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机蒸汽的嘶鸣声里，我第一百次擦拭那只印着郁金香的骨瓷杯。深秋阳光斜斜切进落地窗，把三年零四个月前的那个下午重新投影在吧台上。那时他推门带进一阵银杏雨，卡其色风衣下摆沾着两片金叶子，像命运盖上的邮戳。

“蓝山咖啡加半份枫糖浆。”他的声音比手机短信里的电子音更清冽。我们隔着柜台对视的瞬间，二十厘米厚的聊天记录突然有了温度——那些深夜互传的月亮照片，雨天分享的钢琴曲，还有他为我手抄聂鲁达诗集的扫描件，此刻都融进他镜片后的笑意里。

后来我们常在打烊后的咖啡馆温存。他把《二十首情诗与绝望的歌》第15首藏进拿铁拉花，我偷换他电脑屏保为咖啡馆的经纬度坐标。直到某个飘雪的平安夜，验孕棒上的两道杠让我们在堆满姜饼人的仓库里又哭又笑。他颤抖着用浓缩咖啡在餐巾纸上画全家福，说要在春天铺满银杏叶的露台装婴儿秋千。

命运收走礼物的方式总是残忍。手术室无影灯下，我数着瓷砖缝里的血渍，突然想起他说流星的尾焰其实是宇宙的伤痕。出院时他仍固执地替我围上同款卡其色围巾，可消毒水味道已经渗进羊绒纤维，像道透明的柏林墙。

最后一次争吵爆发在咖啡馆周年庆的雨夜。雨水冲刷着“暂停营业”的挂牌，我们隔着曾经藏情诗的咖啡豆麻袋对峙。他脚下踩着碎成两半的骨瓷杯，郁金香图案正巧从花茎处断裂。“你连悲伤都要测量剂量！”他红着眼眶嘶吼时，我正机械地往收银机里码硬币——叮叮当当的金属碰撞声，竟比他的控诉更刺耳。

搬家那天，银杏树正在集体殉情。我把装满短信截图的铁盒埋在咖啡馆后巷，却鬼使神差留下了那张餐巾纸全家福。秋风穿过空荡的阁楼时，咖啡渍晕染的婴儿笑脸突然变得透明，原来经年的泪痕早将油墨泡成了灰烬。

今早路过咖啡馆，发现他常坐的位置坐着穿卡其色风衣的陌生人。新来的学徒不小心把枫糖浆打翻在《聂鲁达诗选》上，我望着第15首诗里晕开的蓝色墨迹，终于读懂那句“爱是这么短，遗忘是这么长”。玻璃门外，去年的银杏叶正乘着风赶往第无数个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