如果院子关了门，他就叫我的名字给他开门。
方大家四姊妹，方大是老大，方二，方三是妹妹，方四是白白胖胖的弟弟。方大和我一年生，后来和我一起读泸州三中。方二从小就爱唱歌跳舞，每天站在她家床上表演，我和一群小伙伴都是她的忠实观众。
陈英家也是三姊妹，陈英是大姐，陈二是妹妹，陈三是弟弟。
我舅妈姓叶，因为我舅舅是永和福餐员工，所以住这小院里。我舅最早是铁路工人，英俊潇洒，和周恩来总理很相像。舅妈年轻时是“叶大小姐”，她出生豪门，是家里的千金，就读过护士专科学校，毕业后工作了几个月，吃不了那苦，退了。如若不是世事变迁，她是可以享福的。但随着她爹被镇压，家财被没收，她就成了没钱的家庭主妇，靠我舅舅一人的工资养活一家人。她生了一个女儿叫侯琴，还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叫大双小双，一家人艰难过日。侯琴长得十分聪明伶俐，一双溜溜的大眼睛惹人怜爱，两岁多就会唱许多歌曲，声音很甜音也很准，见到她的人都说她长大肯定是干演员的料。她比方二小几岁，方二在床上唱歌跳舞的时候她还在舅妈怀中抱着，等她长大了能唱歌跳舞了，方二却懂得害羞不唱了。人的命运往往出乎意料，四岁时，候琴感冒发烧，然后抽风，命保住了但嘴却抽歪了。找医生给她针灸了一次，就哭闹着不做了，说痛得很。舅舅、舅妈没办法，便用黄鳝血涂在侯琴脸上，听说黄鳝血可以治好。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从此侯琴便成了歪嘴面瘫。那双胞胎儿子舅妈养不起，就把小双送给了宜宾乡下的农户。但是祸不单行，大双长到六、七岁时，去沱江“洗澡澡儿”，不幸溺水而亡。
舅妈喜欢看书，整天捧着书看。舅舅不看书，天天捧着酒杯喝酒，顿顿二两，不吃饭菜，只吃花生米。慢慢地，他说话结巴了，手也发抖了。幸好有了公费医疗，后来去医院检查，说是有根脑神经脱落，医院把他的头开了一个孔，拉住那根脑神经，固定在器具上。舅舅平躺着，头不能动，一直躺了四十天。后来舅舅去世了，舅妈和侯琴两娘母相依为命。侯琴长大成人，一个歪着嘴的姑娘谁看得上呢？她找了一个在餐厅当厨师的小伙，这小伙腰椎有残疾，走路直不起腰，脚也提不高，只能擦着地面走路。小伙儿家也是穷人，于是当了上门女婿，住在舅妈家。生活虽然艰难，但日子还是得过。小两口省吃俭用，有了个女儿。后来候琴也进了餐馆当服务员，买了一间房搬离了舅妈家。
舅妈愿意一个人过，因为和候琴住在一起有吵不完的架，候琴曾经哭着问舅妈为什么不给她医治面瘫，她闹道：“我那么小，什么都不懂，你们该懂呀！只针灸一个星期就可以医好的，你们不给我医，害了我一辈子！”
舅妈气得大哭，从此和候琴不说一句话。可能舅妈有长寿基因吧，尽管生活那么不如意，她也活到了九十岁。不久，有人告诉二姐，舅妈一个人悄悄地去到沱江，走了下去，自己溺死了自己。听了这个消息，我和二姐唏嘘不已，毕竟是亲人呐。
她儿子大双在沱江溺水而亡，舅妈也跟了去，但她是自己想死的。她这个叶大小姐，年轻时那么的娇气，老了却勇敢地从岸边走进水里，又从浅水走向深水，直至让水淹到胸膛淹到脖子淹过自己的头顶。之前她常自言自语，说：“唉，人活着有啥意思呀！”年轻的时候她喜欢坐在院子里那棵石榴树下看书，一次看完后对我说：“你要好好读书哦，人应该有知识呢。”舅妈其实是很风趣的人，经常拿我开心说：“你快点长，大了了就好睡姑孃。”一次王小明把家里的几个避孕套当气球吹，吹得老胀，用线拉着像放风筝那样跑。舅妈问我：“那是啥？”我说气球。舅妈很正经地给我解释：“那是阴茎套，等你长大了也要用的。”我莫名其妙地望着她，她说：“这些知识先给你储存起，外搭要记住，记不住就要吃亏，不是你吃亏，是你姑孃吃亏。”
唉，知识呀，培根说知识是力量。但有知识的穷人，就是糟践自己的力量。
最后一家是胡绍权，他最大，学籍也最高，在泸州高中读书。胡绍权喜欢唱歌，会识谱，还会打少先队队鼓。我跟他学了大鼓和小鼓的鼓点，每天吃饭的时候就拿着一双筷子在饭桌上敲，敲得滚瓜烂熟。大北街小学成立鼓号队，我在里面两种鼓都打。一次上街表演，我打大鼓，被二姐看到，她给大姐说我打大鼓，人太小了，就只看到一个头冒出来。
大北街小学有个员工在部队是司号员，他叫我们学吹队号，说我嘴唇很适合。我高兴死了，每天清晨便拿着一支队号去河边吹，有时候还爬上院子那棵石榴树上吹，吓得二姐站在石榴树下大声喊下来。
一次胡绍权家来了三个同学，其中一个戴眼镜的会吹口琴，我羡慕死了。扭着妈说我要买，妈狠下心给我钱，我去买了一支国光口琴，跟着眼镜学会了。后来在庆祝建国十五周年的游行中，教育局组织了口琴队，大约四十个学生一边走一边吹《歌唱祖国》。我在里面年龄最小，个子也最小。大姐和二姐跟着游行队伍追，满心欢喜地看我吹口琴。
胡绍权那三个同学在胡绍权家住了很多天，后面那几天他们都面带愁容，吃不好睡不着，原来他们是在等高考通知。由于家在农村，就把通讯地址填写在胡绍权家。在开始通知后的那段时间，他们每天都出去打听消息，盼望着入学通知的到来。然而等到最后也没有半点儿消息，看到他们垂头丧气的样子，觉得他们好可怜。后来也是听舅妈讲，他们都是家庭成分不好的学生。胡绍权他爹是国民党军官，被镇压了的。眼镜他家是地兼商，另外两个一个是上中农，一个是地主。那时是讲成分的，除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其它家庭成分的学生可以就读小学和中学，大学是不能进的，不管学习成绩如何。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但整体生活水平是很低下的，绝大多数家庭都不能做到每天有新鲜蔬菜吃，有肉吃，有大米吃。水果更是奢侈品，一年四季也吃不了一次苹果、梨子。
为了减轻负担，孩子们都会为了生活而劳动，比如挑水、劈柴、捡炭花、挖野菜，粘火柴盒，剥花生等。其中剥花生是我们那个小院最热衷的劳动，因剥花生不需要工具。只需把有壳花生从糖果厂领回来，再把花生仁交回去就可以了。剥一百斤得一块钱。我们家大姐二姐和我，方大家方大方二方三，陈英家陈英和陈二妹，我们三家八个人，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全天，就围在一起剥花生。方大家最宽，战场就在方大家。两大筐花生摆在屋中间，四个人剥一筐。只听得满屋的“噼啪”声，大姐二姐方大和陈英手脚快，把花生从箩筐里出来，噼啪一声就剥一颗，手一抖，就把花生仁抖进放在身旁的瓷盆中。我们几个小的没那劲，一颗花生捏在手里要剥几下，有时剥起吃力就放在嘴里咬。别看剥花生是很简单的事，剥上一两个小时甚至剥一天，可就吃不消了。手指会剥得生痛，满鼻腔都是黑灰尘，痰也成了黑色。后来我把这事讲给我夫人听，我说：“剥一百斤才一块钱，现在想起真造孽。”我夫人说：“我们小时候也干过呀，家属院子几个小姑娘约起去给酱园厂划青菜，把一窝青菜的每一根菜杆划三刀，不划断，酱园厂拿去晒干后做芽菜用。划一百斤才一毛钱呢，更造孽。”她又解释说：“一窝青菜那么多根菜杆，划完一窝要好几分钟，效率低，费时多，几个人一起划一个晚上才划得了一百多斤，得一毛几分钱还几个人分。”我说：“我以为我们穷人家的儿童造孽，原来你们干部家庭出生的儿童也造孽呢。”
晚上如果不剥花生，我们几个小的就伙在一起捉迷藏，我们叫“躲猫猫”。那个时候餐馆晚上是要营业的，方大的爸妈都要上班，所以战场依然摆在方大家。
我们把当“猫猫”的那个人用手帕栓在他（她）的额头上，遮住眼睛，其他人就分别躲在不易找到的地方。猫猫抓到了人，就由被抓到的人当猫猫。如果抓不到人，猫猫就被惩罚。有的人刮猫猫的鼻子，有的人弹猫猫的嘎嘣儿。
黑暗中，我们兴奋着，有的藏在床下，有的藏在碗柜旁，有的藏在角落里，有的拿一推衣服盖在身上，各人都在捏着鼻子拖着声音叫“猫——”，整得猫猫不知往哪里找才对。而且限定的时间是数数一百下，一般情况下都是猫儿被惩罚。
如果我当猫猫，方大怕我被刮鼻子被弹嘎嘣整得痛，就在我耳边悄悄说：“你听到抠得响，就找过来，我等你抓。”有次被其他人发现了，就喊：“方大不准抠得响。”
我躲猫猫的时候，方大就拉着我躲在一起，她让我躲里面，她在外面用身体紧紧靠着。一次因为角落很小，她挤得我出不了气。我说；“我要憋气了！”方大伸出脚，让我踩上去比她高，她抱紧我说：“这下没关系了。”如果被抓，猫猫只能抓到她。
这躲猫猫的游戏到我们读初中的时候就没玩了，人长大了，就晓得“男女有别”了。
读初中了，她在二班，我在四班。学校离我们家十多里，在长江下游。周五我们从学校沿长江岸边逆流而上走回家，星期天下午三点左右又从家沿长江岸边逆流而下走到学校。去学校的时候她老是央求我：“我跟你一起嘛！”我不干。哪个跟你们女的一起哦！不都不好耍。我们班几个男生一起，要伙起下河洗澡（游泳），要在半道上的纸厂偷书，要打蛇抱蛋。未必你跟我们一起干呀？
她委屈得眼泪花在眼眶里转：“我就跟在你们后面嘛！”我还是不干。
到了星期天，午饭后她就早早地躲在门后，开一个缝看着。看到我从家里出来了，她也出门。
路上，她远远地跟在我们几个后面。我们下河，她就坐在远处的河滩上。我们去纸厂偷书----那些书是收购的旧书，用来打成纸浆造纸的。她就在河边等着。
读到二年级，都十四岁了，她才不好意思跟着我们了。
一天她问我：“你认识张宇吗？”我说：“认识呀，你们班的学习委员。”她说：“他给我说他喜欢我......说我好看，想跟我耍......。”我白了她一眼：一起耍有什么稀奇的！那时简直没搞清楚这个“耍”和那个“耍”的含义。她好看吗？没觉得。但是现在想起来确实好看：一双又明又亮的水灵灵的眼睛，长长的睫毛，端正的鼻梁，脸庞像苹果一样红润，身材硕长而健美。
过的最快的是时间，几十年过去了，一次带队参加泸州的文艺汇演，在江阳艺术宫门口撞见方四。感谢小时候的熏陶，他已经是有点名气的歌手了。好久没见，我们俩找了一间小酒馆，要一醉方休才过得了。
喝得二麻二麻的时候问起了方大。方四叹了一口气：“哎，亏死她了！”
方大后来当了小学教师，十分优秀。经介绍和一个城管局的小头目结了婚。这小头目外表不错，高大魁梧，声音洪亮。结婚后才发现，这家伙是个话痨。可能是城管局习惯了“管”，方大的一言一行都在他的监管之下，指责之中。做的菜，无论什么菜，他都可以挑出很多毛病：“配料比例没对；盐放早了。”做的鱼“咋个没先码一下？炸得嫩了！”如此种种，包括洗菜、做饭、开天然气、关水阀门，教育小孩，他都指责方大没做对。直至影视明星、国内国际大事，他都有着与众不同的看法，滔滔不绝，高见满满。
一大家人聚会，每到吃饭的时候，一张桌子从头到尾都是他的声音。嗓门又大，哩哩哇啦的让人无比心烦。可气的是，方四讲：“我都是搞音乐的人。他拿着我们排练用的歌单，在饭桌上比划着说：“这里，应该放慢；这里，高声部应该加强。懂不？合唱要统一。不统一就不是合唱了知道吗？”
在那城管局小头目长年累月的监控下、指责中，方大对生活完全没有了兴趣和希望。她少言寡语。渐渐地，变得行动迟缓。后来，几乎傻了一样，整天就坐着，茫然地望着天空。
我问：“现在呢？”方四摇摇头：“已经认不出人了。”接着补充了一句：“不知道是真的认不出还是不想搭理，总之，就这样了，像个活着的死人！”
哎，最残酷的是时间，毫不留情地走远；
最可怜的是人，毫无悬念地终结。
而在终结之前，还需经历那么多的磨难和痛苦！
人生何处不相逢呀，我和她是相逢不了了。
六三年暑假，我去了大哥工作的地方——泸天化吊船。这吊船停靠在长江边泸天化码头上，是泸天化吊装货物的铁驳船。这吊船有着宽大的甲板，甲板中间有一个大圆盘，这圆盘是起重机的底座，一架高约两层楼的起重机在底座的上空可以进行三百六十度的旋转。泸天化建厂初期，从江上运输来的设备就是由这起重机从船上吊到陆地上的。这吊船是泸天化的“标志性功臣”，它经历了泸天化的整个建设时期，所以在这船上工作是很光荣的事。最让人肃然起敬的是船上的工人们，他们几乎都是海员出身，每一个人都有着黝黑的皮肤和豪爽的性格。先说船长吧。
船长六十岁，重庆人，黑红的脸上布满了皱纹，有着笔直的鼻梁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说话声音沙哑，住在船头的一个单间里。他没具体工作，每天早上起来就围着吊船走一圈，看看锚的铁链，看看船离岸的距离，然后拿起帚帕帚甲板。别以为他无所事事，他是在观察和判断船的安全。根据江水的潮涨潮落，决定吊船离岸的远近。他爱把我叫到他单间去，然后拿出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给我玩。还有很大的贝壳，海螺，珊瑚等。一次他送给我一颗海员的纽扣，说是他当海员时他的船长送给他的。
再说大副，这大副有个绰号叫“锅巴老头”，五十多岁，浑身被太阳晒得如锅巴一般黑，所以叫锅巴老头。他也是重庆人，也是说话沙哑，不知他们是不是被海风吹沙哑的。他头发雪白，其中有几根老是在空中飘动。他除了早餐，顿顿都要喝酒，每次要喝酒了就叫我：“老五，去打半斤特曲来。”他把空酒瓶递给我，同时给一张五元的钞票，说：“剩的是你的。”那时的散装特曲是七块钱一斤，半斤三块五毛钱，其实他是有零钱的。船员们看见了就会说：“哈，老五又赚了。”这吊船是没有动力的，所以大副的工作就是指挥起重机。他站在起重机下，吹着口哨，比划着手势，指挥着吊车或左或右或上或下地吊起货物，然后放到指定的汽车车厢里或者某个位置上。有时候旭日东升，也有时候夕阳西下或者烈日当头，锅巴老头就沐浴着阳光，威风凛凛地吹着口哨，伸出大拇指指挥，我觉得他好生威武。
被锅巴老头指挥的是开吊车的梅师傅，他坐在高高的驾驶仓里，目不转睛地看着锅巴老头比划手势，双手轮换搬动着几个拉杆，按照锅巴老头的手势精准地把吊车臂停留在指定的位置上。梅师傅长得白胖，右边脸颊上有颗肉痣，痣上长了根很长的汗毛，他不剪掉它，说这是根福毛，有次他落海了大难不死，就是因为有这根福毛的缘故。梅师傅爱抽叶子烟，他把叶子烟卷好，插在一根很长的竹筒烟杆上，“嘣嘣嘣”地抽。我爱给他点烟，每次要抽烟了，他就叫：“老五，来点烟了。”并把打火机递给我。那时的打火机是铁皮的煤油打火机，不容易打燃，我哐啷哐啷地打，他歪着头，含着烟杆嘴，对着我的打火机，时刻准备着。我打一下,他就”吧“地抽一下，往往“吧”了很多次都没点燃。我经常爬上吊车，站在驾驶仓里，透过玻璃窗看着外面，享受着旋转的乐趣，觉得世界真奇妙。
还有二副，二副也是五十多岁，曾是一艘海轮的水手长，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的个子不高但结实，说话温和，每天勤勤恳恳地在船上干着杂事，从早到晚地洗甲板，擦玻璃，收拾缆绳，吊装货物时帮着打捆，少有看见他空闲的时候。
我哥是轮机长，在机舱开发动机，让那大大的底座有足够的动力推动吊车运行。吊船共有十人，我哥是那里面年纪最小的，只有二十多岁，不过他十六岁进厂，工龄也有七八年了。哥从小就勤快，在家时每天倒马桶，洗衣服，捡煤炭花。十四岁时跟着父亲拉车去隆昌，又从隆昌拉车回泸州，累得他精疲力尽。哥发育得早，在他们那批娃中是最高的，被他的伙伴们叫“高人”。小时候我们那群小孩子受欺负了，就把我哥叫去“弹压”那些欺负我们的人。
由于哥在吊船上年龄最小，就受到了那些老船员们的照顾。船长、大副、二副都在催促哥“该耍女朋友了。”锅巴老头叫我去打酒时，一定要敦嘱一句“要去万家春打哈。”为啥要在万家春打呢？万家春是个餐馆，从吊船上岸右转到公路，再走十分钟到十字路口，万家春就在那十字路口上。那餐馆生意兴隆，有二十多张饭桌，进餐馆右面有一间小办公室，张小碧就在这里面办公，她是这餐馆的会计。
张小碧十九岁，高挑的个子，微黄的卷发梳成一根独辫，明亮清晰的眼睛，流线型的鼻梁，温润的嘴唇，嘴角向上，使她看起来总带着笑意。她的皮肤白皙，穿上淡黄的花衣服会让她闪烁着青春的光辉。
她小时的住家离铁石板不远，因此和我哥我大姐二姐都熟悉。吊船上的老头儿们喜欢这姑娘，想撮合我哥，所以要我去万家春打酒。他们知道我去了就会去找张小碧玩，虽然她大我七岁，但却喜欢和我一起玩。
张小碧的美貌吸引了很多人，在万家春对面有一家“彩虹”照像馆，她的照片就放在彩虹照相馆的橱窗里，像明星一样美。许多时候那照相馆橱窗前都会围着一群年轻人，看了照片再去万家春餐馆看张小碧，或者是在餐馆见到了张小碧候又来橱窗看照片。
她的追求者很多，泸天化的，西南化工研究院的，五公司的，七化建的小伙子们都希望能成为他的对象。但她都拒绝了，似乎在等着谁。
吊船上吃饭是蹲着吃的，我猜想是船上没有板凳，于是在船上搜了个遍，果然没有板凳。我问船长：“怎么船上没有板凳呢？”船长说：“是没有呀，拿来干嘛呢？”“拿来坐呀”我回答。船长嘿嘿地笑,说：“船员在船上不坐板凳的。"我觉得奇怪：“为什么呢？”“占地呀”船长回答。他给我解释：“你想想，船的容量是有限的，要有足够宽的地儿让船员在上面穿行，有了板凳，地儿就窄了。假如遇到危险，船员们要在甲板上跑过来跑过去，一会儿要升起风帆，一会儿要拉紧纤绳，如果有板凳，它们就会妨碍他们作业。还有，遇到风浪，船会颠簸，会左右摇摆，也会上下起伏。如果有板凳，它们就会在船上滚来滚去的，就会把人撞伤，懂了吗？”我说懂了。“可是这艘船又不开，怎么也没板凳呢？”我问。船长嘿嘿地笑着说：“习惯了，大家都习惯了，就不需要板凳了。”我惊奇他们怎么会蹲那么久。假如打牙祭，我把酒打回来，锅巴老头就把酒倒在一个大碗里，叫大家一起喝。十个人蹲成一个圆圈，中间摆着大碗大碗的菜和肉，那个酒碗轮流着转，一个人喝一口。等到把酒喝完，把饭吃完，一个小时就过去了。我不喝酒，也蹲不了那么久，把菜夹在饭碗里，坐在甲板上吃。那么干净的甲板，明明可以坐着吃的，他们偏就要蹲着吃。锅巴老头还有个习惯，有肉有酒那天，他要拿出一串干辣椒，叫厨师炒好，喝口酒，咬一口炒好的干辣椒。
一天，大家正吃得香，我突然觉得吊船抖了一下，抖得并不厉害。船长、锅巴老头、大副、二副等几个老头跳起来就往船头跑，我不明就里，端着碗跟着过去，结果看见一条很大的木筏，撞在了吊船的缆绳上，缆绳卡在了木筏的缝隙中。那木筏大约由六、七十根很大的漂木捆绑而成。木筏上有帐篷，有灶头和锅盆碗盏，看来他们是放了好几天才放到了这里的。木筏上有四、五个人，他们慌了神，在水流湍急的长江水中，没有任何办法能够使木筏从卡着的缆绳中挣脱出来。在激流与木筏的冲击下，栓吊船的缆绳抖动着，发出“腾腾”的声音。锅巴老头迅速地往吊船的尾部跑去，瞬间拿来了一把长柄斧头，递给木筏上的人说：“快点砍！”那人好像是头儿，他接过斧头，犹豫着。船长大声叫到：“快点呀，缆绳断了就不得了啦！”木筏上的其他人把帐篷、被盖和木筏上的生活用品递给吊船上的人，我也帮着拿。然后那头儿抡起斧头，乓乓乓地砍断那些捆绑木筏的竹篾，木筏立刻就散了架，一根根木棒在水中旋转着，被长江水冲走了。那几个放木筏的人爬上了吊船，神情悲凉。他们是要在这个码头收滩靠岸的，无奈江水太急，没到岸就撞在了缆绳上，几天的辛苦就打了水漂，本来可以得到几百工钱的。船长从口袋中摸出好多张十元的钞票递给那个头儿，那人只抽了一张，说：“多谢了。”因是他们自己的责任，不好意思多拿钱。
十块钱在那个时候不算少，我哥的月工资才十四块五，老船员们的工资大约四、五十元，船长的工资最高，有一百元，当时泸天化有两个人的工资上一百元，一个是厂长，另一个就是张船长。
后来我问船长，为啥要叫人家砍呀，那么多木头眼睁睁地就被冲走了？船长回答：“那木筏散了最多就是那些人拿不到工钱，这缆绳断了，吊船在长江中漂流，什么东西挡得住呀？”我想：真的，那吊船如果在长江中飞流直下，江上行走的船只怎么躲得开呀？它不撞翻许多船才怪。还有，我们船上的十多个人怎么办，不一直“放”拢上海呀？
这次暑假，我在吊船上呆了二十多天，和吊船上那些老头儿们玩，和张小碧玩。最有收获的，是我学会了一首朝鲜民歌，这歌是一个叫李义的大学生教我的。他是留学朝鲜的大学生，到吊船来实习的。他教我唱的朝鲜语，可惜到现在全忘了。
六三年暑假结束，我回到学校，上课时，发现唐老师的肚子已经隆起来了，就在当年，她生了一个姑娘，取名李蕾。几十年后我和李蕾成了好朋友，我对她说：“你在你妈肚子里的时候我就认识你了。”李蕾回答：“过去的事不要再提。”我说：“就只记得过去的事了，现在的事，晃得太快，还来不及记就没了。”
恐怕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吧？对时间的速度始料未及，等到弄明白了，已经完了。幸好对过去的时光还可以历历在目，不管当时是贫穷还是富有。不然真的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