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诗（三则） 【生活与诗】诗人阿红说：“愈是忠实于自己的感受，愈是能写出自己的诗，诗也会愈有个性。有“个性”的诗，就是好诗。如要想写出有“个性”的诗，作者首先必须有丰富的生活积累作前提。这种生活最好是作者亲身经历过的，并对其有着深刻的感受，而不是道听途说或从报刊上借来的生活。我市青年诗人张忠军的短诗《孩子和迷途的“鸽子”》（载《稻花》第九十四期）就是一首来自生活的有“个性”的好诗。据作者说，有一天他上邮局去邮信，走在途中忽听有人喊：“同志，你的信掉了！”他接递来的信一看，正是自己拿的几封信中的一封信。这就是生活的原型，也是作者的亲身经协。因为作者是写诗的，所以他从这件小事中发现了闪光的东西，但还不是诗，正如采金者发现了金矿石，但还不是金子一样。于是，作者便透过那“闪光的东西”，展开了想象的翅膀。设想拾信人是“一个背着书包的孩子”，他拾到了“一封没贴邮票的信”，像捧着一只迷途的“鸽子”。（请注意：把信比喻成鸽子是很巧妙的。）末尾升华主题，又写孩子“用买蜡笔的八分硬币买一枚邮票”把拾到的信邮走了，“鸽子佩戴一支鸽哨”飞向“蓝天”去找“期待的巢”。信手写来，既新又美，自然流畅，诗味无穷。由此看来，只要有了深刻的感受（生活），然后再经过巧思的（诗的形象思维），就可以写出一首好诗。否则的话，没有生活，没有激情，也就没有诗。【诗贵新】写诗难，写好诗更难。难就难在一个“新”字上，诗歌出新，是一个很值得引起诗歌作者严肃对待和认真探讨的课题。请看诗歌创作的现状：写诗的人多，大约占整个文学作者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其中绝大部分是青年人。这本来是一个好现象，它标志着诗歌创作正在日益繁荣。但仔细加以思索，也就出现了一个实际问题：即写作题材基本上都摆在众多的诗歌作者面前了，大家都在争相写诗，其结果就难免有许多雷同的地方，好诗当然也就寥寥无几了。怎样避免雷同现象的出现呢？这就要求诗歌作者的感受要新，构思的角度要新。要想“出新”，一个要过好生活关。诗歌作者（其他作者也无不如此）只有热爱生活、深入生活、熟悉生活，才能写出有生活气息的好诗来，所谓的创作灵感，也是由生活的火花点燃的。另一个要过好读书关。一定要多读、多琢磨。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就是这个道理。李季同志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则为诗歌创作树立了楷模。李季在“三边”工作近六年，边区丰富多彩的、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生活，像乳汁一样滋养了诗人，他要为新生活而歌。特别是在毛主谍的“讲话”精神指引下，他搜集了十大本民歌素材，分析、整理，吸取精华，为长诗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于是这首在国内外影响很大的诗歌名著，终于在一九四五年冬写成了。当时作者仅二十三岁。有志于诗歌创作的同志，特别是青年朋友，写诗一定要在“新”字上下功夫，念念不忘三个字：诗贵新。人们盼读饱含真情的好诗，让我们来满足读者的企求。（1984年1月）【诗歌要真实，诗人要真诚】前不久，《诗刊》主编杨子敏来丹讲学，对诗坛现状，发表了一家之见。作为与会者，我对他的“诗歌要真实，诗人要真诚”一说，颇感兴趣。诗歌要真正做到真实（当然指的是艺术的真实），诗人要真正做到真诚，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首先则要求诗人一定要向读者亮出真东西（即生活中典型的、闪光的人和事），向读者奉献出真情实感，去打动读者，以期引起心灵上的共鸣。在近十年的新诗大潮中，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以及曲有源的《关于入党动机》等诗作，为什么至今仍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就是因为这些作品从内容到感情，来自现实生活，富有生活气息，跟现实生活贴得很紧，跟人民群众的命运息息相关。所以，会写诗的人认为它是好诗，爱不释手；不写诗的读者也认为它是好作品，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而我们有的诗作者，看见什么写什么，缺乏对素材的选择、对主题的提炼；或是悟到了一点灵感，尚未孕育成熟便急于收获。凡此种种，都影响了作品质量的提高。有的诗令人看不懂，主要是作者方面的问题：有的立意混乱，主次不分；有的唯技巧。至于读者方面，主要是欣赏习惯问题，只要看多了克服审美惰性，也会得到美感享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