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强劲的大脑
我有一个梦想,终有一天我将拥有强劲的大脑。纷繁复杂的世界,在我双耳之间澄明有序。
我能否练就推理能力,把握思辨世界的隐藏脉络?
我能否学会转念思考,在不同思维模型之间自如切换?
我能否在概念的抽象楼宇中拾级而上,向更高等的文明进发?
我能否按下象征的快捷键,把文化里凝结的诗意,一键还原?
我能否获得俯瞰视角,看清世间的大走势,大格局和大模型?
我能否理解选择的无限可能性,赋予自己走向终点的勇气?
推理: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维特根斯
在武侠小说里,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桥段:一位身负大仇的青年,无意中跌落深谷,遇到一位世外高人,从此拜他为师,经历几番寒暑,练的一身武功。出世之后,大杀四方,恩仇得报。
那么在真实世界中,也有这样与世隔绝的练功厂吗?
有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大脑,而这门绝世武功就叫“推理”。
最典型的推理当属数学,从简单的“a比b高,b比c高,由此推算出a比c高。”到最高级的数学前沿理论,数学因为严密的运算体系,自洽的逻辑闭环,成为无数优秀大脑青睐的一项技艺。
举个例子:有一次吴军老师参加一个关于“一带一路”的座谈会,有领导问:“吴教授,咱们关起门来讲,中国输出了那么多资本,最后钱能回来吗?”
吴军老师的回答是:“挣得回来挣不回来,我不知道,因为这里面牵扯太多的因素。但是资本输出和帮助其他国家富裕这两件事都必须做,我可以从数学上证明这两件事的必要性。”数学能证明投资的必要性?听起来很奇怪。
吴军老师继续讲:今天(2018年为准),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了世界的平均水平,总的经济体量已经居世界第二,占全世界经济总量18%,那么中国还能不能维持过去的增长速度呢?从数学上来讲,根本做不到。
我们就假定中国经济能够按照每年6.2%的速度增长,再过40年,中国GDP大约能增长十倍。而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只有2.34%左右,那时中国的GDP大约能占到全世界的50%。这时候矛盾就出现了,那时全世界都没有足够的财富买得起中国不断制造的产品和不断提供的服务。这时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提高世界其他地区的购买力和经济增长,另一个是让中国经济增长降到世界的平均水平。
后者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于是借钱给其他国家购买中国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发展自身经济,就是中国不得不做的事情了。至于投资和贷款能否拿得回来,那就要看具体情况了,这不是数学问题。
学习数学最有价值的地方是,接受一种逻辑训练,形成理性思维的习惯,在活中善于找出矛盾,发现问题,然后用逻辑的方法找到答案并采取行动。——吴军:《吴军数学通识讲义》
但数学的世界里,毕竟只有数学与公式,太骨感了。要锻炼我们的大脑,有没有更丰富,更有趣的方法?当然有。
文学也是数学吗?
有一种文学叫推理小说,同样能对我们的逻辑推演能力进行锻造。典型的推理小说有两类,都能给我们推演的快感,但是效果不一样。
看《福尔摩斯探案集》的时候,我们是跟随情节的展开,不断往陌生地带进发。从案发现场的脚印推断凶手的身高和衣着,以来客袖中的磨损程度判断他的职业,凭对方裤脚上的红土指认他到过某个去处,由一个线索牵扯出新的线索。这当然很过瘾,我们也会对主人公极强的观察力和归因能力佩服至极。但与之相比,我更喜欢另一类小说——以阿加莎·克里斯蒂为代表人物的本格推理。
在这类小说里,没有陌生地带,所有线索和嫌疑人都被摆在台面上。只要你能找出文中隐含的证据,就能准确地找出真凶。但阿加莎厉害的地方在于,即便告诉你所有的事情你还是猜不到真凶是谁。
推理作家呼延云说,他看阿加莎的书有一个习惯:“在最后揭露凶手的时候,拿纸盖住它,抱着小心翼翼的心情,一点一点往下看。我想这么多的人物我都看过了,总能猜出来吧,但却总是猜不对。”我也一样。每次我在那个揭发真凶的时刻,都是又兴奋,又懊恼,就像是偷看了一道做不出来的数学题的答案。
我会向这样的时刻脱帽致敬。虽然阿加莎的名作《尼罗河上的惨案》《东方快车谋杀案》也被拍成了电影,但是只有读她的小说,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那种丝丝入扣般推演的精妙,层层剥茧般解谜的乐趣。
当然,本格推理说的情节在现实社会中几乎绝无可能发生。它的前提设定往往非常荒谬。但是别跟这种荒谬感较劲儿,就像吴军老师说数学:“我们在生活里有时不得不面对非常复杂的问题,里面有很多噪音,难以一一滤出,这时就需要掌握一种工具,让我们能够不受噪音影响做出正确的判断。而数学常常是我们可以信赖的工具。”好的,本格推理小说就是文字组成的数学,用简单的设定,把我们和现实世界的噪音隔开,他对我们大喊一声:“好吧,闲人已退避,让我们在自己的脑子里操练起来!”
学术也可以破案吗
在研究《红楼梦》的学术流派中,有一派叫“索引派”。这一派的名声其实不太好。因为他们常常穿凿附会,用各种近似猜字谜的手法来推想作者的原意。其中有太多独断法证伪,也没有逻辑推理的过程,甚至是胡闹。
举个例子:说作者写《红楼梦》,有反清复明的政治意图。为什么呢?因为贾宝玉说过:“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汉”字是水字旁,所以曹雪芹在肯定汉人;而满人又称“達達”人,你看这个“達”字,起笔是个土啊,所以作者曹雪芹在贬低满人。说作者写《红楼梦》是怀念明朝。为什么呢?贾宝玉喜欢红色,红色不就是朱色吗?想想朱是谁家的姓?明朝皇帝的姓嘛,破案了。
我看到这些段落时常常哈哈大笑,不是嘲笑,是真心佩服。“亏他想的出来”。
虽然这不是推理,但还是给了我做数学题的快感:这里捅捅,那边戳戳,突然通了,世界忽然变成了井井有条的样子。好玩!至于是不是真相,不重要。
更好的推理派红学,是我见过的一本奇书——陈大康先生写的《荣国府的经济账》。这本书里提到了一个我从没有想过的问题:林黛玉进贾府,到底是一个孤苦伶仃的穷亲戚寄人篱下,还是一位富家小姐带了一大笔钱找了个临时监护人?
说白了,林黛玉到底有没有钱?这个问题《红楼梦》里是没有明确说过的。那就看陈大康先生的手段了,他是这么论证的:
⑴贾府和林府联姻,必然门当户对。
⑵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做过兰台寺大夫,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有学问。但别忘了他后面当上了巡盐御史啊,从“极雅”换到“极俗”的工作,当然可以快速积累财富。
⑶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以及与曹家关系密切的李煦曾当过巡盐御史,他当然知道巡盐御史能有多少钱。
⑷林如海临死的时候,贾母派贾琏去了一趟,自然有帮着料理后事的意思,也肩负着接收林家家产的使命,贾琏带着黛玉从苏州回北京,走大运河,一个月足够。但是书中交代这一趟花了四个月,可以推想他是在清点、接收林家家产。
⑸“林家实没了人口,纵有也是极远的”。这是《红楼梦》留下的线索,既然家里没人了,林如海的遗产不给黛玉,还能给谁呢?
⑹黛玉进贾府之后,有一次王熙凤拿她和贾宝玉开玩笑:“你给我们家做了媳妇,少了什么?”指宝玉道:“你瞧瞧,人物儿,门第配不上,根基配不上,家私配不上?那一点,还玷污了谁呢?”贾宝玉当然是有家私的,既然配得上,那黛玉也有家私,而且规模应该差不多。
⑺贾府里所有人,包括贾宝玉和其他寄居的亲戚,每个月的月钱都是由王熙凤来发,唯独林黛玉的月钱,是贾母按时送来。可以推想,林家流入贾府的钱财,归贾母保管,用在林黛玉身上的那部分,有点专款专用的意思。
⑻书里反复交代,贾府已经没落了,入不敷出。可是后来突然有钱造了一座大观园。你猜猜,这一大笔钱是从哪里来的?
《荣国府的经济账》对这个问题的推理,比我这里写的寥寥几笔细致多了,论证过程丝丝入扣,看得我简直要手舞足蹈。
一章读完,我长舒了一口气,感觉彻底破案了。但是转念一想,这不就是个小说吗?曹雪芹也不能活过来鼓掌:“这就是我想说的,恭喜你答对了。”
在一个虚构的情节里,就用原来的砖石草木继续起造楼台,居然也灿然可观,佩服啊佩服。
这只是一个文字推理游戏吗?不,这番功夫是可以当真拿来破案的。《红楼梦》研究史上有一个大案:前80回,后40回,是不是同一个作者写的?
陈大康先生大学时代是数学系的学生。20世纪80年代,他把72万余字的《红楼梦》前前后后查检了上百遍,获得了约2万个数据,一番推演之后破案了,而且是铁证如山。
经过一遍又一遍的点数,我对作品的语言风格也越来越熟悉。这时有些念头会突然在脑海中闪过,提醒自己应做深究。这些念头怎么会冒出来?我至今没有弄明白。也许是点数点的多了,自然产生了语感的缘故。
譬如对“索性”这个意思的表达,我突然感到前80回是用“越性”这个词。只有后40回才用“索性”。
又如前80回喜欢用“越发”一词,但在后40回里,同样意思的表达却是用“更加”一词。前80回一般用“才刚”一词,而后40回里却是用“刚才”。
在前80回里,就连尊贵的王夫人或清雅的林黛玉也难免有时要说个“屁”字,后40回的作者似乎很不屑于使用脏字,在那二十多万字里只出现过两次。诸如此类的用词差异发现了27种,而对每次的发现需要将《红楼梦》查阅一遍以证实。
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最后的结论是:作者前80回的语言风格完全一致,确为一人所写。后40回的语言风格有明显差异,应非出自曹雪芹之手。
在第81回到第100回之间,当含有少量的曹雪芹的残稿。不过运用数理语言学做统计分析,只能指出残稿所在的区间,却无法确定究竟哪些内容属于残稿。——陈大康:《荣国府的经济账》
历史学也是推理游戏吗
同样的事情也出现在历史学里。历史学的使命是发现历史真相吗?不尽然。很多时候历史学也只是在玩推理游戏。
一堆残砖碎瓦,用逻辑论证拼来拼去,最后画出一张依稀可辨的图,这本身就是历史学的趣味。正如朱莉安·巴恩斯说的:“不可靠的记忆与不充分的材料相遇,所产生的确定性就是历史。”再介绍一本奇书:李开元的《秦谜》。
这本书向我们抛出了一个悬案:秦始皇有皇后吗?历史中完全没有记载。但是别忘了,秦始皇可是有二十多个子女哦。那么问题来了:秦始皇的皇后是谁?为什么秦始皇的后宫被人刻意地从历史中删除了?
请看看李开元的论证过程:
⑴根据继承了秦国制度的汉朝初年的情况来看,秦始皇应有正夫人一人,侧室多人,结不结婚对帝王来说,不是个人意愿问题,而是制度问题。
⑵按照秦国制度,22岁行冠礼,就是成人礼,然后马上就该结婚,所以秦始皇结婚应该在23岁。
⑶秦王的婚姻多由太后决定。一般而言,太后为秦王选定的王后往往是自己的娘家人,也就是自己出生国的人。
⑷嬴政即位时,太后有三位。但是等他到了结婚年龄时,能做主的只有华阳太后。华阳太后是楚国人,她为孙子嬴政选定的王后应当就是楚国人。
⑸历史上,秦楚联姻是惯例。
⑹秦始皇的长子扶苏是他的继承人,应该就是皇后的儿子。但是秦始皇一直在楚国系外戚的包围圈里,与他们有道不尽的恩怨,因此有强烈的戒备心。有理由相信:他担心楚皇后的长子扶苏即位后,政权再一次落到楚系外戚的手中。
⑺秦始皇发起过焚书,把六国的史书全烧了,秦国的没有烧。但是既然焚书的活已经点燃了,他何妨顺手把自己后宫的记录做个删除呢?
那么问题来了:秦始皇有一位楚国的皇后,这是事实吗?
不知道,但是这个推理过程中的乐趣我们是感受到了,妙哉妙哉。你如果愿意读很正式的学术书籍,也一样能体会到这种推理的乐趣。赵鼎新老师的《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用现代数据分析的方式来推算古代一个国家的战争能力,很开脑洞。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在一定时间内主动攻击他国的次数越多,该国家的总体实力就可能越强大。以此作为指标,在整个春秋时期,楚国主动发起的战争有111次,而晋国主动发起的战争仅有90次。更次者,在同一时期,齐国主动发起的战争有70次,秦国仅44次,这些国家的军事实力由此亦可分其轩轾高下。
此外,由于当时军事后勤运输能力极其有限,因此春秋初期的大多数军事争端均发生在邻国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主动发动战争一方军队的平均进军距离,可以体现该国实力的强弱。
齐国军队的军能力在齐桓公死后不久,便从顶峰时的约五百公里下降到三百公里左右,秦国军队的进军能力因在进军中原途中受到晋国的阻挡,而在整个春秋期间始终保持在三百多公里。晋国军队的平均进军能力明显高于齐桓公死后的齐国,略高于秦国,但基本稳定在三四百公里之间。相比较而言,楚国在公元前650年以后的军队进军能力基本保持在400~600公里之间,大大高于其他三个大国。——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你看求知的乐趣,不仅是探索未知,更是在已知地带再造乾坤。在绝大部分场景下,这个世界都是在和我们“打明牌”:把所有线索都摊在桌面上,就看你有没有本事,找到独特的路径把它们串联起来。
这种本事可以在阅读世界中反复练习。我们每一次沉潜其中,都会神游妙趣。而回到现实世界的时候,我们又会变得更厉害一点点。
话说孙悟空学成下山,师傅菩提祖师道:“你这去,定生不良。凭你怎么惹祸行凶,却不许说是我的徒弟。”好的,我们不说。我们不告诉任何人,是在哪里练就了如许功力。