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用一个问题来贯穿整个中国古代史，对所谓“秦制”在中国历史上演变为主流 ，并越来越完善周密，最终成为中华民族无可回避的历史基因的原因的探寻，应当会是大部分爱好者和专家们的选择，无论是出于钩沉的兴趣，还是由于对现实的关切，又抑或因为对未来的思考，这个宏大的命题一次又一次地被讨论，有时是在严肃的文字里，有时是在茶余饭后的闲谈中，这篇小文，就是要为这个已经有无数珠玉在前的题目，贡献一点我个人的陋见。

首先要明确，这是个过于宏大的命题，因此太精确的归因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那些众说纷纭的解读，很多时候我们只能选择相信与否，而难以作甄别，因为这个命题所涉及的东西太多，所以一切试图说清楚它的尝试都只能说是尽力而为，但考虑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这种蚍蜉撼树的事情也未见得没有意义。

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水利专制说”和“大平原说”作为地理决定论的两个代表被提得最多，但现在在严肃学术界已经基本不太说了，一则“地理决定论”作为一种范式有时显得牵强附会，说不通就瞎说，比方南美的大帝国如玛雅和阿兹特克有那么大的灌溉需求和那么发达的水利系统，不也没有形成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吗？可”水利专制论“对此并无可信的解说，打个滚就糊弄过去了；其二这两个个模型都十分粗糙，很多时候罔顾细节，就”水利论“来说，以宋朝来说，很多时候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民间私修的水利，政府时常还要来阻挠，这其实很好理解，大规模水利工程在古代社会肯定不可能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古人又不可能造出三峡大坝，很多时候官员只是督促，协助民间兴修小型水利工程而已，所以说为了修大型水利所以非得有个体量庞大的大一统政权，很有些穿越的意思。而”大平原“说就更有意思了，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可不是从中原出来的，既然大平原以外的政权都可以实现大一统，那欧佬那块也有西欧，波德，东欧这些大平原，可哪一块有很好地整合起来过呢？所以我个人觉得，问题的根源不在地理上。

对欧洲和日本的历史比较了解的朋友应该知道，他们的统一国家的形成，很大程度是因为破落贵族，知识分子这些人的全面崛起，这个进程在欧洲大概开始于文艺复兴时代，也就是我国的明朝中后期，在日本则发端于“黑船事件”。而在我国，春秋末期的时候，王室之学就流落民间，”士”作为一个最具流动性又最渴望统一的阶层在各国间跑来跑去，虽然几乎没有统一的领导，却步调与口径基本一致地把列国推向大一统，虽然像孔子这样的复古主义者并不谋求大一统，但不得不说诸子百家的整体倾向都是要加强王权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无为也好，兼爱也罢，更不消说严刑峻法，这些都是指向统一和集权的，因为它们都在消解国君的统治阻力，当然这也是各国的国君们对这些“游士”们最感兴趣的一点。

所以满天飞的世俗知识分子，或许才是我国早熟的“大一统”体制形成的根源吧，至于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我们下次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