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记忆里，我只见过父亲一次。他在1993年二月病逝，那时的我才六岁半。
我依稀记得当时的一些情景。家里好几个晚上都是灯火通明，一些我认识的，不认识的亲戚们，在家中进进出出。
我看到了摆在客厅正中央的那口棺材，也见了父亲的最后一面。我仍能记起父亲那张干瘦、蜡黄的脸。但，后来的丧葬场景在我的脑海里却没有留下任何的印记，又或许是被我刻意地忘记了。
父亲是部队里的军医，常年随军驻扎外地，很少回家。即便在家，时间也很短，年幼的我对他谈不上有特别深的感情。
在他生前的时光里，我唯一记得与他有关的事就是与母亲一起坐火车去他的部队。
我记得火车上“哐当、哐当”的声音，记得穿过了许多个漆黑的山洞，记得在火车上吃过一些从来没吃过的零食。
或许是因为新鲜，我才记住了这趟旅行。但，我记不得在部队里发生了什么，只依稀能想起和姐姐一起在山里捉蚂蚁。山里的蚂蚁个头大很多，爬动的速度飞快，这也许是让我记忆深刻的最主要原因。
02
除自己的零星记忆，我对父亲所有的认识几乎都来自于母亲的回忆。从那些她也并不是刻意提起的往事中，我大略得知了一些父亲的生平。
父亲出身农村穷苦人家，爷爷很早就去世（大概是父亲七八岁左右时）。爷爷去世后，作为家里的老大，他担负起了大部分养家的责任。参军，大概是那时候的他能想到的最好出路。
父亲十八岁参军去了部队，一开始是普通的军人。后来，在部队里参加了卫生队的学习，又通过了考试，才转去了卫生队，成了一名军医。
父亲的医术究竟如何？这曾是我自己学医之后想到过的一个问题。但，那时母亲也已不在，我想要找人问，都无人能够回答。我只能自己猜测着去寻找答案。
我想，父亲应是极热爱医学。在他留给我们仨的全部“财产”中，绝大部分都是书，以医学书籍为主，其中还掺杂着几本他自己的学习笔记。
我想，当时的他一定和上大学时的我一样。他啃着厚厚的医书，认真地做着笔记，心怀着救死扶伤的理想，同时也肩负着改变自己和家庭命运的重担。我走过的那些路，他曾经都走过。如果他现在还在，我或许会是懂他的那个人。
除了医学书籍之外，他留给我们的还有一些医疗器械，比如血压计、听诊器和一些手术器械。让我惊讶的是，这些医疗器械居然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派上了用场。
血压计、听诊器自不必说，身为医生的母亲在家给病人看病时都会用到。而那些手术器械却也陪伴了我们很长的时间。
我上小学时的铅笔大都是拿手术刀削好的。当然，我并没有把手术刀带到学校里，铅笔是在家削好带到学校去。手术刀削铅笔有一种削铁如泥的痛快感，并且不像卷笔刀那样，容易断铅。
小时候的我很喜欢这种感觉。长大后才明白，这恐怕有些暴殄天物。但反过来想，如果它们不被用来削铅笔，在家里恐怕更没有其他用处。
父亲留下来的这一整套手术器械，被母亲用一个白得有些耀眼的搪瓷托盘装着。她把这个托盘静静地安置在客厅正中一个带推拉玻璃的柜子里，取用很方便。
除了手术刀之外，托盘里还有不同大小和规格的手术剪、钳子和镊子。这些物件在家也曾被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可惜，妈妈去世后，这些东西好像也都消失不见。
从父亲的这些遗产，我大略可以得知他涉猎广泛，既学过中医和西医的基本理论，还有过一些手术的经验。
如果从参军时算起，他在部队待了二十一年，学医和从医的生涯应该也有十多年。他生前获得最高军衔是“少校”，我想，无论如何也相当于一个副主任医师了吧？
我认为父亲热爱医学的另一个理由是，他娶了一个同样是医生的媳妇——我的母亲。在我心里，母亲是我认识的最好的医生，她对医学事业的热爱胜过自己的生命。
现在回想起，她的这份热爱之中，似乎也寄托着她对父亲的爱和思念；就像她对我和姐姐的爱一样，都是双倍的。
可是，他们用医术救治了那么多人，终究没能拯救自己。医不自医，又有多少的医者像他们一样陷入了这样的怪圈？
也许，他们自恃掌握了医学的秘密，可以毫不在意疾病在自己身上悄无声息地蔓延。等想要重视的时候，却为时已晚。
03
除了医生和军人这两个身份之外，父亲还能算得上是一位出色的木匠，和一名初级的音乐爱好者。
据母亲说，她和父亲结婚时，几乎是家徒四壁，甚至连属于自己的住房都没有。他们在母亲工作医院的集体宿舍里结了婚，姐姐和我也是在那里出生的。
事业刚刚起步的他们，没有任何能力购买家具。于是，父亲便亲手制作了一套简易的家具。在他去世后漫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使用着他留下来的这些桌椅板凳，衣柜和橱柜。
其中，有一张方形小桌子陪伴我们的时间最长。这张桌子不到1米高，纯木质结构，与其他家具不同，没有上漆，保留着最原始和古朴的颜色。
夏日的傍晚，母亲在厨房里炒菜，我和姐姐在院子里一边玩耍，一边帮着母亲打打下手。当闻到饭菜的香味时，我们就一起动手把那张小桌子从客厅搬到院子里。再摆上几把小椅子，盛好米饭，摆好筷子，等待着。
每天白天，我们俩上学，妈妈上班，各自忙碌着。只有从晚饭的这一刻开始，我们仨才可以真正地好好坐在一起。
伴着傍晚的夕阳，我们围着那张小桌子，吃着饭，聊着天。有时，直到天完全暗下来，月光洒满整个院子，还意犹未竟。
这张桌子，除用作餐桌之外，还曾是我和姐姐的课桌。每日放学回来，我和姐姐先在客厅里写作业，这是母亲定下来的规矩。
我内心十分愿意遵从这样的规矩。我们面对面坐在小桌子旁，各自安静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那种专注、自觉和主动的学习习惯大抵就是从那时开始萌芽。
母亲告诉我，父亲还是一位音乐爱好者。据说，他是部队里的文艺积极分子，擅长吹口琴和拉二胡。他留下的那把口琴和二胡至今还在家中，这两样也是我最早认识的两种乐器。
父亲也留下来一些和音乐相关的书籍，诸如乐谱之类的。这大概是他爱好音乐的最直接证据，尽管我一点也看不懂。
此外，父亲的音乐才华似乎可从姐姐身上得到些许印证。姐姐几乎遗传了父亲全部的音乐细胞，到我这里，竟没有遗传到半分。
姐姐自小就展现出这种音乐天赋，唱歌跳舞，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从小学到初中，她始终担任班级的文艺委员，学校合唱队、舞蹈队里也活跃着她的身影。
母亲虽然也喜欢唱歌，但其他方面并不擅长。因此，我推断她的这些音乐天赋只能来自父亲。
姐姐长我五岁，父亲去世时，她也快小学毕业了。在与父亲的感情方面，她远超过我许多倍；更何况，她和父亲在音乐上还有共同的爱好。
我失去的似乎仅仅只是一个称谓，而她却实实在在没了父亲，也许还有更多......
只不过，年幼的我并不能准确地感知到她的内心。我们很有默契地，从来都没有谈及过父亲这个话题。
二十多年过去，这些记忆已泛黄，许多都变得模糊。我努力地寻找着记忆中的这些碎片，小心地将它们拾起，静静地放在脑海里的一处角落。
不论时间如何流逝，它们一直都会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