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前后，慈济基金会的前身佛教慈济克难功德会，接到一个慈善个案。一位妇女罹患青光眼，先生薪资微薄，家中还有三个孩子需要照顾。于是功德会协助案主做眼睛的手术，但有鉴于当时的医疗水平和案主自己的眼部状况，手术没有成功。
功德会再次得到这位妇女的消息，是在她自杀之后。经志工多方了解，才得知这位妇人有一天给孩子做饭，将家中仅有的三颗包心菜一次性做完，先生回来后，责骂她几句，妇人一下子想不开自杀了。
证严法师经此一事，深感“行善不只要有爱，更要有智慧、有方法”。她检讨功德会自身慈善济助方式的不足，为功德会订立新的原则:即使受帮助的家庭因经济、环境等有所改善而停止救助，仍须追踪辅导、给予关怀。并实施“济贫个案，三个月至少要拜访了解一次”的制度。这就是慈济慈善访视长期追踪回访的制度雏形，也为后人树立了标杆。(参见《考验》一书，何国庆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插个话题，身边如果有台湾朋友的人，肯定对他们的“鸡婆”印象比较深刻。什么是鸡婆，就是热心肠，你问个路，对方如果有时间，会陪你走到你想要去的位置。
那么慈济志工是鸡婆中的鸡婆，其他公益团体也有很多热心肠的人，没有厚此薄彼的意思。如果我们到了台湾，进了慈济园区，就有志工前来迎接我们，给我们介绍慈济，了解我们有什么需求等等，即使已经在大陆做了多年慈济，刚去的时候还是“有点受不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也变得鸡婆，变得古道热肠了。这不是自夸，一则有很多见证，二则我自己和家人都有这种感觉——这个人对别人的事比家里的事还上心。当然我要去平衡，但是在慈济久了，鸡婆变成了一种习惯。
早上看到朋友圈曹老师发了一条信息，就跟了一段文字在下面。
最近一位同事工作家庭都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特别是家里老人身体不好住院，牵扯了她相当大的精力，老人远在老家，不能时时在身边照顾，这边还有幼子需要呵护教育，实在是力不从心。
因为一直以来的关系还不错，我们在未成为同事就认识。她也知道我后来学习心理咨询师，有一次她就和我聊她家里的事。
后来有一次我们刚好一起去大华书场参加公司的活动，又聊了一小段时间。这时她家的情况以及她自己的情绪，大致有了一些了解。这位同事本身有着很强的抗压能力，很多道理其实都懂，但是再强的人，也要有一个情绪的出口，这种时候，我们其实不用做太多，静静听就好了。
当然，经过这么多年的经验，发现越是要强的人，越是需要情绪的出口。这一类型的人，因为总觉得自己可以掌握一切，不愿和人做深层次的交流。这种的一部分人，一旦有事，比那些性格相对软弱的人，问题更加严重。
我渐渐养成一种习惯，会自觉不自觉地观察这些有过交集的同事朋友近况如何。在身边的，会说上两句话，说了大家不要紧张，以为我有什么用意和心机，我会把我的关心关注，以问题的形式给到对方，然后打开话匣子，有意或无意的引导与交流。
我不会漫无目的地做这件事情，一则看对方的接受度，二则看自己的时间与精力，三是看事情的紧急程度。有些时候“皇帝不急太监急”，说了是没用的。
时间久了，别人知道和我谈话很舒服，也觉得这样的交流会让自己好一点，就有同事朋友主动找我聊天，咨询一些问题。
前几天在工作群看到这条“穷的根源”的信息，其实这也是内心打结的根源，只是比例略有不同而已。
我们协助别人，不是因为我们做的有多好，就像曹老师说的:“谁又会没有相似的体验呢？生活，让每个人经历苦并且要学习承受苦。”我们只是对苦况多了一些了解，多了一些解释和应对的方法。进而用相对乐观的态度，去和周遭的人相处。
如何让别人已经打开的门缝，可以变成打开半扇门，乃至完全敞开大门，不仅需要方法，还需要时间和耐心。
多打一通电话，或许没有什么实质的作用，但是对于有感恩心的人来说，TA们会在后续的互动与自我省思中，把这种别人的关注关心化为内在的力量——因为很多处于困境的人，一个强烈的自我暗示就是——我没人疼，我没有人关心。
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我这样的热心肠也会被怀疑另有目的。针对这个问题，我自己也做过自我的观察，我的热心肠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并不会因为这个人是我客户，我就特别热心，另一位是无关紧要的人，我的热心度就严重下降。
同时我承认这样的热心肠不是完全没有私心，只是我希望它是一份馈赠，一份用心耕耘后自然而然的收获。就像我在其他文章写的那样，十多年的慈济路，无心插柳柳成荫，从一个需要别人关心呵护的人，到现在可以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就是多做了一件事情——对的事情，多做一点点。
多一个微笑，多一通电话，多一句话，多串一次门，多一次回访……多一点用心，仅此而已。
另外有一个思考，是专业心理咨询师如何与业余心理爱好者(心理志愿者)、社工衔接的问题。心理咨询师做好专业咨询，而后端长期的巩固与社区生活的再融入，如果有志愿者与社工的协助，效果应该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