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本书正文的最后一章，讨论国家的政策以及政治对消除贫穷的影响。

显而易见，政策再好，能不能落地才是重要的。政策是否被正确地执行才是“1”，有了“1”才可能有后面的“0”；如果政策不能被有效地执行，后面的“0”再多也无济于事。

但现实是，政策的意图和实施之间存在的差距越来越大。在贫穷国家，正是由于政府失职，国外援助及其他来自外界的援助才会对该国的社会政策产生了负面影响，使该国的状况更加糟糕。

也就是说，贫穷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与政府的行为高度相关。

如文中讲到的乌干达的例子。乌干达政府给每个学生提供包括维修教室、购买课本以及学生学习期可能产生的其他费用，教师的工资也被计划在政府的预算之内。但在对学校进行调查后发现，学校只拿到了实际援助金的13%，有一半多的学校甚至没有拿到这笔资金。大部分资金最终都落到了政府官员的口袋里。可见，在乌干达政府的腐败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对乌干达教育的援助不可能取得成绩。

贫穷会引起腐败，而腐败现象的发生必然会促使贫穷的产生。

那么，是否意味着，为了解决贫困问题，必须先在落后腐败的国家大规模实施反腐败计划呢？

02

经济制度决定了经济诱因，这些诱因会对教育、储蓄、投资、创新和采用新技术等产生激励作用。政治制度决定了公民对官员的约束能力。制度是一个社会成功或失败的首要推动力。良好的经济制度将鼓励公民投资、积累并发展新技术。反之，糟糕的经济制度将会产生负面效果。

那么，糟糕的制度如何改变呢？经济学家们有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如果糟糕的制度阻碍了一个国家的发展，那么这个国家可以依靠世界上其他富裕国家的力量来摆脱窘境，如果有必要，富裕国家可以采取武力。（这难道不是给某些以“世界警察”自居的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就是说通过引入外部力量打破糟糕制度的恶性循环。

在新经济增长理论领域赫赫有名的保罗.罗默就持这种观点。他受香港成功发展的激励，提出“特许城市”概念，即一个国家把一个近似“空白”的领域交给另一个国家管理，后者则负责在这一领域建立完善的制度。像不像一个国家级的“外包计划”？

但实际上，这种设想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贫穷国家的领导者不一定愿意加入；其次，这种“外包计划”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买家”，可能没人愿意接手；最后，更重要的是，交出去的地区发展好了没人敢保证一定能送回来。更有可能发生的是，交出去了，发展也好了，国家的主权却没了。

另一种观点认为，任何试图操纵一个制度严密的国家的制度或政治的做法，都将失败，改变只能依靠内部力量。

一种制度不能适用于所有国家，它必须要符合当地的特色，因此任何照搬式的制度都是行不通的。政府有必要为人民提供日常必需品，而且还要制定某些政策，发挥市场功能。如何构建自由市场机制和民主就是重要的一步。

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主张，自由不能从外部引入，否则不会有真正的自由。这些制度必须式是从本土自下而上形成的。

总而言之，糟糕的制度是非常“顽固”的，无法通过正常的途径将其消除。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通过制度的变革来消除贫穷是不可能的？

03

在不能对制度做大的变革的情况下，也必须承认，制度中微小的变动也会对结果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取决于制度中有多少成分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

作者在书中也讲到了这方面的例子。例如，在巴西，之前一直沿用比较复杂的纸质投票制度，这种方式将大部分未受过教育的选民排除在外。20世纪90年代后期，巴西引入电子投票制度。投票者可以通过电子显示屏看到候选人的照片，并在一个简单的界面上选择候选人的号码，完成投票。引入这种电子选举制度的城市，其投票结果中无效票数比为引入城市要低11%。

没有明显的政治冲突，仅仅通过一个科技方面的改变，巴西穷人就一样就被纳入了巴西政体。

因此，糟糕的机制是贫穷国家的通病，但这种病又很难彻底治愈。政治局限性是真实存在的，这使我们很难找到解决大问题的方法。

但是，在改进机制及政策方面，仍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认真了解每个人（穷人、公务员、纳税人、当选政客等）的动机及局限性，可以更好地制定出有效的政策及机制，避免腐败或渎职现象的发生。

也就是说，作者的观点是通过改良而不是变革的方式来改变糟糕的机制的影响。通过专注于具体、可测量的计划，或许以某种有限的方式，甚至在一种糟糕的机制环境中，我们可以成功地消除贫穷，让人们变得更富有、更有文化，开启一个良性循环，由此，良好的机制便会随之而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