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士子似乎比现代读书人有情怀和抱负，动则以天下为己任，读书是要经世致用的，是用来治国平天下的。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修得是基础，主要目的是立功，希望通过积极入世，实现自己的理想，对天下国家社会有所贡献，在历史上留下痕迹。实在立不了功，就成一家之言，好歹要青史留名。所以孔子周游列国，四处推广他的主张，可惜没人接纳采用，只好回鲁国教书育人。期望将来弟子们有人能继承发扬，学以致用。他的门徒孟子也向他学习，积极干世，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治世方略，无人采纳后，退而著书立说，开馆授徒。

孟子在《孟子·尽心上·忘势》中将人生理想概括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和他的祖师爷孔子一样，都希望用观念影响国君，达到左右政事的目的，以图流芳千古。这为后世的儒者士子树立了典范：无论如何，先发愤读书，考上功名，接着入世出仕，辅佐君主治理国家，进而平定天下。这就是为什么古人但凡读了几天书，就要以天下为己任，所思所想所言都是站在国家层面，自然境界要高远些。范仲淹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叹，确系古代士子的真实心境。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宦海沉浮，身居高位，固然要想着天下，贬谪蛮荒之地，一样惦记天下，只要不离场，永远都是满怀的忧，全心的愁。所以兼善天下的理念，事实已深入士子的骨髓。

兼善天下的首要前提是“达”，必须进入到国家的管理层，出入庙堂而佐天子出令，连个进士都考不上，仕途都没进入，兼善就是奢谈空想了。像房玄龄、杜如晦，欧阳修、王安石，都是名相要臣，管理国家大事，一言一行都可能影响政务，影响朝野，当然是有条件有能力兼善天下了。像李白杜甫等人，虽赢得诗坛美名，然而说到政治业绩，却乏善可陈。李白只是做过短暂的御用文人，根本参与不了朝政，后来还因为想实现政治理想，参加了永王李璘谋反事件，被牵连流放夜郎，性命都差点丢了，哪还谈得上什么兼善天下。杜甫一生穷困潦倒，做了个人微言轻的拾遗，妻儿老小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虽有一腔报国志，奈何没有半点机会，无法兼善天下。

其实孟子是为千古读书人设计了两条路的。兼善不了天下，那就独善其身吧！管不了国计民生，就管好自己。像陶渊明一样，要么种豆南山下，要么采菊东篱下，闲来常著文章自娱，或者造饮则尽，期在必醉，不问世事，以此自终。像王维，虽然官职不小，但归隐之志已立，便毫不犹豫地定居于辋川庄，从此赏着空山新雨，弹琴复长啸，终身逍遥快活。还有孟浩然，一生未仕，虽然有“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的牢骚，有“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的羡慕，终究穷老林下，得以独善其身。

兼善固为天下士子永远的理想，但实现起来需要天时地利的配合。独善虽然心有不甘，毕竟属于自己的事，做起来容易。兼善有兼善的情怀，独善有独善的逸志，既然兼善不了，不妨独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