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水浒传》与《金瓶梅》相同的部分对照来看，基本上还是一致的。但是，《金瓶梅》的作者做了一些手脚之后，武松的英雄形象就彻底改变了，变得“很二”。

　　话说武松出差回来之后，发现哥哥武大郎已经死了，就到县里向老太爷告状。老太爷不管，武松便开始实施“暴力犯罪”。

　　故事的过程是一样的，但原因却已经被改写的完全不同了！

　　在《水浒传》中，武松是找到了证据的。共有三方人：

　　1. 卖梨子的郓哥，只知道前半场的事，只能提供武大郎死亡前的少量线索。具体究竟怎么死的，他完全不知道。

　　2. 验尸的何九，保留了武大郎的几块黑骨头，可以证明武大是中巨毒而死；又保留了西门庆贿赂的三千元钱，可以证明自己在验尸的过程中，曾经受到过西门庆的干扰与摆布。

　　3. 武松以此为据，强行控制了潘金莲与王婆子，迫使他们说出实情，并录了口供，画了押。可以证明武大郎是死于潘金莲、王婆子、西门庆这三个人的合伙谋杀。

　　如此，在《水浒传》中，就是证据确凿的。由于“官府不作为”，武松采用暴力犯罪，怒杀西门庆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是，这一段故事到了《金瓶梅》那里，就变成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了：

　　1. 武松自始至终只找到了一个证人，卖梨子的小混混郓哥。

　　这个证人，是相关人员中分量最轻的一个。因为郓哥可以证明西门庆与潘金莲通奸，可以证明西门庆照武大郎的心窝子踢了一脚。但他却证明不了武大郎究竟是怎么死的。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

　　2. 关键证人何九失踪了。

　　《金瓶梅》中验尸的何九，在三天前听说武松要回来，早就逃之夭夭，躲的不知去向。

　　3. 王婆子这个关键性的证人，武松竟然应付不了她。

　　王婆听见武二回来，生怕露了馅，慌忙走过来。

　　武二唱个喏，问道：“我哥哥到哪里去了？”

　　婆子道：“二哥，你请坐，请坐，我告诉你。你的哥哥呀，自从你走了之后，到四月份的时候，他得了个病，就病死了。”

　　武二道：“我哥哥四月几时死的？得什么病？吃谁的药来？”

　　王婆道：“你哥哥四月二十头，猛地就害起心疼病来，病了八九天，求神问卜，什么药不吃到？医治不好，死了。”

　　武二道：“我哥哥从来就没有得过这样的病，如何心疼就死了？”

　　王婆道：“武头儿，话不能像你这样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今天晚上脱了鞋袜，明天早上不知道还能不能穿。不是很正常吗，哪个能保你常没事？”

　　武二道：“我哥哥如今埋在哪里？”

　　王婆道：“你哥哥呀，死的时候，家中一分钱也没有，哪里去寻什么坟地？只好抬出去火葬了。多亏了附近的一个财主和你哥哥有过一面之交，还是他赞助的一副棺材。”

　　按王婆说的，武松还欠西门庆的人情。

　　武二又问：“如今，我嫂子往哪里去了？”

　　婆子道：“她少女嫩妇的，又没钱过日子，就嫁到外地去了，很远，很远。只留下你哥哥的这个丫头，教我替他养活。专等你回来就交给你，也了我一场事。”

　　武二听言，沉吟了半晌。没话说了。

　　经过《金瓶梅》这样一处理，武松就被严重弱化了。

　　王婆子他架不住，潘金莲他寻不到，何九也寻不到，骨灰更是找不到半点，全部都泡在池子里。

　　没了半点证据。

　　仅有的一个证人，郓哥，他也证明不了武大郎是怎么死的。那么，武松告到县里，说西门庆杀人，就真的很难说得通，老太爷当然就不会给他立案。

　　老太爷说：“武松呀，你也是个执法人员，你懂不懂法啊，自古捉奸见双，杀人见伤。你那哥哥尸首又没了，又不曾捉得他奸。你如今只凭这小子几句话，就想告西门庆杀人？”

　　武松“咬牙切齿，口中骂淫妇不绝”，怎的消得这口恶气，便“要寻西门庆厮打”。

　　一冲动，就犯罪了。

　　在这种情况下，武松应该按《水浒》中的程序走，先找到何九再说（非常必要的一步棋），说不定一恐吓，何九就会配合他。

　　但是，《金瓶梅》中的武松，没有进行任何调查取证，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仅仅凭着猜疑、假想，就直接、主动地选择了犯罪！要杀西门庆。这就和《水浒》中被动犯法的“悲剧英雄”不是一回事了。

　　因此，小说《金瓶梅》给武松的定位是：

　　知法犯法 + 头脑简单

　　《金瓶梅》的作者是不喜欢武松这种人的。从一开始就不喜欢，非常的轻视他。

　　看武松打虎后，得到的“赏钱”这一段：

　　《水浒传》写“知县就厅上赐了几杯酒，将出上户辏的赏赐钱一千贯，赏赐与武松。”

　　《金瓶梅》写“知县在厅上赐了三杯酒，将库中众土户出纳的赏钱五十两，赐与武松。”

　　这有什么区别呢？价钱不同！

　　《水浒传》中的赏钱是“一千贯”，合人民币30万元。你看，这才是与打虎英雄相称的身价！

　　而《金瓶梅》的作者很歧视这个打虎英雄，他不改别的，偏偏把赏钱改成“五十两”，合人民币才1万5千块钱。

　　这个打虎英雄根本不值钱，也就一农民工的身价。和水浒中的武松相比，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