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的古物之美》（祝勇著），从故宫所藏先秦时代的鼎、觥、匜等，按年代顺序逐一过渡至明清时期的玫瑰椅、漆器、画品等，从每一件具有代表性的古物谈起，论及当时的时空背景、器物的功能和意义、所在朝代的气质与风貌。不知不觉中，读者被引领着从先秦跨越到了明清，浏览了中国艺术的整幅画卷，虽然仅是由点带面，但线条流畅清晰，构图完整，中华文化发展变化的线条就这么被勾画出来。

文中有些观点论述使我豁然开朗，增加了认知，包括“汉人”名字的由来，秦兵马俑建做何用，尤其六朝时期竟然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丰富发挥了如此巨大的作用影响等等。因此，我摘录了部分增长认知的段落，仅在个别承前启后之处做了处理，用做对历史以及中华文明艺术的学习积累之用。

古物，收敛着历朝的风雨，凝聚着时间的力量。

一件古物，让我升起对生活的无限渴望。日子，其实也可以过得很美。

美不是奢华，不与金钱等值。美，是一种观念——一种对生命的态度。是凡人的宗教，是我们为烟火红尘里的人生赋予的意义。

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古物之美。

小克鼎，西周后期，故宫博物院藏

放回几千年前，青铜器原本并不是“青”色，而是熟铜般的颜色，在黄河与黄土之上，发出一种灿烂的金黄。这种颜色不是镀上去的，而是铜锡合金本来的颜色。因此，古人将青铜称作“金”，青铜器上的铭文，也通称“金文”。

受觚，商代后期，故宫博物院藏

每一个朝代都有自己的气质，商代是一个宽阔、野性、暴烈、充满想象力的朝代，充满了不可驾驭的力量和不可预知的变化。人们把现实中无法解释、无法解决的问题，交给了神去解决。而酒，恰好是人与鬼神沟通的媒介之一。

宴乐渔猎攻战图壶，战国前期，故宫博物院藏

宴乐渔猎攻战图壶纹饰展示图

商人尚鬼，传说中他们的祖先，本身就是动物变的。《诗经》里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也是商代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所以商人祭祀时，鬼神与祖先往往是不分的，祭神就是祭祖，祭祖也是祭神。但是周人与商人不是一家，商人姓子，周人姓姬，假如商人与神是一个血统，那么周人就无法再与神攀上亲戚了。于是，周人就把自己的祖先与天、与神的世界分开了，祖先不再是有超自然能力的神，而是上天的儿子，他们统治天下，是因为他们的身上承载了“天命”。

兵马俑，秦，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藏

兵马俑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在当年是为了“用”，而不是为了看。

商周墓葬中发现的那些随葬物——青铜器、漆器、甚至金、银、玉器，为什么打造的一丝不苟，而不是像今天那样，用纸糊的电视、手机，或者亿元大钞就打发了。它们不是作为替代物出现，而是像现实中的器具，即使在黑暗的地下，也要随时使用的。在他们的观念里，死人的世界，和活人的世界其实没有区别。因此，它们不是随葬品，而是死者的日常生活用品。

同理，秦始皇决定打造几乎与真人等大的军人塑像，也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象征物代替活人来殉葬，更没有一点艺术诉求，他是把这支泥制的军队看成一支真实、凌厉的军队，用来抵抗冥世中的一切顽敌。

力士博山炉，东汉，故宫博物院藏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在鬼神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奇幻的世界，叫仙境。那个地方不在天上，也不在地下，而就在人间，只不过与我们生活的俗世有一段距离而已。仙界里的居民是不死的，所谓“老而不死曰仙”。

既然仙山鞭长莫及，那么生产一些人造仙山，用来安抚他们内心的焦虑，也就未尝不可。汉朝人于是行动起来，通过日常生活器物，构建出自己想象的仙山形象。

那器物的名字，叫“博山炉”——一种用来焚香的器皿。

龙首三足鐎斗，六朝，故宫博物院藏

鐎斗，三足有柄，既是做饭的餐具，也可用来做巡夜的报警器。六朝时期，鐎斗被频繁用于军队。《三国演义》第五十回，写三江水战、赤壁鏖兵后，曹操狼狈出逃，天色微明时，暴雨忽然倾盆而至，曹操与士兵冒雨而行，饥寒交迫。曹操看到士兵纷纷倒在路上，于是命令：“马上带有锣锅的，也有村中掠得粮米的，便就山边拣干处埋锅造饭，割马肉烧吃。”马背上的“锣锅”就是鐎斗。

三国演义的这一幕是六朝时期的典型一幕，当时的东亚大陆，就是一个巨大的战场。

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里，把这段岁月称为“失落的三个多世纪”。中国人讲历史，言必称周秦汉唐、宋元明清，那“失落的三个多世纪”，仿佛真的跌进了时间的黑洞，很少有人愿意提起。但黑暗也应该有它自己的历史，黑暗的历史中也有光亮。

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王羲之、陶渊明、顾恺之，就是那黑暗里的光环，他们的光芒不逊于任何一个强盛朝代。还有华美绚烂的佛教艺术，在时代的苦雨中，沿丝绸之路传入黄河流域，像花朵的授粉，风力越是强劲，传布范围就越大。所有这些，都让那“失落的三个多世纪”在文化上赚得盆满钵满。至于工艺制造业，虽然受战争影响呈现出某种凋敝，却又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变得无拘无束、活力无限，好像我们华夏文明的能量，都在这场长达三百多年的苦难中，完成了一次聚变，它所迸射出的空前光亮，到今天还让人叹为观止。

三百年的战事，三百年的行军，三百年的痛苦痉挛，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但对于文明，却未必如此。华夏文明在创立之初，就处在游牧文明的包围圈里，一连串令人心颤的名字，在不同的朝代里轮番出现，它们是：匈奴、乌桓、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吐蕃、月氏、乌孙……中国人于是把世界分成“文明”和“野蛮”两个部分，中心是“文明”的（“华”），而周边是“野蛮”的（“夷”）。

但是这种简单的“二元论”，在三百年的动荡中，模糊了。

许倬云先生说：“从东汉末年开始到隋唐统一的四百年间，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吸收了数百万外来的基因。在北方草原西部的匈奴和草原东部的鲜卑，加上西北的氐、羌和来自西域的羯人，将亚洲北支的人口融入中国的庞大基因库中。”

中国人走到隋唐，血统已发生变化。血乳交融的“唐人”，已经不同于“汉人”。

这种大融合，或许是某些号称“万世一系”、血统纯正的单一民族国家所不能理解的，但它正是历史赋予中国的一次大机遇，它让我们的文明，在一种动态的竞争与融合，而非静态的守成中，变得更加强韧。

在风尘仆仆的鐎斗背后，一个跨民族的文化体正在秘密地熔铸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